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黑客 開放數據

許恩恩:打字,轉動公民社會

科技工具與社會運動的結合,碰撞出更多有趣火花。


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兩年前的太陽花佔領立院運動,來自開源社群,嫻熟於使用雲端網路工具的行動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用Hackpad協助現場文字轉播,用Hackfoldr整合相關資訊,以共筆協作的去中心化,在運動的大量參與者間建立起有效溝通的平台。

佔領結束迄今兩年多,科技工具與社會運動的結合,又碰撞出更多有趣火花。

甫結束的 g0v Summit 2016當中,就有人分享用網路串連群眾的「購買後立刻退貨」行動,以抵制陷入黑心油品風暴的頂新集團,稱作「滅頂秒退」行動;這是過去未見的新型態無組織社運。

該場論壇主持人林祖儀負責的「割闌尾計畫」,則以人體中沒用的「闌尾」(盲腸),比喻不適任的國民黨藉「藍委」(藍營立法委員),呼籲公民行使罷免權來「割除」。為了挑戰罷免連署的高門檻,發起者設計了一個仿線上遊戲介面網站,讓「藍委」化成遊戲關卡中的大魔王,公民則是挑戰的玩家。連署書收集進程化作即時戰況,網站也提供各地公民連署的指引。此舉成功引起高度關注,讓連署人數達標。

不過,這些酷炫例子畢竟罕見,有些技術門檻還不低。回歸公民社會日常,開源技術目前最主要的應用,卻是表現在一種基礎的勞動實踐:文播。

公部門的「文播」:常態化的障礙

我是個不會寫程式的社運參與者。我常在活動或會議中,負責把發言內容逐字騰打;若是公開活動,則會貼出「文字現場直播」(簡稱「文播」)的網頁連結,讓取得連結的人,都可以在協作工具(例如hackpad)上「讀」到現場發言,也可以在協作工具上編輯或回應。

我最早開始從事文播,是因為呂家華(台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委員)在「參與式預算」的公務員培訓時,希望能即時把課程內容記錄下來,也留下基層公務員對課程的回饋。在呂家華的爭取下,我進入許多「公民參與委員會」的會議,以及北市府與公民團體的聯席會議,擔任文字紀錄。

開始協助公部門會議文播,我曾疑惑:這項工作為何沒有成為會議標準程序?後來漸漸發現:公務體系中,能用一般鍵盤快速、持續打字的人並不多,世代間更有明顯落差。這種人才欠缺,甚至侷限了現有文字記錄的開放。例如 g0v Summit 中,衛生福利部的羅佩琪便指出:她曾主動做會議文播,但部門主管卻擔心,萬一未來接手的人沒有能力延續,這項措施會中斷而招致批評,寧可選擇先不對外公開。

文播往公民社會擴散

由於我同時兼任「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行秘書,在公部門的會議中累積一陣子文播經驗後,我便把這種作法運用於聯盟內的路線討論、法案草擬與讀書會等,也在「憲政草根論壇」上提供即時線上文字轉播,逐漸把這項工作導入民間社運組織。後來更經常協助其他社運組織活動的文播。

與公部門不同,社運夥伴更加肯定這份工作的重要性,肯定「開放透明」的精神。過去社運組織的活動記錄格式,大多是影像檔,或者事後重新梳理寫成的文章。但隨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直播盛行,社會議題的資訊爆炸,導致「公民好忙」的現象。

比起戴上耳機點開錄影,閱讀文字直播變成了一個更方便的選項──因為網路流量負荷低,又可以自由選擇觀看段落,轉貼時要引用也相對方便。而能在貼文或共筆文件內即時留言回覆,更提升了網路使用者的參與感。

網路協作工具早就存在,為什麼現在才出現需求成長的趨勢?對不熟悉雲端編輯的人而言,這些工具有一定門檻,打字速度同樣存在殘酷的世代差異,這都侷限文播早期的擴散。但我更明顯的感受到的是:是社運組織內越來越多行動者的反覆實作,才讓文播技術跨過了「陌生」的門檻,成為一項可培養、可以普及的技能。

「文播」其實是一種單純的工作,只需要對議題有初步了解,剩下就是勞力密集的「聽打」。但這項簡單的「聽打」卻奠定出一種文本傳播基礎,改寫公民社會運作。

「審議」與「倡議」的張力

對照政府跟公民社會的文播運用,可發現一些清晰對比。

在公部門這端,審議中介者與開源社群合作促成政府「開放資料」,並拓展出「公民參與」的新戰場。對比之下,社運組織和開源社群的互動,卻仍多侷限在短期事件的合作或技術支援,較少常態性使用技術工具來擴大群眾參與。為什麼?

「資源」是首要關鍵。政府許多機關組織均依法設置資訊單位;對照之下,多數社運組織財務拮据,很難養得起長期技術人才,能夠陪伴議題處理開源技術。然而,在缺乏技術能力或資源的表象外,很多社運組織真正面臨的困境,是對議題本身「究竟該擴大參與到什麼程度」的評估。同時,社運組織的議題及習慣操作的倡議模式,也會在「開放」時會遇到兩難。

例如,民間司改會最近正在嘗試,以線上開源審議擴大司法改革的參與,就面臨這種困境。司改會作為一個倡議團體,長期以來在若干議題訴求鮮明。然而舉辦開源審議,其必須扮演跨界合作的「中立平台」。司改會能否放下既有組織立場,呈現不同意見,成為關鍵挑戰。

過去「公民憲政推動聯盟」曾以審議式民主的操作方式,舉辦許多場憲政草根論壇。過程中,我們發現開放的成本在於:如何權衡群眾審議出來的共識,以及團體本身訴求?議題立場的決策,到底要開放到什麼程度,邊界在什麼地方?

社運組織 vs 政府機構

社運組織的「倡議」和「審議」之間微妙的緊張關係,或許可以類比為政府機關的「政策方向」及「公民參與」之間的關係──前者都代表組織本身的意志,後者則是權力的分散。但這兩組關係仍然具有差異。

社運組織的倡議沒有穩定的推動路徑,當涉及分配正義或多元保障的立場時,又可能牴觸主流大眾的意向,使得捲動民意的工作難上加難。這種特性,自然會增加「開放」、「審議」過程的成本。更現實的是,組織成員及捐款來源,通常有既定的訴求方向。倘若擴大參與之後的審議共識,背離原本團體倡議的訴求,這些倡議團體該如何處理、該買單到什麼程度?

相對的,政府部門推動政策有清晰的路徑可循,且常是先有了立法意志,事先限縮了求解範圍,到了政策的後期才拿出國家資源做「公民參與」;這種參與既不挑戰根本的議題設定,也難被事後課責。

這次 g0v Summit 中,呂家華指出政策過程涉及「問題認定、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五個階段;許多政策爭點發生在最初的兩個階段,但「問題認定」掌握在行政機關或立委手中,「政策規劃」則往往是標案委託研究,或找專家開會諮詢。

到「政策合法化」階段,訊息揭露度才開始提升,但此時的公民參與,對政策影響力已被限縮。即使導入新型態的審議工具和開源技術,若無法鑲嵌既有行政程序,恐怕也只是落入形式上的「軍備競賽展演」──例如地方政府和局處爭相做參與式預算,卻無法觸碰核心的分配問題。

公部門運用開源技術創造公民參與空間時,往往基本問題與政策框架已經敲定,剩下的調整空間有限,所以開放也無妨。反之,社運團體倡議的目標,往往挑戰基本問題的認定,涉及創立新法或重大修法提議,此時貿然開放公民參與,不免有模糊組織目標的風險,這讓社運團體顯得卻步。

兩種組織需求的差異,造成與開源社群之互動程度的落差。

技術的政治性

政府部門和社運組織都帶著各自侷限,但透過技術工具的操作,及行動者有意的配置策略,縱使沒有立即進展,也能撐開一點另類實踐的空間。

這次 g0v Summit 中王景弘和彭盛韶分享台北市府案例,可以看到技術者透過精緻且易懂的「預算視覺化」,創造短期政治亮點,換取推動「參與式預算」所需的長期培力工作。雖然他們並未撼動到預算分配本身(已被限縮的)框架,卻也把「開放」當成籌碼,換取了額外的政治空間。

北市府資訊局訓練各局處使用協作軟體,回應網友對於預算分配的提問,這不只是單純技術的使用,也導入了審議民主的思考,擺脫官樣文章而能有更好的回覆品質。同樣的,社運組織也可以議題出現較高張力的衝突時,用這種方式彙整不同介面對議題爭點的討論和建議,或在協作版面上設計促進交流的機制,讓參與者透過互動而更有參與感。無論觀點是否一致,共筆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合作與信任感,是倡議團體經營群眾、進行溝通時所需要的基礎。

面對政權輪替,許多人擔心抗爭力道削弱,政府會以更細緻的手段收編民間力量──例如用各種會議和論壇面對爭議,看似廣納意見卻沒有釋出議程設定和最終決策權力。如果我們預期未來鬥爭的場域,將大幅的從街頭轉到會議場上,戳破這種程序的「真黑箱性質」確實是重要功課。

檢視政府的「開放」究竟有沒有進步價值,並思考技術在使用過程中所展現的「政治性」,讓「開放」成為議題的籌碼和後盾,可能是未來開源社群和社運組織進一步合作的契機。期待在經歷政局轉換之後,下次g0v Summit能有更豐富的政治實踐分享,反思開源技術進到跨界政治角力中的作用,找出能使力的節點。

(許恩恩,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