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舉行五十年來首次官方發起的研討會，公開討論1965-1966年的大屠殺事件。在此之前，印尼政府從未支持過類似的對話討論。研討會第二天，紐約時報登載報導。除採訪倖存者和相關印尼人士，還採訪了紀錄片導演 Joshua Oppenheimer。他在採訪中肯定了研討會的意義，不過希望研討會帶來積極的結果，希望印尼政府不要用謊言去掩蓋謊言。
Joshua Oppenheimer 是美國導演，他指導的兩部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2012）和《The Look of Silence》（2014）聚焦反共清洗事件，前者以當年的殺手為主角，多年以後這些殺手見面聊天，仍然對自己殺人的手法和經歷津津樂道，毫無悔意；後者以受害者家屬 Adi Rukun 為主線，他一直希望和殺害自己兄長的殺手們對質，希望他們可以道歉，解開所有人的心結，可是事與願違，他面對的阻力遠遠比想像中大得多。
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導演：Joshua Oppenheimer，上映時間：2012年11月（丹麥）
這兩部影片問世之後，為印尼觀眾展示出一塊大家久久不敢觸碰的疤痕，也為西方觀眾呈現出反共清洗事件為印尼人帶來的深刻影響。Joshua Oppenheimer 憑藉此片出席了歐洲許多影展，也兩度提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而 Adi Rukun 和電影的印尼工作人員則不得不隱姓埋名，長久以來無法暴露身分。導演本人也不斷收到印尼激進分子的威脅和恐嚇，難以進入印尼。
Oppenheimer 想知道為什麼人們不得不在恐懼和未平復的創傷之中生活五十年。他從來認為，紀錄片需要抓住聲音之外隱形的微妙，攝影機就像窗口，要把這些隱形的東西敞開在觀眾面前。
紀錄片裏的瑣碎日常看似波瀾不興，實則驚心動魄。Oppenheimer 想知道為什麼人們不得不在恐懼和未平復的創傷之中生活五十年。他用鏡頭對準的那些印尼人，也看似普通市民，實則內裏各有故事。大家相對時的暗湧，也展現了潛藏的暴力。Oppenheimer 從來認為，紀錄片需要抓住聲音之外隱形的微妙，攝影機就像窗口，要把這些隱形的東西敞開在觀眾面前。
因擔心政治因素禁止播放，《The Act of Killing》沒有送審，但後來印尼電影審查組織將《The Look of Silence》列為禁片，兩部電影並未能在印尼進行商業放映。兩家印尼官方機構（印尼人權協會和雅加達藝術委員會）協助下，兩部電影在印尼國內做了上千場放映，隨後導演將兩部影片放上網路，供印尼民眾免費觀看和下載，《The Act of Killing》有千萬計的瀏覽，《The Look of Silence》正在接近這個數字。 也許可以說，沒有這兩部紀錄片，這次研討會可能還會來得更遲。
紀錄片《The Look of Silence》，導演：Joshua Oppenheimer，上映時間：2015年7月（北美）
儘管如此，Oppenheimer 接受端的訪問時仍對時局保持樂觀態度，他相信印尼民眾已經對1965年的反共清洗事件有清楚的認知，哪怕官方一時無法公開道歉，民眾終會發出聲音，求得解決的方法。
端傳媒記者電話專訪了導演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是訪談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印尼召開研討會，討論「屠共」事件，當傳媒和記者問起你關於印尼相關的話題，你的感受是什麼？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簡稱「O」）：我拍完《The Act of Killing》和《The Look of Silence》之後，國際上對「屠殺」多了一些討論，記者來採訪我，也等於（對兩部紀錄片）的肯定。一些觀眾看了這兩部電影之後，對這次的研討會也有一些觀點。整個國家的重視程度在慢慢提高，不過進度很緩慢。
這兩部電影在印尼國內引起了一些討論和思考。也許更有趣的問題是，我對這次研討會的感想。這次研討會很有積極意義。儘管一些前軍方官員，包括印尼安全部長 Luhut Panjaitan，他們的發言讓人失望，也是在意料之中。這些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五十年之後，印尼政府終於發起了公開討論屠殺的會談。研討會的迴響，也為以後更多的討論打開了大門。
最關鍵的是，五十年之後，印尼政府終於發起了公開討論屠殺的會談。研討會的迴響，也為以後更多的討論打開了大門。
Luhut Panjaitan 說了一些蠢話，比如他們不相信有受害者，因爲政府從來沒有收到關於屠殺的任何證據。其實國際人權委員會和人權組織已收集了數百項證據，很快回應了（這次發言）。總統 Joko Widodo 只能命令 Luhut Panjaitan 進行詳細的調查。且不說這調查是否能落實，從哪裏開始，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廣而告之。或者證據是否能找到，是否能公諸於眾，是否受到保護，都是另一回事了。這是第一次政府發起對屠殺的討論，已經向前邁了一大步。
端：所以你對印尼政府未來的舉措持樂觀態度？
O：是。不過問題是，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時限？我相信印尼（對屠殺）的全國反思要開始了。不管有沒有真相委員會，不管真相委員會是否能主持公道，官方發起的全國性討論都開始了。
普通的印尼倖存者，甚至是當年的殺手，不再對那段歷史保持沉默。在研討會之前他們已經開始講述自己的經歷，研討會只是加快了這一切的發生。三年半之前，印尼社會主流接觸到《The Act of Killing》，人們已經開始講出當年的事，年輕人也向他們的父母詢問1965年的真相。很多人把這些經歷發表在網絡上，由此出現了 Kidnap 65，Remember 65這些網站，印尼的民運人士和歷史學家把這些收集起來，由國際人權組織發起正式、但非官方的真相委員會調查，最後在哈根展示給國際刑事法庭的法理學家和公訴人看。這是印尼人自己追求真相的一個例子，是無法阻止的。印尼人不再害怕，不再裝作相信政府的掩飾。印尼老師們現在也開始把他們知道的真相講出來。印尼教師協會推出了一套備選的歷史課程。老師們可以說，這是他們本來要教的課程，和官方的不同。現在真相來了。高中的學生還有機會看到《The Look of Silence》或者《Act of Killing》去加深印象。
這是印尼人自己追求真相的一個例子，是無法阻止的。印尼人不再害怕，不再裝作相信政府的掩飾。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謊言，不再假裝無知。官方曾將屠殺形容為對抗共產主義者的正當舉措，不會有人再相信了。
所以全國性的反思無法阻止。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謊言，不再假裝無知。官方曾將屠殺形容為對抗共產主義者的正當舉措，不會有人再相信了。事態的改變表明政府有很多要跟上，民眾現在已經會公開嘲笑政府的言詞。我相信政府終究會追上這個進程。無論怎樣，政府在公開清洗事件中佔據着主導地位。目前有沒有其他影響大局的人出現，這我不太確定。
不過這次研討會就是一個好的跡象。印尼的人權委員會在《The Look of Silence》入選奧斯卡之後，和我一起飛到華盛頓，遞交了一封信給奧巴馬總統，希望奧巴馬可以解密美方的相關文檔，釐清美國在這次事件中的角色。之後白宮會談時又強調了這個要求，人權觀察的執行董事 Kenneth Roth 到雅加達召開發佈會，不僅要求組成真相委員會，還希望美國在調查中積極回應印尼人權委員會的要求，發揮主要作用。
端：你的電影裏有一幕，教師告訴學生們，共產主義者很危險，你認為印尼政府會在教育上有所行動嗎？
O：你是說，寫入更多真相？
端：或者也許他們會隱瞞更多東西？
O：這很關鍵。印尼的歷史課程改革太重要了。這其中當然有掙扎。在《The Look of Silence》發行時，很多學校都悄悄準備了備選的歷史課程（真實歷史）。現在官方的歷史課程帶著偽裝，實際是恐嚇和抹黑，煽動甚至維持施予倖存者家人的暴力。Adi Rukun（The Look of Silence 主角）高中時曾被叫到講台上，揭露他的親屬是共產主義者，讓全班同學防範他。想像一下小孩每天公開被污辱和恐嚇的樣子吧。這些現在仍然在發生。政府，軍隊，警察暴力由此「合法化」了。倖存者組織如今仍然被恐嚇，毆打。他們的集會也常常被中斷。
就在研討會之前，一組倖存者會面在準備會議發言，治安人員和輔警——像你在《The Act of Killing》裏面看到的那樣——前去攻擊他們的集會。只要有這個社群存在，對倖存者的恐嚇和暴力就會一直繼續下去。想改變歷史課程，想組成正式的真相委員會，想求得任何形式的公義，想得到全國官方的道歉，都不太容易。印尼掌握財富的少數人，軍隊指揮官，他們的爪牙，所有財富和權力都是他們逃脫罪名後，在五十年間不斷掠奪和剝削，腐化得來的。民眾害怕他們，大家都對他們的暴行記憶猶新，知道這些人什麼都做得出來。
印尼普通民眾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學校被欺騙了，他們對此感到氣憤，議論紛紛，也把真相都告訴了小孩。
他們不希望財富和權力的由來被發現。所以哪怕是改變教材這種事也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印尼普通民眾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學校被欺騙了，他們對此感到氣憤，議論紛紛，也把真相都告訴了小孩。儘管前方還有很大的障礙，我還是很樂觀。
端：那你自己還會繼續參與這些民運嗎？自己今後有什麼計劃？
O：我花了三年半的時間，一直在參與（讓大家更了解清洗事件），今後也會繼續做有用的事。不過我至今還會收到來自印尼軍方人士的恐嚇，威脅，一時間不能去印尼。這個抗爭最終還是需要印尼民眾他們自己來進行下去，研討會就是一個明證。這兩部紀錄片激發了一些印尼年輕人追求真相，如今他們都在參與這些活動。我會繼續做一些事，吸引大家的注意，或者是吸引傳媒的關注也好，去白宮和人權委員會一起會面也好。我最近還在衛報寫了文章，說當初屠殺時燒毀樹林給印尼帶來的氣候變化。這些我都會做，不過我也會繼續自己新的電影項目，希望印尼的民眾也可以積極地努力，爭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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