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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吳建民:勇敢地做柔軟的事

吳建民去世,構築了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和論戰場域,關於中國應樹立怎樣的世界觀、外交觀、交往術,各方激烈交鋒。


吳建民出席第53屆中國人權委員會會議。
吳建民出席第53屆中國人權委員會會議。攝 : Patrick Aviolat/AFP

「勇敢地做柔軟的事」──6月19日在北京舉行的吳建民追思會上,與會的外交專家、國際關係學者這樣評價這位中國外交界中敢於發聲的温和理性派。

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吳建民6月18日凌晨在武漢車禍猝逝,此時正值中國外交從「韜光養晦」轉向「敢於亮劍」,作為鴿派外交代表人物,生前不斷公開反對狹隘激進的民族、民粹主義的吳建民去世,構築了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和論戰場域,關於中國應樹立怎樣的世界觀、外交觀、交往術,各方激烈交鋒。

19日下午,共識網將原定在北京舉行的首部《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原地改為吳建民追思會。吳建民是這份報告的主編之一,原定應該在發布會上發表演講。參加追思會的有當今中國外交界元老級人物資中筠、宋以敏,有歷史、國際關係學者,如雷頤、梁雲祥、儲殷等,有《學習時報》總編輯周為民,還有吳建民的多位學生等。

會上發言者均對吳建民的突然逝去表示痛惜哀悼,「理性」「儒雅」「學者型」「說理」「專業」「勇氣」是追思者們最常提到的特質,「中國應避免群眾性外交」、不能「靠熱血來討論問題」、不能「以主戰論英雄」,是追思者們的共識和呼聲。

不斷重申中國要在「和平與發展」的當今全球主題下發展友好外交的吳建民,是不是「軟弱」?追思會上的發言者們認為,這是一種可貴的「仁勇」──理性分析、平和說理、不厭其煩、無懼攻擊的勇氣。

曾任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張聞天秘書、今年已94歲高齡的外交部辦公廳前副主任何方,由同樣從事外交工作的夫人宋以敏代表出席追思會並發言。宋以敏評價吳建民是「學者型外交官」,「能夠做到從世界看中國,而且有很大的勇氣」。

《學習時報》原總編輯周為民以「勇敢地來做柔軟的事情」來總結他對吳建民的印象:「辦外交一定不能打痞子腔」,「在不良思潮甚囂塵上的時候,能夠堅持發出理性的聲音、明智的聲音,這是需要大勇的」。

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儲殷說:「吳建民大使最了不起的在於,他始終能夠温和的講話」,「他以這種文明和理性的方式,來對待觀點不同,來對待社會上的分歧,應該成為這個社會中各個觀點、各個階層的人,所共同遵循的底線,他展現了我們這個社會,到今天為止,文明的底線。」

重返聯合國45年、改革開放38年、加入世貿15年,中國的外交戰略從破冰到走出冷戰,再到求同存異、韜光養晦,到今天,強硬路線明顯抬頭,外交、國防、宣傳一線,均擺出不怕打仗、不能服軟的姿態,明確批評「民族民粹主義實質上是反改革開放」的吳建民,更屢屢成為「鷹派」的攻擊目標。此時緬懷吳建民和他的外交思想,折射出中國外交──乃至內外整體政策的路線之爭。用歷史學家雷頤的話說,「爭論的核心是要不要堅持這個時代判斷──和平與發展」。

國際關係學者儲殷直言:「吳大使講的,對於外交路線的批判,從來不是簡單的對於外交路線的批判,而是對於一個國家選擇道路的批判,在今天,對韜光養晦、對理性崛起的批判,其實反映在我們這個社會,10年以來,內部不斷滋長的,對於改革開放的否定態度,它只不過是以各種各樣的名義出現,當它對外交路線批判的時候,它往往能夠以一種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可以更少受到人們的批判。」

資中筠精通英語和法語、專研國際政治和中美關係,被尊稱「資先生」,她在發言中進一步點出,看到很多「自稱為愛國的言論」,實際上連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性質都沒有,「非常虛偽,只是喊一些不負責任的口號」,但這些激進言論和情緒,卻特別容易影響到「群眾外交」,有害無益,「假如民間一喊打,就對決策者施加壓力,有了壓力,特別是外交官,特別容易被民間罵成賣國,因為外交本身的天職是要和平解決問題,要不然就打仗、不需要外交了。」

60年代初便與吳建民相識的資中筠,在肯定吳建民的文化修養和風度時,嚴詞批評中國的外交官「越來越沒有風度」,只好對內對上邀功逞英雄──「有些外國人跟我說,我覺得你們的外交官好像說的話不是對外國人說的,是心裏想著怎麼跟國內交代,所以說得越硬越好,他不考慮對外國人是什麼樣的影響,或者對中國有一個更好的了解,而是『我回去怎麼交代,要是軟的話,一定要挨批,硬的話不會挨批』…現在我們跟國際上『求同』的範圍要廣得多了,但是我們現在專門『挑異』,這樣表示自己非常之英雄。」

「大家心平氣和討論問題,這個是正經的外交,國際間的交往,只能是這樣,何況在武器發達這樣的地步,中國這樣14億人口,跟大國去打仗,這是不可想像的問題,但是現在很多人輕易的就喊打,我覺得這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資中筠諄諄作結。

日本問題專家梁雲祥稱資中筠提到的「主戰英雄、主和賣國」看法為「義和團思想」──「中國這30年的成就,不僅僅(因為)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和懂得外交有一定關係。但是今天又到了一個坎兒,甚至有些東西倒退,多多少少有義和團的思想,尤其是我們的民間,喊打喊殺的聲音非常強烈,甚至影響到了我們的外交官…有點潑婦式的態度,對中國的形象影響不好。」

中國社科院中東問題專家殷罡對外交官的「鷹鴿戰和之分」更為鋒利:「有些套話經常把人,特別是外交官,分成鴿派鷹派,吳大師是鴿派,什麼是老鷹?……我們歷史上,有爭議首先有外交,外交失敗了,才有戰爭」,「如果一個外交官在離開一個國家、完成一項使命的時候,身後留下的是更多的怨言和個人形象的批評,我覺得這是一種犯罪。」

財大氣粗、人多地廣的中國,要採取怎麼樣的外交姿態和手法,實際上攸關樹立怎樣的世界觀,培養具有怎樣世界觀的外交官。

現任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部主任的周為民分析,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再是毛澤東曾很喜歡用來說明東西方關係的、王熙鳳所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取長補短、和平發展,這種變化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來決定的,一方面是觀察和處理中國發展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有全球化的思維,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要爭取現代化,就不能脱離全球化,而鄧小平當時能夠打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就是同時抓住了這兩個大局。

「反過來說,如果因為一些什麼問題,因為一些什麼風吹草動,或者一些什麼心思,我們在這兩個方面改變了,或者說,倒退了,那一定導致全局被動,一定到處出問題」,「如果我們的大戰略不對、出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積累的家底將很快揮霍一空,不光物質財富,還包括國際關係等,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為這種深深的憂思,我們特別痛惜吳大使的離去。」

2015年3月,吳建民曾在國防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外交,硬很容易,軟很難,難在講的道理要能站住腳,能讓人信服」,今天,中國領導層提出要「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外交,應往何處去?

作為《中國民間外交發展報告(2016)》的主旨報告作者張勝軍問道:「我們究竟是以普通人的視角展示中國…還是廣告一樣去『講好中國故事』呢?這表面上是方法論的問題,實際上是認識的問題…我們政府太善於包辦一切」,他特別強調民間外交的作用:「現在是中國人自身形像都堪憂」,「是民間外交拯救國家外交,還是民間外交拯救人民,民間外交已經到了自我拯救的時候了。」

無論是外交官個人素質,還是發展官方以外的外交渠道,對於中國外交而言,最根本的也許還在於上層政治的取向。

在外交學院任教的、吳建民的學生李潛虞認為,吳建民曾說,中國外交「三要三不要」,「要和平、要發展、要合作」,「不擴張、不稱霸、不結盟」,「這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最近這幾年好像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它的聲音應該不僅讓普通老百姓聽到,更應該讓中國的決策者聽到,繼續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繼續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冷靜、客觀、理智的看待中國與外交的關係。這是吳院長留給我們最大的思想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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