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欧盟因难民潮与恐攻威胁，陷入极端主义（extremism）兴起与内部分歧等严重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欧盟若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深化区域合作，共谋政治经济的对策。然而在诸多危机的背后，欧洲议会议长马汀‧舒尔兹（Martin Schulz）却看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面向。
就在去年巴黎发生恐攻后，舒尔兹连续投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与《时代周报》，高调呼吁欧盟各国亟需合作共同制订一部《网际网络基本权利宪章》（Grundrechte-Charta für das Internet）。这是他继2014年9月之后，针对欧洲自由民主之政治秩序所遭遇的重重挑战，再次重申的同一记处方。
舒尔兹认为，在区域合作与政经对策之外，捍卫“公民参与”和“多元意见”才是对抗极端主义、继续稳定欧盟的基石。然而这两项基石，如今正受到数位化浪潮的强劲威胁，并且连带让极端主义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
如此的见解乍看之下或许令人错愕。因为数位网络的发展，常被人们寄以希望，认为它将促进资讯传递、实现直接民主、并有助于公共沟通。但舒尔兹的观点却几乎与此相对。
对此，人们会疑惑：一、数位化的效应怎么会无力化公民参与、阻碍多元意见的形塑？二、数位化浪潮与极端主义间，有什么关连？三、即使前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这是具体的现在式、还是模糊的未来式？
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依序梳理。
数位化导致规范失灵与崩解
当人们将生活中越来越多层面连接上数位网络，成为“大数据”的样本，并诉诸演算法与人工智慧来做决定时，首先浮现的是“个人意志受到侵犯”的问题。至今，我们已不可能有足够心力，针对每个细节来决定是否同意资料储存，是否接受演算法与人工智慧的游戏规则。
这意味著，数位化作为一种新工具，实质上已在人类专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全面冲击个人自主的防线。其所瓦解的，正是西方过去150年来，历经教训与努力所保障的基本自由权。在理论的意义上，数位化的效应，应视为开放社会既有规范的失灵与崩解。
在现实中，随著科技持续创新，伦理问题也将大量浮现枱面。例如：汽车智慧驾驶系统，可否被允许在遭遇意外状况时进行紧急回避？演算法可否被允许运用在企业征才或学校招生，可否被用来为求职者筛选工作，并决定其生涯发展的可能性？是否能以提供预防性照护与有效调配急救资源的理由，要求心脏病患配戴智慧型监控装置？乃至于，人类社会是否将从智慧型手机、智慧型家庭、智慧型城市、无可逆转地一路滑向以国家为主角所运作的全面性“数位极权”或“智慧型独裁”？
至今人们还是常用“个资保护”与“隐私权”等概念，来概括理解数位化对自由社会既有规范的挑战。严格来说，这是不充分的；其也显示人们仍欠缺相应概念，来理解上述问题。而相较于欧洲社会的高度敏感，亚洲社会对“个资”与“隐私”问题，往往更缺乏关注。或许这能解释，对于欧洲将该议题提升到如此的政治高度，我们为何会感到些许陌生。
催生反射冲动形成的人格
数位化的威胁，不只是在注意力范围之外“偷走”我们的隐私、限制我们做决定的能力，乃至于取代我们的工作位置。它对人的“自由”的瓦解，恐怕将更加彻底。理由是：数据之海所捕捉到的形象，将远超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因为那涵盖了许多出于下意识的反射冲动行为。当数据储存得越全面，对反射冲动捕捉得越细致，情况就会越吊诡：随著演算法对我们的预测越加精准，越能够导引我们的行动和决定，我们却越远离我们原先所认识的自己。
这种由各种行为数据聚合起来，而非出于原生社会脉络的陌生自我，可被称为我们的“数位孪生姊妹／兄弟”（der digitale Zwilling）。演算法根据我们的“数位孪生”形象，在人类意识能力的范围之外全面筛选资讯，既引导人的行为，又重塑人的性格，这才是所谓“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的真正狡狯之处——它并非只是单纯创造“回音效应”，让人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在这个过程中，它还将诱导人们，逐渐把人们推往由反射冲动所形成的倒影人格，让我们在自满自足的封闭想像里，逐渐自我异化。在那里是如此地舒适，甚至连个人对自己的想像都被代劳了。
“过滤泡泡”与其说是制造“回音”的机制，不如说是根据“消费逻辑”去刺激反射冲动的机制。它的功能在于逐渐剥削人的自我想像中，来自教养与社会化的成分，然后重新透过刺激反射的冲动来形塑，作为供应流量、推动消费的燃料。随著“去教养、去社会化”的趋势，“公民”身份与“意见”的多元性，都会逐渐失去立基点。
演算法所“期待”的，是一群视野越来越自我，但反应模式却越来越直觉──因而也越加趋同的数据来源。无论数位化创造了多少新的可能性，当它与消费逻辑结合，就必然产生反公共与反多元的倾向。这是自由社会必须面对的第一项挑战。
越趋倚赖直觉诠释与标签化判断
接著回答第二个问题：数位化将如何为极端主义推波助澜？
数位化潮流在结合刺激消费引擎的现况下，反映出表里极端不对称的结构：表面上，网际网络的特征是去中心、去层级、点对点、并且对所有人平等开放；其内里，权力则高度集中在如 Google、Amazon、Facebook 等少数巨头手上，表现为“赢家通吃”的样貌。
总体来看，这个不对称结构，是一套集中权力与获利的永动机制。当掌握大数据的权力越集中，它就越有能力满足人们对资讯的全方位需求，也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共识／世界观，并将人群的集体意识，带向“去中心、去层级、点对点连结”的状态。当人们越是处于这种状态，就越顺从直觉反应，成为生产数据的动力来源，推动网络权力的扩张与垄断。
为了更具体地阐述上述过程，我们把镜头拉近到个人层级来看：网际网络作为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近用（Open Access）的新媒介，其首要效应，就是强迫消解知识专家和传统媒体对资讯的结构性垄断。这样带来的好处是，个人自此可从原有权威解放，更有机会“独立思考”；但坏处则是，个人也因此“被迫”进行各种独立思考──在失去了原有知识权威与世界观，直接暴露于巨量而缺乏脉络的资讯流，并且处于点对点之超量人际互动的情况下（上述这些都只要打开脸书或推特即可体验），人的本能倾向自选一套方便易懂的世界观，并仰赖这套世界观，让自己成为知识侦探与诠释主宰。“过滤泡泡”的陷阱如此精巧地而理直气壮地向个人招手。
于是，“读者已死，作者满街跑”的大脑补时代正式揭幕。当时局越不确定、时事资讯越趋复杂矛盾，个人倾向选择的世界观就会越单纯；解释越包山包海，人们越渴望简洁有力的答案。对于演算法而言，个人越是依赖自身权威，他的思考与行为也就越容易被预测。面对各种资讯，既弹性疲乏又过度亢奋，是在“过滤泡泡”中独立思考者的基调。
如此特质的个体，将跳脱复杂的原生社会脉络，在数位世界里片面撷取资讯和意见，党同伐异，形成政治意义上的虚拟社群。这些数位社交活动如此巨量、简短而快速，远超过个人的社交承载力与情绪负荷量，使人更加重倚赖直觉诠释与标签化的判断，以便有效率地筛选连结与隔离的对象。
同温不同层的数位政治社群
于是，需要长期培养的共识，不再作为维系社群的必要条件。维系数位社群所需要的，是可立即辨认的“异类”。对异类的高度敏感，不只针对社群外，同时也发生在社群内。由于缺乏理解与共识的基础，社群内的其他成员都是潜在的异类，个人始终要持续观察其他成员的立场，必要时还要推敲其弦外之音、进行政治正确审查，确保彼此仍是同志。
人们可以因为一句话、一个赞而成为脸书好友，同样也可以因为一句话、一个赞而删好友。如此表面“同温”但并不真正“同层”的数位政治社群，会产生一种吊诡现象：对特定政治信念与世界观的构思、主张与辩论，将在“政治社群”的社交中逐渐退位，并被标签化判断与直觉反射式的回应所取代。也就是说，数位政治社群在结构上，即蕴含了去政治化、去社群化的倾向，它将与“过滤泡泡”上映照出来的个人倒影难分难解。
“数位独裁”来临速度惊人
所谓“极端主义”，若单纯从形式上来看，不考虑其具体内容，它就是一套对事态极度简化的政治信念，主张贯彻纯粹的原则，能立即激发个人直觉反应，并展现极高的排他性与行动能量。由此看来，数位政治社群仿佛是为各种极端主义量身打造的温室——一个在封闭环境中培养“残酷的单纯”（brutal simplicity）的温室。
或许这样的温室，就是当“数位利维坦”（Digitaler Leviathan，利维坦原为《希伯来圣经》的一种怪物，在Thomas Hobbes的同名著作中，被用于比喻集权政体）完全掌握人类社会后，其治下所呈现的标准地景。但是，“数位利维坦”君临的那一刻，究竟会来得多快？
今年1月，九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著名专家在德国《科学光谱月刊》（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联名发表长篇声明，警告即将来临的“数位独裁”，并提出如何实现“数位民主”的建议，大致呼应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兹的政治呼吁。这些专家们的警告基于一项事实：人类社会全面数位化的速度，超过一般人的想像。
该篇声明指出，光是2015一年产生的资讯量，就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到2014年之资讯量的总和。其预测在10年内，全球会有1500亿个彼此互联的数据测量装置，遍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小物品中；届时每12小时数据量就会翻倍一次。10到20年内，工业国家现有的工作岗位将有一半被演算法取代；全球前500大企业将在10年内消失40%。而人类在几乎所有领域中的智识能力，被人工智慧所超越的时间点，预计最快就在2020年，最迟则不晚于2060年。
如同舒尔兹，这九位专家也把上述对未来的预测，具体连系回欧洲当前极端主义的兴起。据此，我们可把后者视为数位化潮流撕裂原生社会、召唤“数位利维坦”的初期症状——当前欧洲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事实上正是一场翻天覆地之巨变的冰山一角。本文的最后部分，便以他们的投书与声明所呼吁的对象——德国社会为实例，借由梳理上述“初期症状”的具体发生脉络，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主流媒体失势，壮大极端势力
近来德国极端主义的兴起背景，可回溯至2003年开始的劳力市场开放与社会福利紧缩，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不安。连带地，越来越多民众失去对体制的信任。随即接踵而至的欧债危机与难民潮，让民众找到了反对体制的契机，质疑现行体制的政治规则与社会共识。风暴的核心，就落在对主流媒体的批判。
今年5月初出炉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已有超过六成的德国民众失去对主流新闻媒体的信任，认为其受到体制的操纵、排挤特定意见，并且只片面呈现事实。媒体研究者对此的解读指出，自去年难民政策引爆争议后，主流媒体为了防堵反伊斯兰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延烧，以壁垒分明的二分法来定调：“你是要欢迎难民，还是要站在邪恶的一方？”结果适得其反，摧毁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
以往德国媒体在凝聚社会共识上表现良好，80到90年代之间，都还有7成以上民众认为媒体能为其喉舌。但在近年来的变局下，德媒已丧失这种能力，让不少反对难民政策的民众转而透过社群网络串连。于是，数位政治社群的游戏规则接手，使越来越多的网民被“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与“德国替代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简称AfD）等极端政治势力吸纳。
Pegida与AfD皆是以社群网络传播为主力的新型政治势力，两者也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壮大。简单地对照主要政党的最新民调支持率与脸书专页追踪人数：传统的两大党基民盟（CDU）与社民党（SPD）的支持率分别有33%跟21%，两者脸书专页都有10万人追踪；AfD支持率仅13%，但追踪人数却高达27万。
当这种新型的政治社群指控主流媒体时，他们也失去了一切客观可靠的消息来源。为了支持其“正确”的世界观，他们硬是建立了一个“过滤泡泡”里的平行世界：一方面，他们拥有为其世界观喉舌的整套资讯体制，包括网路新闻媒体 Metropolico、反伊斯兰部落格 Political Incorrect、政论杂志 Compact、专门出版耸动阴谋论书籍的出版社 Kopp等；另一方面，其支持者也大量片面撷取部分主流媒体的资讯──例如偏保守者的《世界报》（Die Welt）或报导风格耸动的《焦点周刊》（Focus），再混入符合其世界观的诠释，制造出客观的表象。
透过这样不断自我证实的方式，这类极端政治社群将各类反菁英、反帝国主义、反美国、反伊斯兰的论述断章取义，形成一套铺天盖地的阴谋论：在美国帝国主义与亲美政治菁英的操控下，欧盟一方面与俄罗斯对立，另一方面试图利用难民潮将欧洲伊斯兰化、摧毁欧洲原有的文化脉络与社会反抗，借此完成极权控制的目的。
假消息渗透真实世界
当然，并不是每个支持群众都会相信这么牵强的阴谋论。但当它作为一群核心意见媒体的信念或暗示时，必然带动周遭群众反公共、反多元、排除他者的效应，使得群众的政治信念透过网络传播的“回音效应”，在“过滤泡泡”中不断自我增强。
甚至，人们也被鼓励以成见为基础，开始于生活中实践“创造性诠释”——想像出一系列的假消息，例如：“拜仁邦社会局发放性服务兑换券给难民”、“儿童嘉年华因担心恐攻而停办”、“某小镇的连锁超商Lidl因难民偷窃频传而被迫关门”等等。过滤泡泡里的世界，开始渗透现实世界、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此一发展，让过滤泡泡中的“真理先知们”，自信地跨越德国战后社会禁忌的束缚，露骨地发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并大胆起用过去纳粹使用的污名化标签，如“谎言媒体”、“民族叛徒”（Volksverräter）等，最后让社群网络充斥著出于直觉反射的仇恨言论。
面对社群网络上越滚越多的仇恨言论与网络霸凌，自去年下半开始，德国政治人物如联邦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联邦司法部部长马斯（Heiko Maas）等，纷纷要求 Facebook 等社群媒体严格规范，乃至于24小时内删除仇恨言论。作为“过滤泡泡”营运者的Facebook，第一时间仅标举“公民勇气”（civil courage）的大纛，鼓励对仇恨和霸凌进行“言论反制”（counter speech）。这不但被批评为将社会责任外部化，同时也反映了Facebook 奉行的数位世界运作法则：利用对立冲突来刺激流量。（注一）
谁也无法摆脱的排除他者游戏规则
然而在社群网络的世界里，其实从来不缺言论反制。这一点，只要去看绿党（Die Grünen）与AfD的支持者在对方专页上的言论混战，就能略见一二。在这些论战中，绿党支持者不但无法真正“反制”AfD的极端世界观，其本身甚至也不得不借助标签化（或所谓“简洁有力”、“易于传播”、“本日最中肯”、“一句话打脸”）的方式来批判对手。
例如绿党“脸书小编”在5月1日的这一则贴文，就引发下方留言区的长串混战。该则贴图标题为：“AFD：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政治”。贴文意为：“回归核电、退出欧盟、女性该在厨房、同性恋该戴枷示众、必要时可监禁儿童……，AfD的政策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宣战。若你不愿倒退回黑暗的过去，请起身行动并分享此图。”
在此我们看到：在体制之内坚持捍卫开放社会民主自由价值的绿党阵营，即便对AfD批评有据，但在社群网路的宣传上，同样无法摆脱以“标签化”与“刺激直觉反射”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凝聚政治力量。开放社会与公共价值的捍卫者，亦助长了“过滤泡泡”的游戏规则，进而可能落入另一种反公共的陷阱。
瓦解共识与共同价值的危机
最后，让我们卸下“数位利维坦”、“智慧型独裁”、“数位孪生”、“过滤泡泡”这些为了方便解说而使用的花俏譬喻，回归朴实的结语：
网际网络只是工具。但就像其他所有工具一样，网路这种工具，也包含特定的内在逻辑。使用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会被这个工具逻辑所影响，改变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据此，本文的意图，并非在强调某种带著阴谋论色彩的工具逻辑，主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试图厘清网际网络这个工具本身的内在逻辑，以及其所带来的效应。
分析德国案例，也并非暗示读者将这个案例普遍化，甚至拿台湾或香港的现象来对号入座。因为，数位化普遍的内在趋势，遭遇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第一时间将各自呈现不同面貌。例如，数位化在德国为保守极端主义的兴起推波助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与美国的杜林普（Donald Trump，台译川普）现象互相对照；但是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 2014 年台湾的 318 运动，却是相反地，透过数位政治社群集结追求进步与开放，冲撞了保守、封闭而垄断的体制。
然而在种种差异背后，我们仍能看到一个普遍而共同的趋势。当今世界危机层出不穷，使越来越多人从原生社会脉络解离，并被排挤到体制外，转而借助看似“平等开放”、“促进直接民主”的数位网络来聚集社群力量。在另一方面，体制内的人们，也无可避免透过数位网络来集结，来回应体制外的冲撞。体制内外的人，均不免下意识地服从于数位网络的工具逻辑。最后，这个发展形塑出的社群性格，将有可能出乎意料地瓦解，人们所欲捍卫的共识与价值，甚至使人不再自由。
为了明确掌握此一趋势，并使之能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我们不能继续诉诸现有的概念框架如“个资保护”、“隐私权”、“网络伦理”、“极端主义”等，将问题化整为零分别处理。我们需要的是全局视野，把数位化、全球化、经济危机、难民潮，乃至于气候变迁等，放在系统性的脉络下来考察。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不去回应，无力将数位网络这套工具“人性化”，那么，阴谋论般的工具逻辑，就会在不远的将来主宰人类命运。
（黄哲翰，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一：直到今年4月，由于联邦司法部部长马斯的持续施压，Facebook执行长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访德时才坦承Facebook面对仇恨言论的问题过于颟顸，并与联邦司法部达成24小时内处置仇恨言论的共识。6月初，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平台更与欧盟达成共识，未来将会在24小时内处置仇恨言论与恐怖主义宣传；尽管如此，马斯仍不满Facebook至今的表现，其并非总是能在承诺的时限内删除仇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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