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做柔軟的事」──6月19日在北京舉行的吳建民追思會上，與會的外交專家、國際關係學者這樣評價這位中國外交界中敢於發聲的温和理性派。
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吳建民6月18日凌晨在武漢車禍猝逝，此時正值中國外交從「韜光養晦」轉向「敢於亮劍」，作為鴿派外交代表人物，生前不斷公開反對狹隘激進的民族、民粹主義的吳建民去世，構築了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和論戰場域，關於中國應樹立怎樣的世界觀、外交觀、交往術，各方激烈交鋒。
19日下午，共識網將原定在北京舉行的首部《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原地改為吳建民追思會。吳建民是這份報告的主編之一，原定應該在發布會上發表演講。參加追思會的有當今中國外交界元老級人物資中筠、宋以敏，有歷史、國際關係學者，如雷頤、梁雲祥、儲殷等，有《學習時報》總編輯周為民，還有吳建民的多位學生等。
會上發言者均對吳建民的突然逝去表示痛惜哀悼，「理性」「儒雅」「學者型」「說理」「專業」「勇氣」是追思者們最常提到的特質，「中國應避免群眾性外交」、不能「靠熱血來討論問題」、不能「以主戰論英雄」，是追思者們的共識和呼聲。
不斷重申中國要在「和平與發展」的當今全球主題下發展友好外交的吳建民，是不是「軟弱」？追思會上的發言者們認為，這是一種可貴的「仁勇」──理性分析、平和說理、不厭其煩、無懼攻擊的勇氣。
曾任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張聞天秘書、今年已94歲高齡的外交部辦公廳前副主任何方，由同樣從事外交工作的夫人宋以敏代表出席追思會並發言。宋以敏評價吳建民是「學者型外交官」，「能夠做到從世界看中國，而且有很大的勇氣」。
《學習時報》原總編輯周為民以「勇敢地來做柔軟的事情」來總結他對吳建民的印象：「辦外交一定不能打痞子腔」，「在不良思潮甚囂塵上的時候，能夠堅持發出理性的聲音、明智的聲音，這是需要大勇的」。
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儲殷說：「吳建民大使最了不起的在於，他始終能夠温和的講話」，「他以這種文明和理性的方式，來對待觀點不同，來對待社會上的分歧，應該成為這個社會中各個觀點、各個階層的人，所共同遵循的底線，他展現了我們這個社會，到今天為止，文明的底線。」
重返聯合國45年、改革開放38年、加入世貿15年，中國的外交戰略從破冰到走出冷戰，再到求同存異、韜光養晦，到今天，強硬路線明顯抬頭，外交、國防、宣傳一線，均擺出不怕打仗、不能服軟的姿態，明確批評「民族民粹主義實質上是反改革開放」的吳建民，更屢屢成為「鷹派」的攻擊目標。此時緬懷吳建民和他的外交思想，折射出中國外交──乃至內外整體政策的路線之爭。用歷史學家雷頤的話說，「爭論的核心是要不要堅持這個時代判斷──和平與發展」。
國際關係學者儲殷直言：「吳大使講的，對於外交路線的批判，從來不是簡單的對於外交路線的批判，而是對於一個國家選擇道路的批判，在今天，對韜光養晦、對理性崛起的批判，其實反映在我們這個社會，10年以來，內部不斷滋長的，對於改革開放的否定態度，它只不過是以各種各樣的名義出現，當它對外交路線批判的時候，它往往能夠以一種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可以更少受到人們的批判。」
資中筠精通英語和法語、專研國際政治和中美關係，被尊稱「資先生」，她在發言中進一步點出，看到很多「自稱為愛國的言論」，實際上連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性質都沒有，「非常虛偽，只是喊一些不負責任的口號」，但這些激進言論和情緒，卻特別容易影響到「群眾外交」，有害無益，「假如民間一喊打，就對決策者施加壓力，有了壓力，特別是外交官，特別容易被民間罵成賣國，因為外交本身的天職是要和平解決問題，要不然就打仗、不需要外交了。」
60年代初便與吳建民相識的資中筠，在肯定吳建民的文化修養和風度時，嚴詞批評中國的外交官「越來越沒有風度」，只好對內對上邀功逞英雄──「有些外國人跟我說，我覺得你們的外交官好像說的話不是對外國人說的，是心裏想著怎麼跟國內交代，所以說得越硬越好，他不考慮對外國人是什麼樣的影響，或者對中國有一個更好的了解，而是『我回去怎麼交代，要是軟的話，一定要挨批，硬的話不會挨批』…現在我們跟國際上『求同』的範圍要廣得多了，但是我們現在專門『挑異』，這樣表示自己非常之英雄。」
「大家心平氣和討論問題，這個是正經的外交，國際間的交往，只能是這樣，何況在武器發達這樣的地步，中國這樣14億人口，跟大國去打仗，這是不可想像的問題，但是現在很多人輕易的就喊打，我覺得這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資中筠諄諄作結。
日本問題專家梁雲祥稱資中筠提到的「主戰英雄、主和賣國」看法為「義和團思想」──「中國這30年的成就，不僅僅（因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和懂得外交有一定關係。但是今天又到了一個坎兒，甚至有些東西倒退，多多少少有義和團的思想，尤其是我們的民間，喊打喊殺的聲音非常強烈，甚至影響到了我們的外交官…有點潑婦式的態度，對中國的形象影響不好。」
中國社科院中東問題專家殷罡對外交官的「鷹鴿戰和之分」更為鋒利：「有些套話經常把人，特別是外交官，分成鴿派鷹派，吳大師是鴿派，什麼是老鷹？……我們歷史上，有爭議首先有外交，外交失敗了，才有戰爭」，「如果一個外交官在離開一個國家、完成一項使命的時候，身後留下的是更多的怨言和個人形象的批評，我覺得這是一種犯罪。」
財大氣粗、人多地廣的中國，要採取怎麼樣的外交姿態和手法，實際上攸關樹立怎樣的世界觀，培養具有怎樣世界觀的外交官。
現任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部主任的周為民分析，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再是毛澤東曾很喜歡用來說明東西方關係的、王熙鳳所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取長補短、和平發展，這種變化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來決定的，一方面是觀察和處理中國發展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有全球化的思維，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要爭取現代化，就不能脱離全球化，而鄧小平當時能夠打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就是同時抓住了這兩個大局。
「反過來說，如果因為一些什麼問題，因為一些什麼風吹草動，或者一些什麼心思，我們在這兩個方面改變了，或者說，倒退了，那一定導致全局被動，一定到處出問題」，「如果我們的大戰略不對、出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積累的家底將很快揮霍一空，不光物質財富，還包括國際關係等，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為這種深深的憂思，我們特別痛惜吳大使的離去。」
2015年3月，吳建民曾在國防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外交，硬很容易，軟很難，難在講的道理要能站住腳，能讓人信服」，今天，中國領導層提出要「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外交，應往何處去？
作為《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2016）》的主旨報告作者張勝軍問道：「我們究竟是以普通人的視角展示中國…還是廣告一樣去『講好中國故事』呢？這表面上是方法論的問題，實際上是認識的問題…我們政府太善於包辦一切」，他特別強調民間外交的作用：「現在是中國人自身形像都堪憂」，「是民間外交拯救國家外交，還是民間外交拯救人民，民間外交已經到了自我拯救的時候了。」
無論是外交官個人素質，還是發展官方以外的外交渠道，對於中國外交而言，最根本的也許還在於上層政治的取向。
在外交學院任教的、吳建民的學生李潛虞認為，吳建民曾說，中國外交「三要三不要」，「要和平、要發展、要合作」，「不擴張、不稱霸、不結盟」，「這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最近這幾年好像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它的聲音應該不僅讓普通老百姓聽到，更應該讓中國的決策者聽到，繼續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繼續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冷靜、客觀、理智的看待中國與外交的關係。這是吳院長留給我們最大的思想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