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中國》：港英時代首部政治禁片，曾在台灣白色恐怖中拍攝文革

四十多年前，大陸文革進行得一片火熱，中港台關係仍極度敏感時，香港獨立女導演唐書璇與演員一行穿得普普通通，冒着生命危險，與台灣海關「賭一鋪」。她們想拍攝文革，拍攝文革中的中國青年逃亡到香港的故事。而當時的中國如鐵桶一般，進不去，出不來，於是她們改道台灣，想在那裏拍攝實景。

她們帶着五星紅旗、毛澤東像、毛語錄、解放裝等「共匪」違禁品，試圖蒙混過關，赴往仍然處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幸好海關沒有截查行李，要知道，當時攜帶這些違禁品進台灣，一旦被截獲，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以「中共匪諜」之名判以終身監禁甚至槍斃。

「唐書璇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文化研究學者游靜曾在美國親身訪問過這位神秘的導演。「她出身軍政家庭，在歷史書上就可以看到她祖父唐繼堯的名字。因此她對政治有一定的洞悉，看不起政治的規範，當然更瞧不起殖民地的思維。她20歲在美國讀電影，見到美國領事館欺負中國人，竟然膽跟美國領事說，你給我電話，我要打給美國總統。」

就是這樣一個大膽的女導演，在台灣取景，拍攝了一部記錄文革逃港故事的電影《再見中國》（原名《奔》The Dissidents）。

唐書璇，祖父為民國軍閥，雲南出生，香港長大，美國求學。上世紀七十年代返港拍攝電影，僅有四部長片，行事獨立不群，1979年之後淡出電影製作。

第一部被禁的香港政治電影

這是第一部香港人拍攝的文革電影，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標誌性作品之一，也成了第一部因為落入「C類影片」而被港英政府電檢處查禁的香港電影。

文革前，港英政府電檢處曾因認為美國電影《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 (1954) ）有可能鼓動香港工運，而禁止放映，還查禁了1962年的《滿洲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電影描述韓戰時蘇聯擄走美國士兵到中國滿洲洗腦，變成受人控制的殺人兇手。

與《再見中國》同類被禁的還有15部影片，全部都關於中國，比較為人熟悉的有《紅色娘子軍》、《東方紅》、《鴉片戰爭》（原名《林則徐》）。

游靜引述2003年立法會公佈的會議記錄，1965年至1974年底，共有357部電影於第一次送檢時被禁止公開放映。《再見中國》讓港英電檢處打響了對香港電影的審查第一槍。1974年，該片因被指「損害鄰近地區關係」（damage good relations with other territories）遭禁。與《再見中國》同類被禁的還有15部影片，全部都關於中國，比較為人熟悉的有《紅色娘子軍》、《東方紅》、《鴉片戰爭》（原名《林則徐》）。

「這些例子很能夠看到港英政府審查制度的特質。我們看到港英在很小心地踩一條鋼線，一方面禁止像《再見中國》這些得罪大陸的電影，另一方面不允許電影擁護大陸政權，同時又會害怕《碼頭風雲》這些電影，怕香港的工人為自己的權益抗爭。因此只要你明顯寫政治題材，不管是批判還是支持，都不受歡迎。」游靜分析道。

不僅在香港，《再見中國》在大陸和台灣都曾被列為禁片。

據聞新華社看過此片後亦邀約唐書璇「傾偈」（聊天），問她是否被人收買與煽動。後來該片在台灣亦過不了新聞局的關，原因是電影出現了毛像、五星旗與《東方紅》歌曲。

這部電影是香港第一部拍文革的電影，但不是唯一一部。不過比起以後的香港電影，它呈現的文革視野更為複雜而有深度。

豐富而不刻板的文革想象

《再見中國》因政治原因而被禁，卻不是政治電影，其中不見聳人聽聞的政治內幕、文革偷渡奇觀等畫面，亦完全沒有炒作和煽情文革的企圖。

電影背景是1966年的廣東：文革漸漸蔓延，廣州醫學院的學生宋銓自感家庭成份不好，前途不大，於是同妹妹宋蘭與其男朋友梁漢倫、嚮往西方文明的金浩東，及熟悉偷渡門路的楊醫生，一同計劃偷渡到香港。他們五人一路攀山涉水，途中身陷各種險境，結果只有兩男一女來到香港，卻發現香港並非想象中的樂土。

「今日重看《再見中國》，仍覺得電影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這部電影是香港第一部拍文革的電影，但不是唯一一部。不過比起以後的香港電影，它呈現的文革視野更為複雜而有深度。文革結束後的香港電影，呈現的文革傾向單一平板而妖魔化，落入一種地獄式的想象。」游靜說，《再見中國》注重宏大政治漩渦中的個人，今日看來，仍然是很前衛的文本。

在游靜看來，電影用短短篇幅就深刻呈現出香港政治經濟結構的種種問題，包括金融機構的壟斷、貧富懸殊和房屋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存在。

逃港的這幾個大學生不是刻板的形象，每個人都有血有肉，背後都有大小不一的差異，不是純粹的反共分子，也可能認同國家政權。當中只有金浩東因意識形態原因，嚮往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而逃港。宋銓則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家庭背景而報國無門，為了個人發展逃離。宋蘭和漢倫則因為「兒女私情」的原因，不想畢業後分配到不同地方工作而逃港。他們都不是徹底的背叛者，宋銓和宋蘭甚至心懷糾結，覺得對不起國家，背棄了國家和人民，仍然希望在海外服務國家。在逃港的過程中，他們亦有內鬥、有爭執。這幾位飽受教育的大學生，為了自保和糧食，曾企圖殺害農民和小孩，電影細細呈現了他們在活命與知識份子尊嚴之間的心理掙扎。

電影最後，三個大學生千辛萬苦逃到香港，但他們面對的不是自由幸福的樂園，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牢籠：影片的最後，攝像機由掛着美國旗的希爾頓酒店，橫搖到豎立着「毛主席萬歲」標語的中國銀行大廈。

簡直是神來之筆。個人的政治鬱結只能通過教會幫你解決，這很難不令人想起電影前段文革與人民的關係，這種信仰是很類似的關係。

「對我來說，電影最有趣的是將中共政權與香港社會放在類比的層面，而不是對比的層面，兩者都值得批判。電影沒有一面倒的擁護香港，對香港的批判甚至不下於文革。這幾位新移民知識份子來港是為了尋找安居之所，卻發現香港並沒有令他們找到真正的家，各有各的不幸。他們不懂英文及廣東話，無法發展所長，只能做着資本主義最底層的工作：在股票交易所被喚來喚去，在工廠幹體力勞動，在鐵籠似的家中穿膠花。」在游靜看來，電影用短短篇幅就深刻呈現出香港政治經濟結構的種種問題，包括金融機構的壟斷、貧富懸殊和房屋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存在。

電影最厲害之處，還將香港的殖民統治和教會的合謀和盤托出。「金浩東在最後戲劇性的告解，簡直是神來之筆。個人的政治鬱結只能通過教會幫你解決，這很難不令人想起電影前段文革與人民的關係，這種信仰是很類似的關係。」

解禁之後，審查制度的重要案例

直至八十年代，《再見中國》逐漸解禁，但仍未能與普羅大眾廣泛接觸。

一方面，由於電影太超前，缺乏相應的發行、市場支持，雖曾發行激光光盤（Laserdisk）和VHS盒帶，但這些制式逐漸淘汰，再沒公司願意收購版權，重新發行DVD。除了每隔十年八載的文化活動放映外，大部分觀眾都難一睹其廬山真面目，電影只能悄然隱沒在「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港產類型片背後。幸好今日網上資源豐富，這部近乎消失匿跡的作品才可以「重見天日」。

另一方面，電影審查背後的政治計算和官僚畫地為牢，在港英殖民時代前後都陰魂不散。

1981年，《再見中國》幾經波折終於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的「電影中國」通過電檢，但在1984年又遭遇小風波。當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了「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研究」專題，選映《再見中國》，儘管徵得電檢處和布政司批准，但市政局竟然要求放棄選映該片，後來要出動民眾聯名信才迫使市政局改變主意。

但港英對政治審查仍不肯放手，保留「損害與其他地區友好關係」條文，直到1995年才正式廢除。

1987年，《亞洲華爾街日報》以頭條新聞篇幅，揭露自1953年以來港府執行的電影審查，原來沒有法定權力，只是「行政命令」。當中披露的一份行政局文件更指出，港府一直顧及與中國的關係而禁制「令北京不悅」的電影。

這份報道旋即引起香港社會對審查制度的熱烈討論，其中《再見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例子被反復引用，最後立法局通過法定的「電影三級制」。但港英對政治審查仍不肯放手，保留「損害與其他地區友好關係」條文，直到1995年才正式廢除。但這不代表曾用來查禁《再見中國》的條文掣肘，從此徹底消退。

「今日的政治分析很多時強調特區政府與港英政府的斷裂性，但我們看到，香港政府對港英政府的基本原則有一定程度的繼承。以前香港跟中國政權沒從屬的關係，但港英每一分鐘都看中共政權的面色，以《再見中國》為案例就可以看到，因為他覺得自己在治理這個背靠中國的殖民地沒正當性，如果不探視中國的鼻息，是治理不了的。英國人關心的，不是香港社會的需要，而是設法延長自身的利益。今日的香港政府官僚，也是以揣摩上意的策略治理香港。」游靜說。

歷史的確在詭異地延續。

三年前，「透過台上的一道牆，穿越明代清代、經過民國、文革到今天」的香港芭蕾舞團《紅樓夢—夢紅樓》舞劇涉自我審查，刪掉文革場面；幾個月前，票房爆滿的《十年》未獲太多戲院上映，康文署亦出現「去『國立』」事件。

當年查禁《再見中國》的「損害鄰近地區關係」殖民惡法，在主權移交後的第十九年，不單沒有離我們而去，反而徘徊在很多官僚心中。這條法例像個縈繞不去的幽靈，不時冒出來提醒我們：今日香港統治集團的構成和社會的殖民性質，其實沒有本質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