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槍擊 國際

槍擊案後看移民:到了美國他們都經歷了什麼?

犯罪率上升、族群敵視、甚至恐怖襲擊威脅,生活在美國的移民群體難道只能與這些負面詞彙聯係在一起?


圖為美國水牛城一幢商業大廈的玻璃幕牆反映了城中街道的風景。
圖為美國水牛城一幢商業大廈的玻璃幕牆反映了城中街道的風景。攝:John Moore/GETTY

編者按:奧蘭多槍擊案疑兇身份公布,50條生命結束於一個29歲的移民二代青年之手。媒體稱,他的父親是來自阿富汗的一代移民,脾氣暴躁、極關心政治。我們無法還原這名29歲青年的成長曆程,但在他背後,是移民這個龐大而複雜的群體,他們是生活在美國的異鄉人,懷着各種各樣的美國夢。他們正經歷着什麼?如何適應生活?又怎麼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擾?

與幾小時車程外的大都市紐約相比,水牛城的故事更像是一個真實的美國夢。

水牛城位於紐約州西部,緊鄰五大湖區,在20世紀初是美國重要的鋼鐵工業城市。自1950年代起,由於鋼鐵業衰落、這裏曾經熱火朝天的鋼鐵工廠紛紛倒閉,經濟增長滑落,犯罪率飆升。

然而,生活成本低、城市體量中等、生活節奏較慢的水牛城,正適合成為難民和移民美國夢的孵化地。

到來:「這不是我的家」

42歲的敘利亞難民 Mulhaf Chalkelsak一家到美國紐約州水牛城快一年了。他在當地難民收容機構Journey』s End的幫助下 ,養好了逃亡時弄傷的腿,正在學習英語基本會話,打算找份工作。

然而,Chalkelsak一家沒有把水牛城當做旅途的終點,他們只是在此處歇歇腳而已。旅途終點在最初的起點,離開是為了回去。他和妻子在2016年的願望是:重回和平的敘利亞,重建在家鄉的房子,與母親和十個兄弟姐妹團聚。

1980年,面對因越南戰爭而大批湧進美國的難民,美國《新難民法案》通過,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有了成為美國人的機會,水牛城人口結構開始產生巨大變化。

近十年內,水牛城外國出生的居民人數上升了95%。如今,水牛城每年接收超過150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難民,其中以緬甸難民最多,約一萬人,其他主要來源地包括伊拉克、不丹、索馬里、布隆迪等。

像Chalkelsak這樣因戰亂、宗教、種族和政治迫害等原因被迫背井離鄉的難民,只要在美國居住滿一年,就能拿到綠卡;滿五年,就能申請歸化成為公民。「就算成了美國公民,我依然是敘利亞人,我還是要回敘利亞去的。」

他說,目前遇見的美國人都待他十分友好。 「每次我告訴人們我來自敘利亞,他們就朝我微笑。我從來沒有遇上任何麻煩。」 保守政客的反難民言論似乎還未影響有「好鄰居之城」稱號的水牛城的民風。

赴美前四個月,Chalkelsak在工作中意外摔斷了腿,抵美后他以「奧巴馬健保」支付看病的費用。難民一到達美國就享有與公民同等的健保權利, 98%的難民都有健保保障。由於抵美初期收入低,他們每人每月健保費通常低於30美元,甚至完全免費。

除了健保,政府為每個抵美難民提供一筆925美元的補助,若難民家庭符合條件,還可在抵達最初八個月內享受聯邦政府專項現金補助。

不同於移民,難民一到達美國就有資格申請食物券、房屋補貼等公共福利,大部分難民抵美初期依靠公共福利,引發「難民榨乾美國公共福利」的聲浪。

然而,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報告顯示,隨着停留的年數增加,難民與在美國出生的公民的公共福利使用率差幅顯著收窄。而且,難民的就業率高於生於美國的公民。在2009年至2011年間,67%的男性難民有工作,只有62%出生在美國的男性公民工作,而女性難民和女性公民的就業率同為54%。若以來源國分類,只有緬甸、伊拉克、索馬里的男性難民的就業率比美國公民低,他們大多抵美時間不長。

「今天我要請Journey』s End的職員幫我找一份工作。」 Chalkelsak說,他與安置組織的工作人員親如家人,遇上什麼問題,第一反應都是到這裏來請教他們。

水牛城共有四所難民安置組織,其中不少職員都是早年安置在美國的難民,親身經歷過難民初來乍到的困境。難民安置組織開設英文課程,提供數十種語言的翻譯服務,協助難民找房、求職、申請公共福利,舉辦幫助難民適應新家園的講座,涵蓋最基本的主題,例如如何鎖門、煙霧監測器的功能、如何對抗水牛城的嚴寒天氣。水牛城一月均温為-3.9攝氏度。

美國在2016財年計劃接收包括至少一萬名敘利亞難民在內的8萬5000名難民。聯邦政府直接與難民收容組織合作,決定各地收容難民的數量,地方政府僅從旁協作,無權決定是否收容、收容多少難民。

預計今年約2000名難民將被安置在水牛城,其中或包括敘利亞難民。有共和黨的郡議員對此表示擔憂恐怖分子混入難民中。Chalkelsak說:「我不懂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敘利亞難民。2300萬敘利亞人只求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卻被一些政客惡意利用。」

自「911」事件起,美國收容了約78萬4000名難民,迄今為止只有3人因涉嫌策劃恐怖襲擊而被捕。

美國國務院和國土安全局掌管的難民篩查共有13個步驟,包括多次面談和至少兩次身體檢查,歷時18至24個月。在千里之外的歐洲,亦存在難民篩查制度,然而面對百萬計的難民壓境,歐洲國家難有美國的資金和時間餘裕。

Chalkelsak感謝美國和歐洲國家收容了他和家人,但他認為,篩選難民的過程太長了。「敘利亞人民等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從水路偷渡,釀成地中海上的各種悲劇。」

適應:「他們把族裔鬥爭帶到了美國」

與一心回到敘利亞的Chalkelsak不同,五個月前到達水牛城的51歲緬甸羅興亞難民Mohamad Ismail Bin Laskarali認定,這裏就是他二十五年旅途的終點。因為在這裏,英雄不問出處。

「無論你從哪裏來、信什麼教,在美國人人平等。」他說,「或許我有天會回到緬甸,但小孩子就留在這裏過更好的生活吧。」

在Ismail的家鄉緬甸若開邦,平等對於羅興亞人來說,是一種奢求。信奉伊斯蘭教、親英國殖民者的羅興亞人在軍政府統治時期沒有公民權,在教育、醫療、財務和人身自由等方面飽受歧視,被聯合國難民署稱為「世界上最受迫害、最被排斥、最脆弱」的族裔。

2015年,緬甸若開邦首府實兑的一對母女。
2015年,緬甸若開邦首府實兑的一對母女。攝:葉家豪/端傳媒

不知是不願再提傷心往事,還是對羅興亞人遭受的迫害早已習以為常,Ismail不願多談他在緬甸的遭遇。「這些陳年舊事真的那麼重要嗎?」他反覆地說。

「美國是120%的好生活,緬甸是0%,在那只是生存。」Ismail用生硬的英語說。他能流利地講七門語言,除了羅興亞語和緬甸語,20多年的難民生涯教會了他馬來語、印地語、烏爾都語、泰語、孟加拉語,還有無窮無盡的街頭智慧。

Ismail已婚的長子另立門戶,住在堪薩斯城, Ismail與妻子和四個女兒居住在水牛城東部。戴着鮮豔頭巾的長女Nor 16歲了,她隨父母逃離緬甸時,還是襁褓中兩個月大的嬰兒,對故國沒有印象,甚至沒有想象。

「每次聽爸爸說他逃出緬甸的故事,我都要打瞌睡,太長了!不過我也喜歡美國,這是個快樂的地方。」Nor喜歡自然科學課,愛打羽毛球,志願是當醫生。

晚餐時間,一家人席地而坐,在地毯上鋪開桌布,以右手抓飯,眼前的菜色琳琅滿目:炸乳鴿、炸馬鮫魚、竹筍蝦仁、辣椒洋葱……四個女兒邊吃,邊吱吱喳喳地說着學校的趣事,沒有一刻消停。

「怎麼樣,我的生活不錯吧?」Ismail咧開嘴笑了。「天底下所有的快樂,都不如天倫之樂。一家人最重要是齊齊整整在一起。」

Ismail保留着傳統羅興亞人的生活方式,飯後嚼用葉子包裹的檳榔,週末到街角同胞開的雜貨店採購食物,每日準點到家附近的清真寺禮拜。不同於住在城西的其他緬甸難民們,包括Ismail一家在內的絕大部分羅興亞難民,與來自伊拉克、索馬里的穆斯林難民一道,聚居在城市的東邊。

「他們不介意住沒那麼好的房子,他們希望離清真寺近一點。」協助Ismail一家的難民安置組織Jewish Family Services主管Maria Domingo說。據估計,約有200多名羅興亞難民被安置在水牛城。

水牛城大學社工學院教授Isok Kim向端傳媒表示,安置在此的羅興亞人通常很低調,較少與其他緬甸族裔難民交往。「某種程度上,緬甸難民把國內複雜的族裔鬥爭帶到了美國。」

當地緬甸難民領袖Steven Sanyu是緬族,他告訴端傳媒,曾有羅興亞難民跟他說:「我是緬甸的羅興亞人,我會說緬甸語!」 他雖覺得親切,但心裏不禁想:「你們應該是孟加拉人吧!」

他與在水牛城的羅興亞人幾乎零交往,但強調緬甸社區中心向他們開放,大家同為落戶美國的難民,無分國籍、膚色、種族。 「我們的國家那麼小,世界那麼大。」他說。緬甸難民中數量最多的克倫族即將建立自己的社區中心,Sanyu也表示支持。

社區診所負責人Ireland則認為,緬甸各族裔表面和平下,實則暗流湧動。緬甸的少數族裔多因與緬族武力抗爭、要求在聚居地當家作主而成為難民,而緬族難民則多為追求民主、非暴力抗爭的學生運動領袖,兩者的訴求和思維很迥異。

不僅緬甸難民社區存在內在矛盾,難民中的索馬里人和索馬里班圖人正是內戰中的死對頭。「有時他們在診所遇到,還會咬牙切齒地說『你瞧這個傷疤,就是那個傢伙弄的!』」Ireland說。同一族群內雖偶有爭端,但鮮少演變成惡劣事件,畢竟難民數量相對少,難以集結成政治力量。

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主任Randy Capps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難民被安置到美國後,民族矛盾會隨時間淡化,真正的威脅是少年難民的幫派犯罪。美國收容的難民通常被安置在生活成本低的城市,然而,這些城市通常治安欠佳,缺乏財務常識的難民易成為犯罪團伙的目標;而且,當地公立學校教學質量可能不佳,難民少年易會被幫派吸收。在收容大量難民的明尼蘇達州,索馬里少年黑幫就犯下多宗搶劫、強姦、販賣人口罪案。

去年,一名住在水牛城城西的緬甸克倫族人被入室偷竊者打至重傷癱瘓,行兇者仍逍遙法外。據了解,案情是緬甸難民少年組成幫派,看準難民沒有銀行儲蓄的習慣、在家中存放大量現金,於是向族群內較年長的難民下手,實施入室偷竊。僅克倫族社區內,在2015年10、11月內,類似案件就有70起。有時,受害者因礙於行兇者是同族的「自己人」,沒有指認他們。亦有居民對警方辦案不力表示不滿。

擔任水牛城市長已十年的Bryon Brown向端傳媒表示, 難民與警察之間的信用關係很難建立。「基於過去的經歷,難民通常對穿制服的人有不好的印象。」目前,警署定期與難民社區領袖舉辦座談會,加強警民關係。

談到和其他難民的關係,Ismail聳聳肩,說他對緬甸其他族裔和佛教徒沒有一點怨恨。「無論是穆斯林、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還是佛教徒,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都是自己人。」他的客廳牆上貼着聖城麥加的照片,房門前卻鋪着寫有「聖誕快樂」的門墊。

融入:難民與他們建起的城

因大量難民和移民進駐,位於水牛城西部的West Side 區如今是紐約州種族最多元的郵政區域。

而社區診所負責人Ireland記得,在七、八年前, 這區還是罪案頻發、市民甚少踏足的「no go zone」,主幹道Grant街上85%的店鋪都是空置的,儘管房租十分低廉,也沒有人想在那裏開店。

在治安整治、難民和移民遷入雙管齊下後,這個街區重煥新生。原本猶如一潭死水的房市逐步回温,而臨街的商業旺地更是一鋪難求,其中不少店主是難民與移民。在Grant街上走一遭,能將盧旺達手工木雕大耳環、緬甸醃茶葉沙拉、不丹鮮豔的民俗服裝都一網打盡。

圖為美國水牛城的夜景。
圖為美國水牛城的夜景。攝:Richard Cummins/Robert Harding via AFP

「比起長期居民,新來的難民、移民更具企業家精神。」 水牛城市政府官員Jessica Lazarin說。

坐落在該區主幹道Grant街上的West Side Bazaar是由非盈利機構創立的、面向難民的商業孵化器,給予他們商業運營基本培訓,提供低息創業貸款和租金相對低廉的鋪位。在這裏,一個餐飲鋪位的租金是每月850美元,比自立門戶經營餐廳的成本和風險低。緬甸經典的平民美食魚湯米粉售價5美元,多付0.75美元,就能吃到俗稱「富人才吃得起「的椰汁雞肉湯麪。

West Side Bazaar是扶植資本薄弱、從商經驗不足難民的短期温室,但這並非他們躲避市場競爭的永久庇廕。租用攤位的店主需要接受定期營收考核,若生意不理想,需要在指導下調整經營策略。參與項目滿三年後,店主必須搬離,直面市場的大風大浪。

在水牛城居住超過五十年的Liz Huckabone是West Side Bazaar的常客,她樂見難民帶來的文化多元性。「走在城西,就能環遊世界。而且從經濟發展上考慮,我們的城市也亟需勞動力。」

近年來,出生地為美國的水牛城居民人口持續滑落,而出生地為外國的人口卻在攀升,緩衝了人口流失的速率。而且,白手起家、多經營小生意的難民和移民,也在推動水牛城的華麗轉身,從仰賴重工業向中小型服務業轉型,帶動本地經濟復甦,從而吸引更多人口迴流。

「難民和移民帶來新能量。」市長Brown說。據他所說,到2020年,水牛城的人口有望在60年來首次止跌回升。外來者不僅沒有榨乾福利,還為處於後工業時代的水牛城帶來渴求已久的人口和經濟增量。

這或許解釋了為何在水牛城難民與其他居民之間的和睦。儘管總統參選人特朗普和克魯茲、州長及地方政治人物紛紛發表反穆斯林難民言論,水牛城的清真寺未被塗鴉,未有爆發反難民抗議,難民兒童在學校裏與同學打成一片。

移民政策研究所報告顯示,難民抵美最初通常從事低收入的工作,例如清潔工、製造業工人、後廚等。隨着時間推移,他們的收入顯著提高,抵美20年的難民比抵美5年的難民年收入高出3萬1000美元,但與出生在美國的公民相比,收入水平依然較低。難民的平均家庭收入為 4萬2000美元,比移民低3000美元,比在美國出生的公民低8000 美元。

儘管歐美接收的難民規模不在同一量級,歐洲不可能照搬美國的一套,但將難民收容和振興經濟、復甦社區有機結合的思路,值得歐洲參考。

Capps說,美國的社會福利體系整體不如歐洲,在難民安置過程中以就業為優先,鼓勵難民在三個月至半年內找到工作,否則他們難以僅僅依靠社會福利維持温飽。他認為,歐洲或能借鑑美國,考量開放勞動力和商業市場,讓難民自力更生。「不然德國沒有辦法用社會福利餵飽一百萬難民。」

只有5%到10%的成年難民在抵達美國後增進了學歷。Capps分析,美國的難民安置項目將重點放在幫助難民儘快就業,且項目經費不足,對成年難民受教育的支持並不充分。美國鼓勵難民在抵達後三至六個月內就業,又因收容城市多為中小型城市,職缺多為低收入的體力勞動,受過良好教育的難民就業初期可能被迫低就。

難民們抵達新家園一段時間後,逐漸擺脱逃亡生活的陰霾、建立經濟基礎,生活狀態漸與移民趨同。正如Khaing,最初為了自由而漂泊,如今追求更舒適的生活。

2016年2月11 日,美國,共和黨的支持者參與競選活動時,在一面美國旗前等候上台發 言。
2016年2月11 日,美國,共和黨的支持者參與競選活動時,在一面美國旗前等候上台發 言。攝:Spencer Platt/GETTY

三門生意做得有聲有色的Khaing並不着急修完他在水牛城大學的金融學士學位,但為了早日從水牛城搬走,他還是打算加把勁。對於在熱帶長大的他來說,這裏不太宜居。「實在太冷了,我始終不覺得自己屬於這裏。」今年新年,他和未婚妻去了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迪士尼樂園,「我希望每天至少看見太陽一次。或許我之後會搬到那裏去吧。」 當地温暖濕潤的氣候讓他想起了家鄉。即使已是美國公民,他仍然不倦地在此四處尋覓最像緬甸的地方。

去年是他離家十年之後第一次回到緬甸。 「我一到村口,就看到媽媽在那候着我,她緊緊抱住我痛哭。」 他感覺人與人之間少了猜忌和刺探,而他,終於能在祖國內自由行動了。

剛離開緬甸的那幾年,Khiang都不敢打電話回家,擔心海外電話被軍政府竊聽。在他心中,贏得去年緬甸大選的全國民主聯盟領袖昂山素季是民主的女神。「昂山素季很偉大。沒有她的話,我應該還不敢打電話給父母;沒有她的話,緬甸會像以往一樣黑暗。」他說, 「但昂山也無法在短時間改變所有事情,只有教育可以救緬甸。」

報税季過去後,Khiang打算投放精力到他的房屋翻新、出租的生意上,他的目標是擁有一百間房子。「我一直想為那些不如我幸運的人,做一些事情。」他說,待他累積足夠的財富,不再為個人温飽奔波,就要在緬甸捐錢助學。

「我的故事很長,對不對?每個難民都有一個被連根拔起、又重新生長的故事。」

美國 奧蘭多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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