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非裔美國人奧巴馬入主白宮，與眾多黑人政商精英、文化體育明星一同宣告美國已進入「後種族時代」，即基本上不存在種族問題的時代。確實，20世紀50至70年代高漲的黑人自由運動，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分層。特別是原先滲透於南方法律、北方習俗與公共政策的種族歧視，已被明令禁止，民眾對種族問題的認知水平也大為改觀。
然而近幾年來，美國種族矛盾凸顯。2014年的多宗白人警察殺死黑人事件（例如埃里克加納、米高布朗、弗雷迪格雷死亡案）過去不久。而就在上週，美國又發生三宗與種族矛盾有關的槍擊事件。7月5日，在最南的路易斯安那州，正在兜售光碟的小販史達寧（Alton Sterling）被警察制服倒地後連轟五槍死亡。7月6日，在最北的明尼蘇達州，卡斯蒂爾（Philando Castile）主動告知警察自己有持槍許可，在搜尋身份證件時，被警察射殺。7月7日，在達拉斯市中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集會現場，五名維持秩序的警察被黑人退伍軍人米卡．約翰遜（Micah Johnson）射殺。
儘管難以判斷殺死史達寧及卡斯蒂爾的白人警察是否是種族歧視者，但是此類事件頻發，點燃了黑人反對種族歧視與壓迫的怒火。美國全國範圍內，爆發了眾多反對警察暴力執法、要求伸張正義的遊行。而約翰遜射殺白人警察，更反映出美國尖鋭的種族矛盾仍然存在。「美國成為後種族社會」只是一個神話。
奧巴馬時代的「制度性種族歧視」陰影
2008年在費城的一次演講中，奧巴馬曾表示：「我此生不會忘記我的成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是不可能的。」誠然，奧巴馬最終當選美國總統，頗具歷史意義。但是與少數黑人的成功故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絕大多數黑人貧困且沒有保障的生活。黑人內部懸殊的階級差異，使處於社會經濟階梯頂端的黑人無法代表黑人整體。
奧巴馬當政期間，復甦的美國經濟並未真正惠及黑人，反而繼續拉大黑人與白人的貧富差距。Newsmax 記者詹尼佛．希基指出，奧巴馬上任至今，黑人年收入中位數下降了10.9%，而白人年收入中位數則上漲了3.6%。貧困導致了一系列問題：30%的黑人兒童受到飢餓困擾；25%的黑人女性沒有醫療保險；65%確診愛滋病感染者為黑人女性。白人家庭平均年收入是黑人家庭的14倍。
嚴峻的黑人貧困問題，只是奧巴馬時代種族歧視的表現形式之一。屢次出現的白人警察殺死無槍黑人卻被判無罪，亦揭示出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公。如美國司法部就曾調查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警察局，指出該局警察的「執法模式為過度使用暴力」。2014年11月，僅在兩週內就有兩名非裔美國人（Tanisha Anderson 和 Tamir Rice）被該局警察殺死。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嚴重和普遍，很難以警察個人的種族歧視傾向來解釋。不論是貧困問題還是「犯罪黑人化」，美國當前的種族歧視，主要是制度性或結構性的。「制度性種族歧視」，即指導致美國黑人貧困、破產、犯罪、患病乃至死亡的政策、項目和慣例。其中最明顯的一項，便是行政與司法系統對黑人「貧困與犯罪」的打擊。
監禁黑人，與種族隔離相差無幾
美國民權律師、法學教授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認為，大規模監禁黑人是「新吉姆．克勞法」（The New Jim Crow）。她說，這一「種族化的社會控制系統，頗具綜合性和欺騙性，與曾經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法驚人地相似」。亞歷山大指出，導致黑人大規模入獄的「並不僅僅是貧困或選擇錯誤，而是一個新的種族等級制度」。
非裔美國人入獄比例很高。雖然非裔美國人僅佔美國總人口的13%，但是黑人在押犯人數卻佔美國在押犯總人數的43%。據美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數據，非裔美國人的入獄率是白人入獄率的六倍。提交至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份報告指出：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國人至少在一生中入過一次獄。沒有犯罪紀錄的黑人的就業率，也只與有犯罪紀錄的白人大致相當，出獄的黑人則幾乎沒有機會從事正當職業，只能犯罪以求生存。更重要的是，黑人大規模入獄，強化了早已根深蒂固的種族成見——「危險」、「邪惡」、「非人」。所以，在明尼蘇達州，當警察得知費蘭多．卡斯提爾有持槍許可時，恐懼萬分以致開槍將之射殺。
非裔美國人遭受的警察暴力執法，和大規模監禁，是制度性種族歧視的產物。歷史學家基昂卡﹣雅瑪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等指出，美國民權運動後，導致黑人大量入獄、警察暴力執法的結構性因素主要包括尼克遜（尼克森）和列根（雷根）的「反毒戰」、克林頓（柯林頓）的反犯罪政策、小布殊（小布希）的「反恐戰」以及廣泛採用的「破窗」效應理論，每一結構性因素，都以前者為基礎。
第一，反毒戰。儘管美國政府數據顯示，非裔美國人的毒品犯罪率與其他種族大致相同，但是有研究表明，在罪行相同的情況下，黑人的入獄機率是白人的兩倍。而且，黑人一旦因毒品犯罪入過獄，就不再享有投票權，也不能享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更加難以改變貧困的生活。此外，反毒戰有針對黑人的嫌疑，因為其打擊對象霹靂可卡因（快客可卡因）的主要吸食者，是內城的黑人，所以向霹靂可卡因開戰，基本上就是向貧窮黑人開戰。
第二，反犯罪政策。打擊犯罪是克林頓政府的核心工作。1994年，克林頓力推的《暴力犯罪控制與執行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擴大了死刑的適用範圍，規定終身監禁也適用於非暴力犯罪，大幅增加警察人數，撥鉅款興建監獄，並提出了「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 Law）的刑罰原則。1996年，克林頓又力推《反恐及有效死刑法案》，進一步限制在押人員尋求減刑。由於反毒戰尚未結束，非裔美國人繼續成為主要執法對象。又因為反犯罪政策以監禁為打擊犯罪的主要手段，且限制監犯尋求減刑，黑人大規模入獄的問題更加嚴重。
第三，反恐戰。2001年「911」事件後，《愛國者法案》通過。「警察亦處於反恐戰前線」成為共識。因此，五角大樓將更多的軍用裝備轉交至地方警局，加劇警察裝備軍事化。但並未加強對警察的管理和培訓。此外，聯邦政府還為地方警局提供經費，使之能購買軍事裝備。持有強殺傷力武器的警察不知輕重，更易在執法時過度使用暴力。又由於非裔美國人仍是主要執法對象，黑人因此更易遭受警察暴力執法。
第四，「破窗」效應理論。保守派學者詹姆斯．威爾遜和喬治．凱林提出「破窗」理論，強調打擊輕罪，有助於遏制更為嚴重的犯罪。儘管毫無證據證實該理論有效，但警察據此重點打擊所謂的「生活品質罪」（Quality-Of-Life Offenses），例如塗鴉、隨地大小便、在公共場所飲酒。上世紀末，這一理論在美國被廣泛採用。由於此前的結構性因素已使黑人成為執法的主要對象，又因為犯生活品質罪的往往是工薪階層和貧困者，「破窗」理論要求警察更多地在黑人社區巡邏，對黑人社區的影響最為嚴重。
從民權運動，到「黑人的命也是命」
真正劍指美國制度性種族歧視頑疾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該運動始於2013年非裔美國人抗議警察暴力執法的網絡運動。2014年夏，米可．布朗被白人警察射殺後，運動從網絡走到現實。
到目前為止，美國共爆發了大大小小數千場「黑人的命也是命」遊行示威，包括兩場全國性抗議警察暴力的大規模遊行，分別於紐約和華盛頓舉行。2016年7月，史達寧和卡斯蒂爾被白人警察槍殺後，美國多地再度遊行。
「黑人的命也是命」已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如民主黨的桑德斯和希拉莉（希拉蕊）皆強調「黑人的命也是命」，並否認美國已進入後種族社會。他們承諾改革刑事司法制度，解決黑人大規模入獄問題。
與「黑人的命也是命」唱反調的，是「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後者指責非裔美國人過分強調種族歧視與自身貧困、犯罪率高等問題的因果關係。認為政府優先解決黑人的問題，就等於宣告「黑人的命比其他種族的命更重要」，甚至會導致「逆向種族歧視」。然而事實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參與者與支持者，從未否認其他種族的命也是命。
「所有人的命都是命」的邏輯與「美國進入後種族社會」的邏輯類似，企圖掩蓋黑人仍受歧視與迫害的真相。當「黑人的命也是命」要求全社會直面犯罪的黑人化、黑人的非人化、黑人的命在種族歧視者眼中並不是命時，「所有人的命都是命」反對黑人對種族歧視這一頑疾的揭露，鼓吹應不分膚色，其後果是免除政府和社會改善黑人境況的責任。
其實，從民權運動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種族歧視運動在本質上是「解放全人類」事業的一部分。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採用了社會學家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的交叉性身份理論，認為非裔美國人遭受的歧視和壓迫，並非只是種族的，還有性別、性取向和階級維度。因此，今天所要實現的黑人自由，其實是擺脱種族、性別、性向和階級壓迫的自由，即人類的自由。所以，「黑人的命也是命」其實是確保「所有人的命都是命」的前提。正如歷史學家羅賓．凱利（Robin D. G. Kelly）所言，「非裔美國人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
（紫鋒，康奈爾大學 Africana Studies 黑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