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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岸:社群媒體,是否必然走向分眾極化?

我們對互聯網的感知,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種事後反饋?對於互聯網話語的元分析,如何揭示技術政治的內在矛盾?


在被遮蔽了多年之後,我們終於衝破算法與超鏈接的迷霧,目睹了世界的四分五裂。圖為將二維碼打在一名使用電腦的人身上。
夕岸:在被遮蔽了多年之後,我們終於衝破算法與超鏈接的迷霧,目睹了世界的四分五裂。攝:KACPER PEMPEL/REUTERS

前些日子,端傳媒刊發了評論《數位利維坦君臨的前夕》,從社群媒體上極端思潮的崛起看數位利維坦的湧現。的確,從阿拉伯之春的折翼,到歐美各路極端思潮的發軔,從極權國家新媒體策略的日臻成熟,到民主社會中演算法控制的無所不在,互聯網的革命性意涵,已經漸漸被反烏托邦的黑暗論述所取代。本文希望藉此機會,澄清和延展出一些尚未解決的數位政治謎題,並勾勒出目前數位政治發展和論述的內在矛盾。

首先,在基礎現象層面,數位媒體與極端思潮間的因果機制缺乏探討。作為算法社會核心的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現象,其概念是 Eli Pariser 2011年提出的,但類似現象,比如「網絡的巴爾幹化」,已經存在至少十年以上。在分析2004年美國大選博客鏈接關係時,學者 Lada Adamic 就已經發現了博客按照政治光譜集聚,觀點難以跨意識形態傳播的現象。然而,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出現了極端主義的興盛?前者是否真的助長了後者?其次,極端政治的線上與線下行為存在怎樣的聯繫?如何估測網絡邊緣社群的實際影響力?

再者,從數位政治環境角度,數位平台的過濾泡泡,是否是互聯網中心權力壟斷的結果?網絡不同層面的去中心和再中心趨勢如何互動?

最後,從分析視角來看,我們對互聯網的感知,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種事後反饋?對於互聯網話語的元分析,如何揭示技術政治的內在矛盾?

數位媒體與過濾泡泡

數位媒體發展與極端思潮之間的內在聯繫,從來都不是全新的議題。互聯網剛剛起步時,學界就早有類似爭論。傳統傳播理論認為:互聯網大大降低了人際溝通的交易成本,各種邊緣群體(fringe groups)也有更多空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但另一方面,在逐步飽和的「注意力經濟」下,邊緣群體又很難衝破既有的網絡結構,招募到足夠多的支持者。

正是在這樣勢均力敵的爭論之下,過濾泡泡的提出,扭轉了話語的天平。人們開始更多相信網絡平台鼓勵人們抱團取暖,黨同伐異,從而強化了極端觀點。但有意思的是,儘管歐美的網絡分析家們不斷警告人們過濾泡泡的潛在危害,大部分實證研究卻並未能證明這一點。

相反,南卡信息學院的 Jang 在實驗中發現,在多線程工作的環境下,人們幾乎不存在選擇性接受極化信息的問題。他在另一項在線行為跟蹤調查中發現,如果不是存在既有的宗教觀念和太多的先驗信息,人們會傾向於查看挑戰自己立場的科學信息。

由此引申出的一個問題是,面對超量的信息,並不是每個人都會陷入依賴直覺的反應模式。面對多線程,超體量的信息環境,個體完全可以超越簡單的站隊。另一方面,就算是極端政治的追隨者,也不見得是井底之蛙。學者 Dvir-Gvirsman 的深度訪談發現,極端政治的信奉者並非不了解對立觀點的存在,然而即使暴露在對立觀點下,也未改變他們對極端政治的信仰。

另一方面,相比傳統媒體平台,社交媒體並沒有在結構上提供更多的黨派極化意見。早在 2010 年,也就是過濾泡泡提出之前,克拉克獎得主 Gentzkow 與 Shapiro 就在研究中指出,沒有證據表明網絡在鼓勵極化意見。2014年公布的一項聯合研究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顯著促進受眾極化的媒體,是電視和廣播,而非社交媒體。

如今,政治傳播教科書也不得不承認,互聯網使用者相對傳統媒體受眾,更能意識到對立觀點的存在。傳統媒體是沉浸式的結構,個體可以選擇只看一家之言。數位媒體的特質則在於漫遊,哪怕整個算法再精密,都不可能完全過濾掉反對意見。

極端政治的線上表現

數位政治的討論常常出現概念的偷換,互聯網極端政治也不例外。評論者常常忽視區分兩個層面的現象:極端思潮的出現,不代表這種思潮的流行。演算法社會給了極端思潮登場的空間,但極端思潮的流行,絕對不能都歸罪於數位媒體。

將這兩者區別開來的,是一個「可見性」的問題。自網際網絡誕生開始,極端暴力和反社會的互聯網亞社群,一直潛伏在各個犄角旮旯(角落)。這兩年逐漸為人所知的「暗網空間」也一直都存在,只是普通人通過正常手段搜索不到罷了。因此,比起討論極端政治是否在互聯網上有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極端話語如何能突破既有的傳播結構限制,被主流社會所聽到,進而招募到更多的追隨者,甚至成為日常生活的政治。

極端思潮的線上招募,永遠都不能脱離線下的網絡進行單獨分析。目前,極端思潮在線上的流行,與線下動員的關係不甚明晰。這也是數位社會網絡分析一直要面對的問題:線上的連接究竟是線下動員的原因,還是線下動員的結果?線上的流行度也很難轉化為準確的指標。極端政黨在網上收穫了更多的粉絲,是否意味着其具備更高的動員力?一個極端政黨的臉書關注數目大大超越了其支持度,究竟其實際支持度是被低估了,還是被高估了?

舉例來說,因為捲入刺殺女議員事件而再次聞名的英國極右政黨「英國人優先」(Britain First),在臉書專頁上得到了140多萬個讚,是其他政黨的兩三倍。但是據一個卧底參與其大會的年輕人敘述,他們去年末的政黨大會只有30到40人參加,缺乏系統的議程,只是重複一些既有的論調。

然而,相反的證據也依然存在。最近 Science 雜誌對 ISIS 線上招募的研究發現,真正的 ISIS 支持者談論的話題和普通的交流閒談(mundane chatter)很不一樣──他們的討論集中在行動細節,如何獲得資金,解決技術問題等等。在多方抵制面前,他們的網絡具備超強的韌性,即使審查後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死灰復燃」。

因此,極端政治的網絡關注度,並不是測量其真正實力的指標。網絡政治社群的動員結構才是關鍵。有些極端思潮雷聲大雨點小,有些則具備發酵成實體政治的潛力。

去中心,再中心與數位利維坦

《數位利維坦》一文認為,臉書和谷歌等互聯網巨頭,作為壟斷的中心權力,在積極規範一種去中心,點對點的秩序,間接為極端政治推波助瀾。這是一個大膽又不乏深刻的論斷,不過,我們還需要在兩個方面加以澄清。

首先, 表面分散、內裏集中的主流網絡空間,不一定是極端政治主要的温床。由於主流商業公司的自我審查和志願者的伏擊,極端思潮在歐美主流社交媒體上的存活期很短。相比之下,俄羅斯的 VKontakte,各類匿名社交網站,加密聊天工具成為了極端政治最主要的集結場。ISIS 熟練運用 Telegram,Wickr,Signal 和 Diaspora 等進行線上溝通。關於如何製作武器,實施網絡攻擊的教程,基本都是通過Telegram傳送,很多更機密的文件,則存儲在不聯網的 CD 和 USB 中,通過快遞和旅行者進行傳遞。由於數據存儲的分布,監管者沒有辦法清除這些動員機制。和當年將信息藏在加密色情視頻中(Steganography)的基地組織一樣,ISIS 比監管者更清楚監控社會的運行規則。

另一個例子是基於地理位置的匿名社交網站 Yik Yak。自2013年由兩位畢業生創辦到現在,Yik Yak 一直都是校園仇恨言論的大本營。從密蘇里大學到西華盛頓大學,匿名發布的種族仇恨言論屢禁不絕。除了日常的校園生活吐槽,性別歧視和網絡霸凌也是一貫的主題。有意思的是,Yik Yak並不擁有良好的用戶體驗,它的流行僅僅限於高校學生,網絡流量只能勉強擠進美國社交網絡前三十。

這也帶出了第二個問題,即全球互聯網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般集中化。從用戶實際使用的角度看,不同的網絡社群經常佔據不同的賽博空間(cyber space),而文化和語言因素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技術宅男們常混跡於 Reddit 版塊,法國人使用 Viadeo 超過 LinkedIn。俄羅斯人愛好 Yandex,前蘇聯國家都用 VKontakte。當然,這樣的去中心趨勢正受到巨頭們的挑戰。南非的 Mxit 曾經是非洲最大的移動社交網絡,然而隨着臉書和微信的進入,Mxit 終於於去年宣告停運。

很多極端政黨,比如希臘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仍然主要依靠 YouTube 和臉書進行宣傳。然而越是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斥,極端思潮運用另類網絡空間的能力似乎就越強。在賽博空間變得進一步扁平化之前,極端主義永遠可以利用另類網絡進行動員。所以,與其說極端政治是在反對傳統媒體的不作為,不如說它在反對整個西方主導的信息系統,包括逐步走向壟斷的互聯網架構。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和全世界社運人士的鬥爭策略產生了奇妙的共鳴:利用互聯網中尚存的非主流力量,去推動己方的事業。

互聯網分析與元分析

研究互聯網,不僅需要研究其內在結構與歷史變遷,還需要各種更高層次的「元分析」(meta analysis,或稱後設分析)的介入,需要理解在不同的歷史關口,人們如何感知媒介環境,如何解釋互聯網與社會政治之間的聯繫,如何理解各種主流和邊緣話語本身,又如何形塑了數位政治的走向。

毫不誇張地說,目前所有關於數位政治的討論議程,在十五年前都已經出現。與矽谷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網絡時評中,人們提出各種抓人眼球卻過於簡單的術語,傳媒加以推廣,很多概念新瓶裝舊酒,就又進入了大眾的流通領域。Langdon Winner 三十多年前的問句「技術物有政治性嗎」,如今成了無數概念的祖師爺,然而這不是一個新問題了。

越是離受眾遙遠的事件,人們越是傾向於用網路新媒體的框架去討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也許是因為互聯網對大家來說更有直觀體驗,比討論其他因素,如歷史遺產與實體政治,要來得方便。可是,數位政治看似容易觀察,卻多義與繁雜,結論相反的論證層出不窮:網絡促進了參與,也消解了抵抗,推動了多元,又製造了極化。有些機制已經被證偽,而更多的判斷只適用於很小的場域。於是,相關討論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力場:社會左轉,技術論調革命化,世界右轉,技術話語悲觀化。事後歸因的謬誤(post hoc fallacy),成為了技術爭論中最常見的邏輯陷阱。

當然,謬誤本身又是有意義的。對社交媒體與極端主義因果聯繫的思考,儘管不成熟,卻促使人們獲得了對他者的洞察。在被遮蔽了多年之後,我們終於衝破算法與超鏈接的迷霧,目睹了世界的四分五裂。

(夕岸,互聯網政治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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