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
中國著名的外交家吳建民不幸因車禍去世，引發公眾去回顧他在世時積極參與的一些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辯論。吳建民被公認為是外交上的「鴿派」，近幾年更因為和所謂的「鷹派」人物羅援少將以及《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等進行辯論而使其觀點廣為人知。他也是重量級的退休外交官，因為從事職業外交四十餘年，擔任過相關領域重要職務，也善於著書立說，再加上本人風姿過人，頗有明星風範，無論職業資歷、學識和個人形象而言都讓人心嚮往之。但是，在當代中國特有的政治言說環境下，吳先生也是一個毀譽參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人物。
吳建民的外交思想，其實也並不深奧和複雜。他的觀點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大致總結如下。
第一，中國必須保持對外開放，要深入了解外部世界，在開放中求合作共贏。在他看來，中國在過去幾百年來落後於世界，主要原因是自我封閉的問題。如他在多次演講中屢屢提到的，「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走向世界取得大發展的機遇。這個機遇被中國人自己丟掉了，如果我們中國人沿著鄭和下西洋這條路走下去，世界的歷史要改寫。中華民族過去100年受屈辱的歷史就不可能出現。」 此後也是不斷失去各種機遇，比如「如果康熙大帝也出國訪問，對外開放，之後的屈辱史也不會發生」。這種局面直到鄧小平時期才改變，而鄧能這樣做的原因是他曾經留學法國，見識過外面的世界，受益於文明對話。總之，「在現代，凡是我們正確地認識世界的時候，我們國內的方針也比較正確，我們的事業就大踏步前進；凡是我們對世界看錯了的時候，我們國內方針也會出問題，我們就倒大霉」。
第二，吳先生深信國家之間之間要聚焦合作而不是鬥爭。他認同鄧小平所說的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深信這個時代的遊戲規則是「正和博弈，合作共贏」，對全球化的信念至死不渝。第三，他幾乎無條件地堅決反對以戰爭方式解決任何問題。
第四，他堅決反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吳建民來說，民族主義打著「愛國」的旗號，民粹主義裝扮出「為民請命」的樣子。對此他的名言是，「民粹主義的本質是反對改革，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反對開放。」
第五，在上述理念基礎上，他主張中國應該堅持韜光養晦，認為拋棄這個政策會把中國帶向災難。 「韜光養晦要管100年」，這句話網絡謠傳是吳建民所說，但其實是他轉述中國前總理温家寶，這讓吳建民在某些民族主義者那裡備受詬病，但其實這個立場吳是堅決支持的。
吳先生這些觀點，以體制內的標準，其實也是中規中矩的。基本上，這就是鄧小平的外交思想的小結，本應該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正宗。吳建民以一位資深外交官的身份，數十年來身體力行貫徹這套外交理念，退休後不遺餘力推廣堅持之，這本是在堅持他自己的本分。在這個意義上，恐怕很難理解為什麼言行並不出格、鼓吹和平合作温和外交路線的吳建民，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多攻擊。這種「反常」現象的出現，與中國社會日漸變得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思潮有關。
現代民族主義的誕生，自有其人性、歷史、文明和國際體系結構的根源，而民族主義的存在，也是一個客觀現實。人們藉助民族共同體將自己與其它民族國家成員區分開來，對這個共同體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希望它受到尊重，願意保衞它的利益，這種情感既有其歷史源頭，也是人類一種團結求生的本能。在主權國家林立的現代社會，這種情感的意識形態化表現，就是民族主義。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下，在帝制解體，傳統制度崩潰之後，民族主義日漸成為全社會的共同信條，成為動員社會資源進行現代化的共享意識形態，而不論個人或群體的政治背景與信仰如何。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民族主義需要得到正視和引導。
但民族主義往往也是災難之源，並且因為其帶有天然的自我正義感，而容易變得極端、惡性和不可控制。如筆者在一篇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章中曾經辨析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本身就是一場狂熱民族主義的悲劇。 （王江雨：《狂熱民族主義的悲劇──一戰前歐洲國際關係給當今東亞形勢的啟示》，《南方人物週刊》2014年第6期）
如前所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是建設一個主權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動力資源。如余英時所指出的，百年來，中國社會演進的最大的驅動力就是民族主義。 「一個政治力量是成功還是失敗，就看它對民族情緒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夠得到民族主義的支持，某一種政治力量就會成功，相反的就會失敗」。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
但現在的中國發展，已經到了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而民族主義也面臨轉向惡性的危險。這個階段的特點之一就是中國已經擺脱了救亡圖存的迫切需要，而進入了爭雄天下的時期。
中國總體經濟實力已經世界第二，基本實現工業化，軍事實力也實現大發展，綜合實力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而超過其他國家則越來越大，處在坐二望一的位置。但另一方面，無論是整個國家還是國民都沒有在國際上獲得相應的尊重和地位，因而常有受到國際社會排斥的感覺。箇中原因，自然不能少了西方強勢文明對其他文明習慣性的歧視和偏見，但越來越多的是中國自身在價值觀念、政治治理、人民權利保護、素質教養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的落後。結果是，國人顧盼自雄的實力感與因為「百年國恥」未消而縈繞不去的受害者情結互相放大，致使民族情緒容易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所俘獲。
簡而言之，民族主義思潮在這個歷史階段極其容易走向狂熱和極端，最終損害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且也會造成當下的破壞。這一點，凡能記起2012年因為釣魚島之爭而在中國各個城市舉行的反日遊行中發生的打砸搶及殘害無辜者（都是中國公民）身體那些事件的，都不會感到驚訝。更為可怖者，如今中國的社交媒體如微博微信上一些活躍者不惜一切機會煽動惡性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的極左和極端人士，他們人數也許不多，但聲音高亢，破壞力非常大，而且影響力日益上升，日漸推動者民族主義向惡性方向發展。
如2012年反日遊行中的打砸搶事件所顯示的，最激烈的民族主義，往往來自社會底層或者中產階級的下層，其後果是純破壞性的。這種民族主義的群情激昂，揭示的卻往往是國內的問題。如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大師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所說的，「一個社會越是穩定，其成員的安全感越大，則集體感情要在激烈的民族主義中尋求發洩的機會就越小；反之，則越大。」（漢斯·摩根索著：《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社會不穩定，社會混亂，個人不安全感突出的時候，有些受到這些因素負面影響的階層或個人，更容易在與國家共命運的感情中找到精神寄託，產生強烈的對國家的依附感，並相應地從排斥和鄙視外族中產生一種優越感，此即所謂將個人的失意轉化為與集體和國家共命運。這種民族主義，極大可能導向惡性後果。
在這個意義上，吳建民先生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堅定而清晰的反對聲音，不僅珍貴，而且不可或缺。他的價值在於，第一，他是一位從業四十餘年的資深外交官，經歷過新中國外交的成功與失敗，波折與動盪，完全有資格發出重量級的聲音，起到鶴鳴九天的效果。第二，不同於一般體制內高官，吳建民表達觀點有力清晰，毫不含糊，唯恐別人不明白。第三，他為宣傳自己的觀點奔走呼號，筆耕不輟，也不畏懼與反對者正面辯論，爭辯時聲色俱厲，甚至可以說是咄咄逼人，往往能造成轟動效應，具備極佳的傳播效果。這些特點加起來，形成了可謂不可替代的影響力。
吳建民去後，短時間很難找到另一個人具備同樣的條件。
反過來說，對民族主義一概否定也並不合理，因為如前所說，民族主義是一種天然存在，對其全然非之，既昧於事實，也不是好的策略。事實上，中國外交到底應該走什麼樣的路線，是堅持韜光養晦還是要走出韜光養晦，在什麼情況下強硬或雲堅持底線，在什麼情況下退縮或是保持淡定，是保持一定透明，允許公眾參與，還是堅持外交精英小圈子決策執行，這些都是應該進行允許公開討論的課題，在不同觀點的激盪中尋找最佳方案。
在這個意義上，就中國的外交論述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擴大相關政策公共討論的空間。吳建民先生的功績在於，他身體力行，和與他辯論的不同意見人士一起擴大了這個空間，而且也以最大的勇氣發生制衡極端民族主義，避免了在討論中一種聲音獨大。可惜的是，在「韜光養晦」政策的支持者中，目前還找不到和吳建民等量級的聲音，而一味主張強硬甚至是泛軍事化的聲音，倒是日漸滋長。事實上，不管吳建民是不是過於理想主義，中國快速崛起的道路上，確實需要有他這樣的人來時不時大聲提醒大家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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