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週年

台灣報紙上的紅衛兵:「妖風起處,紅頭蒼蠅」

文革十年間,台灣輿論是如何報導的?失守大陸的國民黨政府,在抓住機會攻擊紅色政權,還是真心為這場人禍痛心疾首?

1966年10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在等待毛澤東,其中有紅衛兵在跳忠字舞。
1966年10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在等待毛澤東,其中有紅衛兵在跳忠字舞。 攝影:李振盛

右鍵開啟》端傳媒重磅專題: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海峽此岸》無法被刪帖的文革真相:《人民日報》十年元旦頭版解碼

「妖風起處,紅頭蒼蠅嗡嗡嗡,大陸赤燄烘烘烘」,五十年前一張台灣《聯合報》上出現的這個新聞標題,簡直讓人錯以為拿到一份《西遊記》的台本。

「紅頭蒼蠅」指的正是紅衛兵。在大陸,他們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主力。而在海峽另一邊,他們卻成為「吞了符水,滿口狂言」的小鬼,是萬萬千千根「毫毛」,隨妖風「遍及西域,突襲南天」。

五十年前的台灣報紙是如何報導紅衛兵的?我們翻開當時台灣最主流的兩份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1968年9月1日以前称為《徵信新聞報》),窺探另一種風貌的大陸舊聞。

1966年8月28日台灣聯合報版面。
1966年8月28日台灣聯合報版面。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妖魔鬼怪」的世界

1966年5月16日,也就是「中華民國五十五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清華大學幾個學生在大字報上署名「紅衛兵」,這個身份逐漸成為北京「造反」青少年的統一稱呼。而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的紅衛兵後,報導出現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這個名字正式被官方承認。

《毛主席同紅衛兵在天安門上》這篇官方加持文章出現不到一週,台灣報紙也開始報導紅衛兵。當時的《徵信新聞報》,即舊版的《中國時報》,是最早進行報導的台灣媒體。8月24日一開始用的詞是「紅衛隊」,但這個名字只用了兩天就消失了。

1966年8月25日的《聯合報》最早出現「紅衛兵」字樣。
1966年8月25日的《聯合報》最早出現「紅衛兵」字樣。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8月25日的《聯合報》,最早出現「紅衛兵」字樣。標題為《「紅衛兵」鬧翻了北平》。當時北平早已改名北京,但台灣報紙仍沿用舊稱。

「鬧」和「瘋狂」是台灣報紙對於紅衛兵的直接描述。他們在「鬧」什麼?從1966年8、9月份的報紙標題中,或可猜出一二。

「圖搬國父銅像」、「活吊資本家」,使「古城面目全非」——台灣報紙詳細報導了紅衛兵的第一個大規模運動「破四舊」。「破四舊」破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是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高潮。《聯合報》報導了不少破四舊的荒唐事——紅衛兵們禁止交通信號燈用紅色標示「停止」,禁止銀行收取「資本家的存款利息」,禁止軍隊「向右看齊」,禁止象棋、短裙和窄褲,還要取消北京的名稱,改名成「東方紅」。

在《聯合報》上還罕見地出現了一張紅衛兵沖擊杭州靈隱寺的照片,門口的羅漢臉上貼起了標語:「打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聯合報》有關紅衛兵破四舊的報導中出現了一張紅衛兵沖擊杭州靈隱寺的照片。
《聯合報》有關紅衛兵破四舊的報導中出現了一張紅衛兵沖擊杭州靈隱寺的照片。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徵信新聞報》對這一事件也有專門報導,標題是「且看今日靈隱寺,如來臉上鬼畫符」,登載了一個加拿大女記者在杭州城的所見所聞。

她看到的破壞者是「一群十幾歲的孩子」,所幸他們並沒有真正衝進這座全國性的名勝古蹟,而只是「象徵性地毀壞了一個板櫈,把一個小佛像摔在如來佛的面前」,但在回城路上,他們仍「高舉旗幟,趾高氣揚」。

運動中紅衛兵造成的文物破壞和流失,也是台灣報紙關心的話題。1967年12月24日的《聯合報》報導了近千件中國文物在日本展出的情景,其中有「周代的銅器、乾隆御窰的瓷器」以及清代「義大利教士郎世寧的作品」。標題痛心疾首:「紅衛兵禍延國寶,日商人大發橫財」。

台灣報紙對紅衛兵稱呼的升級,反映了「破四舊」這場運動的巨大影響:八月伊始,他們是「妖魔」。一群「紅色太保」在北平城裡「 群魔亂舞」,使整個城市淪為「瘋狂世界」;不到一個月,他們簡直是成了「鬼怪」:「紅鬼橫行」,「濁流」泛濫,帶來 「陰風慘慘 籠罩北平」,所到之處,都市「盡瘡痍」,市民「若寒蟬」——成了一場「死城」裡「鬼的文化革命」。

1966年8月、9月台灣報紙標題。
1966年8月、9月台灣報紙標題。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在台灣報紙的描述中,打從文革一開始,大陸就處在淒風苦雨之下。這跟《人民日報》「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畫風對照鮮明。

不過,儘管一個是「濁流泛濫」,一個寫「浪潮席捲」,兩岸的報紙一致同意,這是一場「猛烈」的運動。

紅衛兵運動在大陸全境的迅速蔓延,在台灣報上也有體現。1966年8月26日的《聯合報》,用「『紅衛兵』竄擾津滬穗」的標題,報導了早期紅衛兵以北京為中心,向主要大城市天津、上海和廣州的擴散。但對於「大串連」這一全國性的紅衛兵流動,台灣報紙並沒有太多報導。

同時期的《人民日報》上,大串連的「喜訊」比比皆是,各地「革命師生」滿懷激情來到首都北京, 校園、文化宮、體育場和火車站,到處「都洋溢著澎湃的革命熱情」。

而台灣報紙上僅有的幾篇,要麼是逃離大陸者在控訴「被迫參加大串連」,要麼就是大串連造成的慘劇。比如1967年1月26日這天的《聯合報》,就報導了上海公安局一個名叫「陳志強」的幹部,由於兒子在串連中凍死,而飲彈自殺的消息。

文中寫道:年幼的紅衛兵們「在長途「串連」中凍死者甚多,他們的家屬對共匪都異常痛恨,紛紛阻止其子女再參加『紅衛兵』活動。」

1967年1月26日《聯合報》報導了上海公安局一名幹部,由於兒子在串連中凍死,而飲彈自殺的消息。
1967年1月26日《聯合報》報導了上海公安局一名幹部,由於兒子在串連中凍死,而飲彈自殺的消息。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毫毛」與「鷹犬」

除了紅衛兵運動本身,台灣報紙更感興趣的是運動背後暗潮洶湧的大陸政局。台灣的記者編輯,創造性地將紅衛兵比喻成了毛澤東「拔根毫毛」變出的「鷹犬」,認為紅衛兵是毛澤東個人意志的執行者。許多文章中,紅衛兵被直接稱為「毛幫份子」。

「主席夫人」的影響力也見諸台灣報端,《聯合報》報導的副標題,直寫到:「拔根毫毛撒下紅衛兵,踏罡仗劍幕後是江青」。而這篇新聞裡,更稱呼 「毛林兩匪」即毛澤東、林彪,為「幕後主使」。

《聯合報》報導直指「毛林兩匪幕後主使」。
《聯合報》報導直指「毛林兩匪幕後主使」。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出於政治需要,那個年代的台灣報紙只要提到中共領導人,言必稱「匪」稱「醜」,且所有的大陸政府部門和軍隊,前面都要加個「偽」字——這與大陸媒體今天提到台灣領導人,「總統」必須打個引號,是一個道理。

紅衛兵參與的事件,成了台灣報紙獲取中共高層信息的窗口。前文提過,紅衛兵正式獲官方背書,是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的天安門接見 。《聯合報》和《徵信新聞報》19日都報導了這次會見,從新華社的新聞廣播中,推測出了林彪成為接班人、劉少奇失勢的結論。

1966年8月19日《聯合報》報導了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並從新華社的新聞廣播中,推測出了林彪成為接班人、劉少奇失勢。
1966年8月19日《聯合報》報導了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並從新華社的新聞廣播中,推測出了林彪成為接班人、劉少奇失勢。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台灣報人研究了18日新華社「八一八」報導中領導人名字出現的先後順序。而《人民日報》上林彪和毛澤東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也是明顯的證據。

196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左邊是毛和林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左邊是毛和林在天安門城樓上。來源:人民日報數據庫

之後12月的《聯合報》上,還刊登了一幅日本記者拍攝的北京大學紅衛兵譴責劉少奇為「中共的黑魯雪夫」的照片。 「黑魯雪夫」在台灣原本譯為「赫魯雪夫」,只是五十年代起「反共抗俄」宣傳聲勢浩大,從1963年開始,台灣報紙給蘇共領導人改姓為「黑」,簡稱「黑魔」。直到1971年赫魯雪夫去世才改回原譯名。

台灣報紙為表現大陸內部對文革的不滿,經常做出過度解讀,也會影響事實判斷。照片邊上標題為《紅衛兵大罵劉匪》的文章說,這位日本記者在發送相關新聞的電報時遭到了中國電報員的拒絕,因為發送內容中有中國「主席」的姓名。台灣報紙選擇相信,電報員與譴責劉少奇的紅衛兵之間「存有歧見」。而事實上,在當時的情況下,日本記者發稿被中國電報員拒絕很正常。

當時的台灣媒體似乎在積極尋找中共領導層分崩離析的證據,只要抓住一點毛澤東、林彪地位不穩的跡象,就會有大篇幅報導。為此,他們把焦點對準紅衛兵,將他們在「造反」過程中遭遇的阻力和反彈,視為對毛推行的文革路線的反擊。 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軍隊之間的衝突,因而成了台灣媒體推測中共政局的關鍵信息。

1967年2月10日的《徵信新聞報》報導了西藏軍區的「總司令」張國華派兵開槍「鎮壓造反派」。
1967年2月10日的《徵信新聞報》報導了西藏軍區的「總司令」張國華派兵開槍「鎮壓造反派」。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1967年2月10日的《徵信新聞報》,報導了西藏軍區的「總司令」張國華「抗拒毛林」,派兵開槍「鎮壓造反派」。這是台灣報紙第一次在標題提到「造反派」,一個「八一八」後興起的紅衛兵派別。文革中各省市政府領導權被取消,新的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紛紛建立,造反派是這一「奪權」運動的主力。文章稱,除了西藏, 河南、黑龍江兩省以及太原、濟南、瀋陽等城市都發生了「軍隊鎮壓毛幫份子」的情況。

除了軍隊的反彈,還有一些在大陸報紙上看不到的新聞,比如1966年12月30日《徵信新聞報》上登載的新聞《大陸陸續發現神秘電台》,報導了台灣方面在香港監聽到的兩個大陸秘密電台:「解放軍之聲」和「火花」,在「每晚八時至十二時」期間播出,內容包括號召「同志們同學們起來 」,「反抗毛林的自私獨裁集團」。

1966年12月30日《徵信新聞報》上登載的新聞《大陸陸續發現神秘電台》。
1966年12月30日《徵信新聞報》上登載的新聞《大陸陸續發現神秘電台》。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文章還說,這些電台是由「中共內部的反毛林派」設立的,原因是其透露內容很「新鮮」,具有「內幕性」。因此文章認為,「毛林統治集團」雖然在內部鬥爭中佔上風,其統治背後卻「隱藏著嚴重的危機」。

此外,台灣報紙對於紅衛兵武鬥的報導也不遺餘力。然而,他們往往忽視紅衛兵內部的派系鬥爭,而簡單將武鬥歸納為紅衛兵代表的「毛林派」和軍隊、工人代表的「反毛林派」的鬥爭。

台灣的報紙常用 「義和團」比喻紅衛兵。1966年8月31日《徵信新聞報》上的一篇社論,提出紅衛兵和義和團有五點相似處:都出現在統治者「表面太平、內部不安」的時期,都以「宮廷繼承權之爭」為真正動力,都「訴諸幼稚、狹隘的民族感情」,都「利用無知的人來對付有理性的人」,且都「必逸出其發動人的控制,而變成一場放火自焚的大悲劇」。

義和團產生於清末,這一對比,直接將毛澤東比作了慈禧太后,而把中共政權當作了腐朽的清王室。今天看來,不觀論述立場如何,台灣對中共倒台的命運預測卻沒有實現。

1966年8月31日《徵信新聞報》上的一篇社論,提出紅衛兵和義和團有五點相似。
1966年8月31日《徵信新聞報》上的一篇社論,提出紅衛兵和義和團有五點相似。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逃亡者

台灣報紙上,還有一種另類紅衛兵引人注目。他們是大陸語境中的「叛逃者」,台灣官方則稱之為「反共義士」。其中第一個「擺脫共匪控制投奔自由」的紅衛兵,是東北來的19岁少年季水生。

1966年12月27日的《聯合報》第三版,報道了原名為王朝天的季水生,於平安夜從廣州逃至香港,又在聖誕節當天乘飛機來到台灣的「英勇事蹟」。「羣魔皆醉他獨醒,起義歸來季水生」,聯合報將季水生塑造為一個「幡然悔悟投明棄暗」的「義士」。為表洗心革面,他將名字從紅衛兵時期的「王朝天」改為小時候使用的「季水生」。「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在26日接見了他,他們的合影與紅衛兵的袖章一起出現在版面上。

1966年12月27日的《聯合報》報導了第一個「擺脫共匪控制投奔自由」的紅衛兵。
1966年12月27日的《聯合報》報導了第一個「擺脫共匪控制投奔自由」的紅衛兵。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版面上另一篇文章《雞鳴一聲天下白,紅衛兵必棄毛匪》,則借訪臺外賓之口,將這一事件定性為「消滅共匪的黃金機會」。美國自由太平洋協會的秘書長稱,「千萬不要忽略中國大陸人民的反共力量」,而舊金山的一位電台主播認為,「季水生的投奔自由,證明共匪內部的混亂」。

面見蔣總統、參加座談會,季水生接下來在臺灣的行程表滿滿當當。他繪聲繪色地向臺灣的國大代表和委員們介紹了大陸紅衛兵的狀況,稱加入紅衛兵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吃飯、睡覺、旅行都不化錢」——「大串連」中,紅衛兵可以免費乘坐火車到全國各地串連,所到之地,政府解決食宿。他還認為,毛澤東題寫的「紅衛兵」中「衛」字使用了繁體而非當時大陸流行的簡體,說明他「自己都想革自己的命」。

報導稱,許多委員都異口同聲稱讚「這小子實在是太會說話了」,然而這場其樂融融的座談會過後沒多久,身為台灣媒體寵兒的季水生就徹底消失在報端,不再作為「反共宣傳」的工具出現。 直到1991年的《聯合報》,答案才浮出水面。這份報紙的出版時間是12月12日,再過13天就是季水生逃離大陸來到香港33年的紀念日。然而出現在報導標題上的不是「季水生」,而是「王朝天」——《軟禁16年,反共義士王朝天求償3000萬》。

1991年12月12日的《聯合報》報導《軟禁16年,反共義士王朝天求償3000萬》。
1991年12月12日的《聯合報》報導《軟禁16年,反共義士王朝天求償3000萬》。來源:台灣新聞智慧網數據庫

文中報導,因政府未遵守諾言返還財物,王朝天召開記者會,宣佈不願成為國民黨統治下的宣傳樣板,引起蔣經國重視。1967年6月8日,警總派一教官誘他入局,此後更隱瞞國防部的無罪裁定,將他押解至綠島軟禁,長達十六年。1983年, 他為獲自由簽訂「切結書」,終於解除軟禁。而直到戒嚴令結束四年後,他才提起訴訟,最終獲得37萬5千元台幣的賠償。

台灣報紙的「文革」報導,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幾乎所有報導的來源都不是「發自北京」或者其他內地城市,而是來自「東京」、「莫斯科」等地的台灣或外國通訊社。這是由於當時兩岸信息封鎖,台灣方面只能通過監聽電台獲取大陸的新聞消息,更多的信息則轉載自能夠駐紮在大陸的外國通訊社。 一些報導中直接援引新華社,也是因為新華社當時的重要新聞都會通過廣播播送,因而能被監聽到。

台灣報紙上的紅衛兵消息雖然來自拼湊,但可信度有基本保證,不準確的往往是對中共領導人地位或身體狀況的預測。兩岸政治立場對立,但各為其主宣傳攻擊的誇張修辭,效果卻是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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