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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民大戰《環球時報》:一場鬧劇,兩隻鳥

「鷹派」和「鴿派」吵吵嚷嚷,無論哪一派,都是無關中國外交決策的外圍聲音。


中國北京,螢幕中播放領導人會見外賓的宣傳片。攝: Kevin Frayer/Getty
中國北京,螢幕中播放領導人會見外賓的宣傳片。攝: Kevin Frayer/Getty

頂着「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前副主任、中國駐法國前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這一大串頭銜的吳建民,前幾日在北京的外交學院演講。其間,他呼籲打破中國的「封閉」思維,積極擁抱開放。在演講中,他批評了「鷹派名嘴」羅援將軍、《環球時報》及其主編胡錫進。吳建民認為,這些人沒有看清時代潮流。他批評《環球時報》經常刊發極端文章,主編胡錫進「搞不清楚狀況」。

胡錫進隨後撰文回應,指吳建民是典型「鴿派」,並讓他想起了「受了委屈還總想息事寧人的駐外大使」。吳建民、胡錫進,這兩位中國對外戰略輿論上的「領軍人物」的爭論,以及彼此的指責,再次在網上引起熱議,雙方都被貼上了標籤。很多人認為,他們的爭執,代表了中國對外戰略選擇的「鷹派」與「鴿派」分歧。從而,一場路線之爭似乎正浮出水面。

然而,如此急着互戴高帽、潑髒水,其實大可不必。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他們的爭論與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根本沒有關係。因為,在中共的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他們的意見屬於「民間意見」,而採納民間意見,又不涉及他們——不管是吳建民大使這樣的資深外交官,羅援將軍、張召忠將軍這樣的網絡紅人,還是胡錫進及他的《環球時報》,都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觀點。他們曾經閃亮的官方頭銜,並不能改變這一點。

有人認為,中共外事部門不聽民間聲音,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不過,「民間」這個概念,應該與當下從事官方外事活動的人相區別。因而,吳建民、羅援、張召忠(因為言論離奇,而被大陸網民戲稱為「戰略忽悠局局長」),都不過是民間輿論的一部分而已。他們與政策的關係極為疏離。

要看清這場爭執的真正性質,我們應該先看看,北京的外交政策是怎樣出台的。

中國外交決策的主要層級

正如吳建民在演講中承認的,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中央制定的」。按照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對外交政策過程的研究,影響政策形成的力量,可以劃分為五個同心環層級。

影響最大的一環是最高級別中共高層決策。第二環包括政府部門(主要是外交部)和其他中央部門,它們共同制定和實施決策。第三環包括情報機構、研究機構(智庫)、政策諮詢機構和大學。第四環由省市、企業,以及其它中央官僚以外的機構組成。最外環才是民眾,民眾通過互聯網、博客(部落格)、報紙、電視和其他媒體表達其觀點,形成公共輿論。

外交政策的制定,其實只需要經過這五個同心環中的兩個內環——尤其是第一環。第二環(政府部門)只能在具體操作層面制定相關政策。

第一個決策環,指的是大陸最高領導人和相互影響的機構。這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外事領導小組、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對外宣傳領導小組、台灣事務領導小組、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外事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等。

當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考慮外交政策時,它通常先讓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或有時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準備簡報和政策選擇文件,以供最高領導人參閲。中共高層身邊的智囊團的意見也很重要,比如「國師學者」俞可平的想法,就很容易被採納。同時,中共高層從毛以來,一直習慣於掌權者主掌外交。因而,許多外交政策是直接出自最高層。

第二環包括中共中央聯絡部、外交部、商務部、文化部、科技部、國家安全部、國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NDRC)、新華社和中國人民銀行。顯然,在這些部門和部長級機構中,最重要的是外交部——儘管其權威在過去的十年中被削弱和稀釋了。最初,外交部長是總理兼任,後來變成副總理兼任。現在的外交部部長,連國務委員都不是。儘管如此,外交部仍然是制定和實施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機構。它在自己職能範圍內執行中央的政策,並且向中央提出建議。

第二環與第一環之間,是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目前是由前任外交部長楊潔篪擔任。他負責第二環工作的協調。儘管有他協調,許多外交官的工作,仍然不一定能夠得到最高層的支持。因為,在中國的體制之中,外交官也只是辦事員,事事要報告長官。長官不同意,努力都成無用功。

第三環對政策的影響力,完全在於這些機構中的個人,與大陸政府部門的合作關係。他們不做決策,僅僅向決策者進言獻策,俗稱「遞摺子」。這些有影響力的人,常常來自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戰略研究所,以及幾所重點大學(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外交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等等。

這些機構都提供信息、情報,向第二個環中的部級機構提出建議。有些則是直接附屬於各個部門(國際關係研究院對國家安全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對外交部,軍事科學院對中央軍事委員會等等),有直接溝通主管部門的渠道。但它們的大多數成果是在政策之外的。只有這些機構裏和第二環的部委建立了信任以及合作關係後,他們的建議才會得到足夠重視。同時,一些部門與這些機構的學者建立了定向的關係,其中一些學者會定期給外交部提建議,到外交部上「內部補習班」。中央外辦和外交部政策規劃部門,是最經常汲取學術專業知識的機構。

不必當真的「網紅鷹派」

吳建民、羅援和張召忠,雖然有這樣的機構背景,但並沒有和部委機構建立足夠合作。吳建民可以說是人脈廣泛,但他從來就沒有制定政策的機會。雖然他在擔任大使時,或許對中法關係有發言權,但他也是要聽命中央,用一致的話語對外發聲的。他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時,就更沒有話語權了,對外發聲要表達中國立場,他只能在內部商定好的言語範圍內,不能越雷池一步。吳建民之後擔任的外交學院院長和政協外事委副主任,都是閒職,北京外交圈中戲稱為「退休幹部俱樂部」。

與之類似,羅援、張召忠雖然在國防大學任職,但是這不意味着他們能通過國防大學這一最重要的國防智庫,對中國政策產生影響。相比其父羅青長,羅援的影響力要小得多。張召忠雖然早在90年代就開始就與央視合辦節目,但這些軍界名人對政策、國防的影響力極為有限。

真正有影響力的人士,是禁止未經首長批准而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言論的,因為一旦如此,會泄露中國的國防戰略意圖。羅、張的言論,其實不必當真。

雖然沒有政策影響力,但是這些媒體紅人,頻頻利用軍隊背景為自己的言論打廣告,這引起了一些麻煩。羅和張早就觸犯了軍隊中的「禁言令」。並且,他們的說法一直是以吸引關注度為導向的,如「霧霾防導彈」、「打預防性戰爭」等等,可謂譁眾取寵。這些並不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踏實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因而,他們也只能通過最外的層次,也就是民間輿論表達看法,做做節目,賺點外快。

在這個最外層的決策環里,地方政府、企業,以及有社會影響力的個人和社會團體,通過各種媒體,將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聲音和觀點廣而告之。他們在電視、報紙、互聯網或其他途徑表達他們的觀點。所有這些人,都試圖影響中國外交政策,但是他們的整體意見,比如強烈的反日情緒,僅僅是「參考」──會影響到對日外交施行的具體安排,但不進入決策過程。

決策圈外的《環球時報》

同這些「網紅將軍」類似,此次進入論戰核心的《環球時報》,因其民族主義立場及罵街式的評論而出名,這在有官方背景的媒體中,獨樹一幟,因而在民間得到了不錯的訂閲量。但是《環球時報》不是《人民日報》,沒有向高層提交「內參」的權力。因而它在決策體系中的位置,只屬於最外層。

《環球時報》經常煽動民族主義,渲染「天朝」氣氛。其經常發表諸如「日本對華更咄咄逼人」,「日本小動作太多,傷害中國還想改善關係」之類的評論,渲染外部對中國民眾的威脅,特別是對日關係。他們以一種「民族主義小報」的視野,窺看一個紛繁複雜的世界,忽略了中外之間密切的人文、經濟、政治、軍事交流,忽略在爭端之中,各方為了保持關係而做出的努力。

顯然,《環球時報》已經對中國的外部形象造成了危害。國際主流媒體批評民族主義傾向時,多引用《環球時報》的評論。這使得中共系統中,希望通過媒體改善自身形象的人大感不快。胡錫進反駁吳建民,指責他煽動對《環球時報》的仇視。當然,他是在為《環球時報》辯護,而他本人,也是個煽動家。在他的微博上,常有「我覺得大國人和小國人已經是『不同的物種』,大國有沉重歷史負荷與責任,根本沒有過好了國家散了無所謂的瀟灑」這樣的出格言論。

兩位將軍的做法,同樣在對外交流中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煩。中美軍方交流時,美國軍方頻頻對這些人的言論表示震驚,而中方則需要多次指出他們與政策無關,只是靠誇張言辭爭取關注度。

時評家馬立明說:「作為一個(退休)國家幹部、新聞工作者、出租車司機、個體商販,中學生都熱衷於參與的『全民運動』,誰都可以就國際關係說上兩句。」而「鷹」、「鴿」這兩群「鳥」的鬥爭,只是身處最外層的兩支全民運動隊,是一場輿論的大聯歡。

在不用擔責任的情況下,信口雌黃當然可以,但是,真正的國際關係是現實而冰冷的,一個決策失誤,可能導致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灰飛煙滅。把複雜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在一切領域,一切層面的鬥爭,簡化為兩隻鳥,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好在,北京的外交圈早就把他們當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蔣鼓市,倫敦政經學院研究生,中國外交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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