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举行五十年来首次官方发起的研讨会，公开讨论1965-1966年的大屠杀事件。在此之前，印尼政府从未支持过类似的对话讨论。研讨会第二天，纽约时报登载报导。除采访幸存者和相关印尼人士，还采访了纪录片导演 Joshua Oppenheimer。他在采访中肯定了研讨会的意义，不过希望研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希望印尼政府不要用谎言去掩盖谎言。
Joshua Oppenheimer 是美国导演，他指导的两部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2012）和《The Look of Silence》（2014）聚焦反共清洗事件，前者以当年的杀手为主角，多年以后这些杀手见面聊天，仍然对自己杀人的手法和经历津津乐道，毫无悔意；后者以受害者家属 Adi Rukun 为主线，他一直希望和杀害自己兄长的杀手们对质，希望他们可以道歉，解开所有人的心结，可是事与愿违，他面对的阻力远远比想像中大得多。
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上映时间：2012年11月（丹麦）
这两部影片问世之后，为印尼观众展示出一块大家久久不敢触碰的疤痕，也为西方观众呈现出反共清洗事件为印尼人带来的深刻影响。Joshua Oppenheimer 凭藉此片出席了欧洲许多影展，也两度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而 Adi Rukun 和电影的印尼工作人员则不得不隐姓埋名，长久以来无法暴露身分。导演本人也不断收到印尼激进分子的威胁和恐吓，难以进入印尼。
Oppenheimer 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得不在恐惧和未平复的创伤之中生活五十年。他从来认为，纪录片需要抓住声音之外隐形的微妙，摄影机就像窗口，要把这些隐形的东西敞开在观众面前。
纪录片里的琐碎日常看似波澜不兴，实则惊心动魄。Oppenheimer 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得不在恐惧和未平复的创伤之中生活五十年。他用镜头对准的那些印尼人，也看似普通市民，实则内里各有故事。大家相对时的暗涌，也展现了潜藏的暴力。Oppenheimer 从来认为，纪录片需要抓住声音之外隐形的微妙，摄影机就像窗口，要把这些隐形的东西敞开在观众面前。
因担心政治因素禁止播放，《The Act of Killing》没有送审，但后来印尼电影审查组织将《The Look of Silence》列为禁片，两部电影并未能在印尼进行商业放映。两家印尼官方机构（印尼人权协会和雅加达艺术委员会）协助下，两部电影在印尼国内做了上千场放映，随后导演将两部影片放上网路，供印尼民众免费观看和下载，《The Act of Killing》有千万计的浏览，《The Look of Silence》正在接近这个数字。 也许可以说，没有这两部纪录片，这次研讨会可能还会来得更迟。
纪录片《The Look of Silence》，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上映时间：2015年7月（北美）
尽管如此，Oppenheimer 接受端的访问时仍对时局保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印尼民众已经对1965年的反共清洗事件有清楚的认知，哪怕官方一时无法公开道歉，民众终会发出声音，求得解决的方法。
端传媒记者电话专访了导演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印尼召开研讨会，讨论“屠共”事件，当传媒和记者问起你关于印尼相关的话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Joshua Oppenheimer（以下简称“O”）：我拍完《The Act of Killing》和《The Look of Silence》之后，国际上对“屠杀”多了一些讨论，记者来采访我，也等于（对两部纪录片）的肯定。一些观众看了这两部电影之后，对这次的研讨会也有一些观点。整个国家的重视程度在慢慢提高，不过进度很缓慢。
这两部电影在印尼国内引起了一些讨论和思考。也许更有趣的问题是，我对这次研讨会的感想。这次研讨会很有积极意义。尽管一些前军方官员，包括印尼安全部长 Luhut Panjaitan，他们的发言让人失望，也是在意料之中。这些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五十年之后，印尼政府终于发起了公开讨论屠杀的会谈。研讨会的回响，也为以后更多的讨论打开了大门。
最关键的是，五十年之后，印尼政府终于发起了公开讨论屠杀的会谈。研讨会的回响，也为以后更多的讨论打开了大门。
Luhut Panjaitan 说了一些蠢话，比如他们不相信有受害者，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关于屠杀的任何证据。其实国际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组织已收集了数百项证据，很快回应了（这次发言）。总统 Joko Widodo 只能命令 Luhut Panjaitan 进行详细的调查。且不说这调查是否能落实，从哪里开始，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广而告之。或者证据是否能找到，是否能公诸于众，是否受到保护，都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第一次政府发起对屠杀的讨论，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端：所以你对印尼政府未来的举措持乐观态度？
O：是。不过问题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限？我相信印尼（对屠杀）的全国反思要开始了。不管有没有真相委员会，不管真相委员会是否能主持公道，官方发起的全国性讨论都开始了。
普通的印尼幸存者，甚至是当年的杀手，不再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在研讨会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研讨会只是加快了这一切的发生。三年半之前，印尼社会主流接触到《The Act of Killing》，人们已经开始讲出当年的事，年轻人也向他们的父母询问1965年的真相。很多人把这些经历发表在网络上，由此出现了 Kidnap 65，Remember 65这些网站，印尼的民运人士和历史学家把这些收集起来，由国际人权组织发起正式、但非官方的真相委员会调查，最后在哈根展示给国际刑事法庭的法理学家和公诉人看。这是印尼人自己追求真相的一个例子，是无法阻止的。印尼人不再害怕，不再装作相信政府的掩饰。印尼老师们现在也开始把他们知道的真相讲出来。印尼教师协会推出了一套备选的历史课程。老师们可以说，这是他们本来要教的课程，和官方的不同。现在真相来了。高中的学生还有机会看到《The Look of Silence》或者《Act of Killing》去加深印象。
这是印尼人自己追求真相的一个例子，是无法阻止的。印尼人不再害怕，不再装作相信政府的掩饰。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谎言，不再假装无知。官方曾将屠杀形容为对抗共产主义者的正当举措，不会有人再相信了。
所以全国性的反思无法阻止。印尼人不再相信政府的谎言，不再假装无知。官方曾将屠杀形容为对抗共产主义者的正当举措，不会有人再相信了。事态的改变表明政府有很多要跟上，民众现在已经会公开嘲笑政府的言词。我相信政府终究会追上这个进程。无论怎样，政府在公开清洗事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有没有其他影响大局的人出现，这我不太确定。
不过这次研讨会就是一个好的迹象。印尼的人权委员会在《The Look of Silence》入选奥斯卡之后，和我一起飞到华盛顿，递交了一封信给奥巴马总统，希望奥巴马可以解密美方的相关文档，厘清美国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之后白宫会谈时又强调了这个要求，人权观察的执行董事 Kenneth Roth 到雅加达召开发布会，不仅要求组成真相委员会，还希望美国在调查中积极回应印尼人权委员会的要求，发挥主要作用。
端：你的电影里有一幕，教师告诉学生们，共产主义者很危险，你认为印尼政府会在教育上有所行动吗？
O：你是说，写入更多真相？
端：或者也许他们会隐瞒更多东西？
O：这很关键。印尼的历史课程改革太重要了。这其中当然有挣扎。在《The Look of Silence》发行时，很多学校都悄悄准备了备选的历史课程（真实历史）。现在官方的历史课程带着伪装，实际是恐吓和抹黑，煽动甚至维持施予幸存者家人的暴力。Adi Rukun（The Look of Silence 主角）高中时曾被叫到讲台上，揭露他的亲属是共产主义者，让全班同学防范他。想像一下小孩每天公开被污辱和恐吓的样子吧。这些现在仍然在发生。政府，军队，警察暴力由此“合法化”了。幸存者组织如今仍然被恐吓，殴打。他们的集会也常常被中断。
就在研讨会之前，一组幸存者会面在准备会议发言，治安人员和辅警——像你在《The Act of Killing》里面看到的那样——前去攻击他们的集会。只要有这个社群存在，对幸存者的恐吓和暴力就会一直继续下去。想改变历史课程，想组成正式的真相委员会，想求得任何形式的公义，想得到全国官方的道歉，都不太容易。印尼掌握财富的少数人，军队指挥官，他们的爪牙，所有财富和权力都是他们逃脱罪名后，在五十年间不断掠夺和剥削，腐化得来的。民众害怕他们，大家都对他们的暴行记忆犹新，知道这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印尼普通民众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学校被欺骗了，他们对此感到气愤，议论纷纷，也把真相都告诉了小孩。
他们不希望财富和权力的由来被发现。所以哪怕是改变教材这种事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印尼普通民众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学校被欺骗了，他们对此感到气愤，议论纷纷，也把真相都告诉了小孩。尽管前方还有很大的障碍，我还是很乐观。
端：那你自己还会继续参与这些民运吗？自己今后有什么计划？
O：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一直在参与（让大家更了解清洗事件），今后也会继续做有用的事。不过我至今还会收到来自印尼军方人士的恐吓，威胁，一时间不能去印尼。这个抗争最终还是需要印尼民众他们自己来进行下去，研讨会就是一个明证。这两部纪录片激发了一些印尼年轻人追求真相，如今他们都在参与这些活动。我会继续做一些事，吸引大家的注意，或者是吸引传媒的关注也好，去白宫和人权委员会一起会面也好。我最近还在卫报写了文章，说当初屠杀时烧毁树林给印尼带来的气候变化。这些我都会做，不过我也会继续自己新的电影项目，希望印尼的民众也可以积极地努力，争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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