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民众不再假装相信政府的谎言:专访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两部纪录片揭开大屠杀隐忍疮疤,如今他说,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谎言,不再假装无知⋯⋯
纪录片《The Look of Silence》。
风物

印度尼西亚举行五十年来首次官方发起的研讨会,公开讨论1965-1966年的大屠杀事件。在此之前,印尼政府从未支持过类似的对话讨论。研讨会第二天,纽约时报登载报导。除采访幸存者和相关印尼人士,还采访了纪录片导演 Joshua Oppenheimer。他在采访中肯定了研讨会的意义,不过希望研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希望印尼政府不要用谎言去掩盖谎言。

Joshua Oppenheimer 是美国导演,他指导的两部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2012)和《The Look of Silence》(2014)聚焦反共清洗事件,前者以当年的杀手为主角,多年以后这些杀手见面聊天,仍然对自己杀人的手法和经历津津乐道,毫无悔意;后者以受害者家属 Adi Rukun 为主线,他一直希望和杀害自己兄长的杀手们对质,希望他们可以道歉,解开所有人的心结,可是事与愿违,他面对的阻力远远比想像中大得多。

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
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

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上映时间:2012年11月(丹麦)

这两部影片问世之后,为印尼观众展示出一块大家久久不敢触碰的疤痕,也为西方观众呈现出反共清洗事件为印尼人带来的深刻影响。Joshua Oppenheimer 凭藉此片出席了欧洲许多影展,也两度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而 Adi Rukun 和电影的印尼工作人员则不得不隐姓埋名,长久以来无法暴露身分。导演本人也不断收到印尼激进分子的威胁和恐吓,难以进入印尼。

Oppenheimer 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得不在恐惧和未平复的创伤之中生活五十年。他从来认为,纪录片需要抓住声音之外隐形的微妙,摄影机就像窗口,要把这些隐形的东西敞开在观众面前。

纪录片里的琐碎日常看似波澜不兴,实则惊心动魄。Oppenheimer 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得不在恐惧和未平复的创伤之中生活五十年。他用镜头对准的那些印尼人,也看似普通市民,实则内里各有故事。大家相对时的暗涌,也展现了潜藏的暴力。Oppenheimer 从来认为,纪录片需要抓住声音之外隐形的微妙,摄影机就像窗口,要把这些隐形的东西敞开在观众面前。

因担心政治因素禁止播放,《The Act of Killing》没有送审,但后来印尼电影审查组织将《The Look of Silence》列为禁片,两部电影并未能在印尼进行商业放映。两家印尼官方机构(印尼人权协会和雅加达艺术委员会)协助下,两部电影在印尼国内做了上千场放映,随后导演将两部影片放上网路,供印尼民众免费观看和下载,《The Act of Killing》有千万计的浏览,《The Look of Silence》正在接近这个数字。 也许可以说,没有这两部纪录片,这次研讨会可能还会来得更迟。

纪录片《The Look of Silence》。
纪录片《The Look of Silence》。

纪录片《The Look of Silence》,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上映时间:2015年7月(北美)

尽管如此,Oppenheimer 接受端的访问时仍对时局保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印尼民众已经对1965年的反共清洗事件有清楚的认知,哪怕官方一时无法公开道歉,民众终会发出声音,求得解决的方法。

端传媒记者电话专访了导演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印尼召开研讨会,讨论“屠共”事件,当传媒和记者问起你关于印尼相关的话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简称“O”):我拍完《The Act of Killing》和《The Look of Silence》之后,国际上对“屠杀”多了一些讨论,记者来采访我,也等于(对两部纪录片)的肯定。一些观众看了这两部电影之后,对这次的研讨会也有一些观点。整个国家的重视程度在慢慢提高,不过进度很缓慢。

这两部电影在印尼国内引起了一些讨论和思考。也许更有趣的问题是,我对这次研讨会的感想。这次研讨会很有积极意义。尽管一些前军方官员,包括印尼安全部长 Luhut Panjaitan,他们的发言让人失望,也是在意料之中。这些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五十年之后,印尼政府终于发起了公开讨论屠杀的会谈。研讨会的回响,也为以后更多的讨论打开了大门。

最关键的是,五十年之后,印尼政府终于发起了公开讨论屠杀的会谈。研讨会的回响,也为以后更多的讨论打开了大门。

Luhut Panjaitan 说了一些蠢话,比如他们不相信有受害者,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关于屠杀的任何证据。其实国际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组织已收集了数百项证据,很快回应了(这次发言)。总统 Joko Widodo 只能命令 Luhut Panjaitan 进行详细的调查。且不说这调查是否能落实,从哪里开始,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广而告之。或者证据是否能找到,是否能公诸于众,是否受到保护,都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第一次政府发起对屠杀的讨论,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端:所以你对印尼政府未来的举措持乐观态度?

O:是。不过问题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限?我相信印尼(对屠杀)的全国反思要开始了。不管有没有真相委员会,不管真相委员会是否能主持公道,官方发起的全国性讨论都开始了。

普通的印尼幸存者,甚至是当年的杀手,不再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在研讨会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研讨会只是加快了这一切的发生。三年半之前,印尼社会主流接触到《The Act of Killing》,人们已经开始讲出当年的事,年轻人也向他们的父母询问1965年的真相。很多人把这些经历发表在网络上,由此出现了 Kidnap 65,Remember 65这些网站,印尼的民运人士和历史学家把这些收集起来,由国际人权组织发起正式、但非官方的真相委员会调查,最后在哈根展示给国际刑事法庭的法理学家和公诉人看。这是印尼人自己追求真相的一个例子,是无法阻止的。印尼人不再害怕,不再装作相信政府的掩饰。印尼老师们现在也开始把他们知道的真相讲出来。印尼教师协会推出了一套备选的历史课程。老师们可以说,这是他们本来要教的课程,和官方的不同。现在真相来了。高中的学生还有机会看到《The Look of Silence》或者《Act of Killing》去加深印象。

这是印尼人自己追求真相的一个例子,是无法阻止的。印尼人不再害怕,不再装作相信政府的掩饰。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谎言,不再假装无知。官方曾将屠杀形容为对抗共产主义者的正当举措,不会有人再相信了。

美国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
美国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

所以全国性的反思无法阻止。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谎言,不再假装无知。官方曾将屠杀形容为对抗共产主义者的正当举措,不会有人再相信了。事态的改变表明政府有很多要跟上,民众现在已经会公开嘲笑政府的言词。我相信政府终究会追上这个进程。无论怎样,政府在公开清洗事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有没有其他影响大局的人出现,这我不太确定。

不过这次研讨会就是一个好的迹象。印尼的人权委员会在《The Look of Silence》入选奥斯卡之后,和我一起飞到华盛顿,递交了一封信给奥巴马总统,希望奥巴马可以解密美方的相关文档,厘清美国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之后白宫会谈时又强调了这个要求,人权观察的执行董事 Kenneth Roth 到雅加达召开发布会,不仅要求组成真相委员会,还希望美国在调查中积极回应印尼人权委员会的要求,发挥主要作用。

端:你的电影里有一幕,教师告诉学生们,共产主义者很危险,你认为印尼政府会在教育上有所行动吗?

O:你是说,写入更多真相?

端:或者也许他们会隐瞒更多东西?

O:这很关键。印尼的历史课程改革太重要了。这其中当然有挣扎。在《The Look of Silence》发行时,很多学校都悄悄准备了备选的历史课程(真实历史)。现在官方的历史课程带着伪装,实际是恐吓和抹黑,煽动甚至维持施予幸存者家人的暴力。Adi Rukun(The Look of Silence 主角)高中时曾被叫到讲台上,揭露他的亲属是共产主义者,让全班同学防范他。想像一下小孩每天公开被污辱和恐吓的样子吧。这些现在仍然在发生。政府,军队,警察暴力由此“合法化”了。幸存者组织如今仍然被恐吓,殴打。他们的集会也常常被中断。

就在研讨会之前,一组幸存者会面在准备会议发言,治安人员和辅警——像你在《The Act of Killing》里面看到的那样——前去攻击他们的集会。只要有这个社群存在,对幸存者的恐吓和暴力就会一直继续下去。想改变历史课程,想组成正式的真相委员会,想求得任何形式的公义,想得到全国官方的道歉,都不太容易。印尼掌握财富的少数人,军队指挥官,他们的爪牙,所有财富和权力都是他们逃脱罪名后,在五十年间不断掠夺和剥削,腐化得来的。民众害怕他们,大家都对他们的暴行记忆犹新,知道这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印尼普通民众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学校被欺骗了,他们对此感到气愤,议论纷纷,也把真相都告诉了小孩。

他们不希望财富和权力的由来被发现。所以哪怕是改变教材这种事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印尼普通民众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学校被欺骗了,他们对此感到气愤,议论纷纷,也把真相都告诉了小孩。尽管前方还有很大的障碍,我还是很乐观。

端:那你自己还会继续参与这些民运吗?自己今后有什么计划?

O: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一直在参与(让大家更了解清洗事件),今后也会继续做有用的事。不过我至今还会收到来自印尼军方人士的恐吓,威胁,一时间不能去印尼。这个抗争最终还是需要印尼民众他们自己来进行下去,研讨会就是一个明证。这两部纪录片激发了一些印尼年轻人追求真相,如今他们都在参与这些活动。我会继续做一些事,吸引大家的注意,或者是吸引传媒的关注也好,去白宫和人权委员会一起会面也好。我最近还在卫报写了文章,说当初屠杀时烧毁树林给印尼带来的气候变化。这些我都会做,不过我也会继续自己新的电影项目,希望印尼的民众也可以积极地努力,争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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