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風物 文革與香港作家

作家顏純鈎:在香港四十年,我把文革的鱗片逐一剝下

要在香港確立一個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個國籍的尋常百姓,還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幾乎是唯一途徑。


[ 引子 ] 世界冷戰,文革發生,彼時香港一水相隔,又本就處在冷戰格局的縫隙之中,文革在香港激起不同形式的「迴響」:有恐懼、逃亡、心理上進一步分離;也有受情緒「感染」而憤激、而模仿,而這些又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個熱鬧喧囂的香港慢慢沈澱、蛻變、轉型⋯⋯文革五十周年,我們從探察文革對香港文學文字上的內在影響出發,檢視文革之於香港深層精神領域的回聲。香港有親歷文革的作家嗎?他們如何覺醒?為何香港並未發展出「傷痕文學」?文革為香港文學帶來什麼痕跡?文革時期的港英政府,及至今日特區政府,各自實施了什麼教育政策,去影響下一代人對文革的印像與認知?我們訪問了兩位作家與一位教師,以創作、研究和教學三方面探問一二,三日刊出。訪問中出現的關鍵詞是:新移民、掙脫、隔離、反省、鄉愁、苦悶、《七十年代》、本土……這些詞彙源自當年,但也緊扣當下!是個體生命苦淅出來的,也是更多人可以互相尋到連結的部分。今日訪問的作家顏純鈎,經歷文革而終於來到香港,彼時正在綻放而各求生存的香港,是他的文革避難所,而「反省文革」幾乎是他唯一的路徑……

顏純鈎。
顏純鈎。攝:吳煒豪/端傳媒

香港不少作家親歷文革,不過,曾在紅衛兵之列、到文革後期上山下鄉、並因着經歷寫出與文革相關小說作品、冷靜回憶文革經歷並寫成一篇篇散文隨筆的,就只有顏純鈎一人。

我們約在灣仔一間二樓咖啡廳,想從香港文學創作的角度,看文革在香港的影響。首先檢視他在文革二十年後寫的幾篇文章:〈老師〉、〈專員〉……談到投井自盡的中文老師,談著當年他有份保送、免受造反派批鬥的「專員」,怎樣在夜裡騎著單車隨紅衛兵到另一地方……

「那是我在報章的專欄,你從哪裡讀到?」他或已忘了,這都是他散文結集《自得集》的文章。「哦!《自得集》。」這些年,他都為許多作家的書忙碌着,退休後仍擔任天地圖書出版顧問,繼續為作家尋得推廣途徑,沒多談自己的作品。書中談到受文革影響的人,總免不了自虐虐人,有的因此喪命,苟活下來的也遍體鱗傷。

儘管香港電台早年有為他作品改編電視短劇,顏純鈎這個名字,令人聯想得較多的,還是一群香港經典作家的名字:黃碧雲、鍾曉陽……她們出道時的編者,就是顏純鈎。這群作家演講時,常提到「顏純鈎」這名字。無疑,經他發掘的作家,今天已是香港文學楷模。

我是紅衛兵的頭目

顏純鈎,筆名慕翼、斯人、冷瑩。高中參加文化大革命,1978年由福建移居香港,先後任職《晶報》、《新晚報》、《文匯報》。1988年任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編輯主任,現任總編輯。曾獲香港第八屆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博益小說創作比賽冠軍及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電影劇本徵選優異獎。出版小說集、散文集、劇本多種。

顏純鈎當紅衛兵的時候,才是個中學生:「我是介入得很深的。我是紅衛兵的頭目。」1968年,他從福建赴京參與「大聯合」:「大聯合,即是各個省組成革命委員會,之前中央將每一個省的紅衛兵各派別的頭目召去北京辦學習班,我是學習班的成員,參與討論福建省各派紅衛兵的大聯合。文革由開始到結束我都參與,但到紅衛兵進入到『三結合』領導班子,因我有海外關係,所以沒資格入『三結合』。之後的那段時間,我基本上已經退出了。」

「在福建的造反派,勢力較大,中間又經過武鬥,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消沉,跟著就中央開會,各省不同級別的省市縣成立革命委員會,跟著我們就上山下鄉,然後結束了,林彪1973年,四人幫1976年,我自己就1978年出來香港。」顏純鈎喝了一口紅茶,看看杯邊:「初期寫作最大困難是文革文風,要用很大氣力去糾正那種八股行文。有齣傳統越劇叫《追魚》,講的是鯉魚精與男主角張珍的愛情故事。鯉魚精為了轉為凡人,與張珍一起生活,她把身上的(金)鱗片──」右手抓住左肩:「逐片逐片的剝下來,還給牠父母。我感覺就好像剝鱗片一樣,把那些文革流毒一點點剝掉。」

「《七十年代》當年是左派雜誌,聽說當時就為了這篇文章,雜誌內部受到新華社壓力,因為一份左派刊物,將毛澤東拿出來批判,對他們(政權)來說也是過界了。」

顏純鈎來香港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晶報》校對員。他隨校對主任工作的那些歲月,工餘都有投稿政論雜誌談文革思潮。「開始投稿時,並不是投文學作品的,而是小雜文和政論。」起初,他投稿《明報》自由談,都是被退稿的:「可能當時還是帶著大陸的文字,人家一讀就知道是新移民,知道未必適合讀者看。投過幾次,終於刊登。

當時也讀一批政論雜誌,《七十年代》、《鏡報》、《明報月刊》……後來開始投稿給雜誌,第一篇在《七十年代》刊登的,就是寫文革。」題目叫<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居然被李怡當成頭條來發表。當時好開心。那篇文章其實是疏理文革毛澤東的思想出發點,直到今天,我仍認為我的想法是正確的。現在對毛澤東搞文革,有許多爭議,未有一種真正深入的分析批判,有人罵他,有人捧他,可是仍未真正深入研究他的性格和心態。《七十年代》當年是左派雜誌,聽說當時就為了這篇文章,雜誌內部受到新華社壓力,因為一份左派刊物,將毛澤東拿出來批判,對他們(政權)來說也是過界了。」

顏純鈎身處的七八十年代,這批新移民作家,他們沒有五六十或更早年代的一批,感到與香港格格不入。七八十年代,香港機會處處,普遍新移民作家也沒有流亡逃難感覺。當年新移民融入香港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努力工作。顏純鈎就是努力工作,為妻子,為孩子。

從被洗腦,到慢慢走出來

長期在報館閱讀香港的文字,令他在立意擺脫大陸文風的同時,從本地撰稿人身上,開始習慣香港用字和文章語感。到他轉任副刊編輯,發現原來有不少投稿者都受文革影響,一如他當年嘗過投稿本地報章的下場,八股文章、樣版小說一一投籃去,成為本土文字把關人。怎樣才算得上文革八股?文章開首必先引用毛主席寫的詩:「當年完全是被毛澤東洗腦。我們那一代人,因為教育完全一面倒,資訊完全封閉,每人都當毛是神,他說什麼我們就跟著做,所以文革對我們一代最大的經歷,就是由被洗腦,到慢慢走出來,對我們一代最有價值的,就是這回事。」

而香港當時因逃避文革、受迫害、想藉香港為跳板到台灣……百樣人,百般不適應,同在香港工作賺錢,寫作表達政治理想。當時來到香港的新移民,少不免要隨著更早一批移民來港的人工作。根據香港文學研究者描述的當年文壇,顏純鈎身處的七八十年代,這批新移民作家,他們沒有五六十或更早年代的一批,感到與香港格格不入。顏純鈎也有他初到貴境的苦悶和鄉愁,但他的前輩,就只有更強烈的情緒在,尤其在抗戰前後來港的「南來作家」。七八十年代,香港機會處處,普遍新移民作家也沒有流亡逃難感覺。當年新移民融入香港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努力工作。顏純鈎就是努力工作,為妻子,為孩子。

當年的文學及出版界,既掌握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也明白經歷過文革的作家正在努力觀察香港,甚而在書寫過程中,成為一個不受人惑的香港人。

七八十年代香港百花齊放,與大陸一樣,思想開放進步,有外國機構資助香港文學雜誌發刊,也有國粹派與自由派天天爭論,大學學生會活躍,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想像的那種開放。保鈎運動、中文運動、反葛柏遊行……有數不完的學運,加之文青互相間的認同感強烈,成立文社的文化極盛,而青年文學獎廣納佳作,報章編輯不分左右,都樂意刊登好作品。不過,就只有一種不獲刊登:文革八股。

文革後期的報刊上充斥樣板小說。他有篇文章這麼回憶:「這算是什麼小說?這樣『做』小說豈不太容易!也許就因為那點激憤,自己也動手做起小說來了,直到現在這個樣子。」顏純鈎三十歲才寫第一篇小說,養份是從所讀的書而來。至於稍後出版的《自得集》,並非文革史書,也不是懺悔錄,而是曾擁戴毛澤東的青年定居香港以後,得以擺脫毛澤東思想與文風影響的明證:「是刻意(要擺脫)的。你寫著,就知道自己受的影響有多深。寫完一篇,看了,還是那樣子,就丟掉,重寫一遍。起初,許多文章都寫完又寫。對我最大的困難,還是(怎樣消除)文革文字的八股。文革有一種文風,那種文風其實是很惡劣的。」他花了很大的氣力去擺脫、去克服。

1981年,顏純鈎來港第三年,當時青年文學獎辦到第八屆,提倡的是寫實文學、反映社會現實、表達人生體驗,該年青年文學獎頒發小說高級組冠軍予顏純鈎。兩年後,顏純鈎以〈背負一生〉獲得博益小說創作獎冠軍。1984年,出版首本小說《紅綠燈》:「我們生活著的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動人的寫作素材,像《紅綠燈》裡多篇作品所寫的中國大陸移民在香港生活的辛酸,就使我們低迴不已。」

博益出版社叢書主編是已故詩人李國威,助理編輯是今天的資深出版人梁嘉麒。他們這麼形容顏純鈎小說:「顏純鈎筆下的小人物,不是『阿燦』,也不是『大圈仔』,他們善良正直,卻受現實生活壓迫、被命運煎熬,感到了悲哀和徨惑;這些故事使我們對中國大陸移民加深了解,有助於消除這社會裏對他們存在的歧見。」從這段編者話可見,當年的文學及出版界,既掌握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也明白經歷過文革的作家正在努力觀察香港,甚而在書寫過程中,成為一個不受人惑的香港人。

「對我最大的困難,還是(怎樣消除)文革文字的八股。文革有一種文風,那種文風其實是很惡劣的。」

顏純鈎
顏純鈎攝:吳煒豪/端傳媒

未解的仇,在香港,一刺解開

那個年代的香港,村上春樹開始流行起來,南美文學及歐美文藝新潮湧到香港,大陸作家開始尋根,寫出「傷痕文學」來,關於文革的情節,不少作家處理得頗為直接。至於文革題材在香港,多見於時評政論,文學創作方面並不普遍。

其時顏純鈎既想脫下鱗片,又想回顧文革,在初期的小說創作裡,文革影響仍舊顯著,直至大約十年後,顏純鈎第二本小說結集《天譴》(1992)出版,那時從行文裡再看不到明顯的文革影子,直指文革的篇幅就只有一篇,卻有不少作品明顯是延續文革經歷的影響,尤其關於生命與人性。顏純鈎憶述那篇探討文革恩仇的〈眼睛〉,講的是兩個經歷過文革的同學來了香港生活,一個發了達(小說裡的「我」),一個做看更(振邦)。看更有一隻眼睛瞎了,是「我」在文革時期害的。有天,他們重遇:為了贖罪,「我」希望定時接濟看更,可是看更一直拒絕。「我」不斷糾纏,以致看更好憎他,後來拿了竹籤刺瞎他的眼睛。意思是,如果你真的覺得要補償,這就算是大家扯平了。至於錢,根本算不上是是什麼。〈眼睛〉講到「我」終也瞎了一隻眼之後,再遇上看更時,看更好奇「我」瞎了的眼是怎麼一個模樣,暗爽著。恩仇沿文革而來,二人在香港,有未解的仇,一刺,看來解開了,其實「我」的懺悔、贖罪,只有失去更多,沒能補救從前。

顏純鈎說,文革就是這樣,每人都有種懺悔心態。小說這麼寫著:「幾乎在同時,從我們活著的那一隻眼睛裡,都流下了眼淚,我不知道那是笑出來的或是哭出來的,總之哭和笑都混在一起了,那笑聲和哭聲中,我便覺得一身坦蕩蕩,無掛無礙,心頭澄澈如藍天。」這段已脫下麟片的文字,得來不易。許多年後,因文革而起的個人恩仇,竟以這方式來了結。大仇已報,然後呢?然後「我」得到救贖,終也明白最大的補償,就是與對方有了同一遭遇。

那時多在大會堂圖書館借書,讀了一批大陸沒可能讀到的張愛玲、錢鍾書、白先勇、陳映真……「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是在圖書館第一次讀到!」

香港小說作家的筆法,一般都可循作家文青時期讀過什麼(例如受張愛玲影響)猜個一二;顏純鈎的筆法,卻似無依循、模仿或繼承。回顧他讀最多書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竟是文革期間。文革期間竟可讀到外國名著?全因顏純鈎有次武鬥被打,致使腦震盪受傷,休養時住進一座教師進修學校。那是他姑母工作的地方。他睡的宿舍兩層高,樓上一邊是住房,一邊是書庫,晚上只他一人在。他早知道一個小圖書館就在睡房隔壁,可是書庫因文革而封住了,玻璃窗毁了,卻打橫釘上木條:「晚上沒人在,我就把木條拔出來,潛進去。」他求書心切,準備充足,咬住電筒攀窗進去,在「寶庫」選書,捧了一大疊書帶出去,然後把木條原樣釘好,帶回房間細讀。看完一批,又再去「還書」「借書」(他曾在文章強調自己是「準雅賊」),因此讀了不少中外名著,後來的文字受當年名家翻譯的外國文學影響。他今天記憶卻有點模糊,記不清當時讀的是哪些書,大約是來到香港後讀太多、編太多吧。一個早上,一杯似乎涼了的紅茶,未喚起記憶。至於他在成長階段讀過的,有他珍藏着的屠格涅夫《前夜》、中學階段讀的凡爾納科幻小說《神秘島》、《海底兩萬里》,文青必讀的《基度山恩仇記》、《沒用人的一生》、《靜靜的頓河》……他都有讀。第二階段,就是在港生活初期。報館校對工作晚間當值,整個下午都可用來讀書,那時多在大會堂圖書館借書,讀了一批大陸沒可能讀到的張愛玲、錢鍾書、白先勇、陳映真……「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是在圖書館第一次讀到!」

「毛澤東玩的是平衡,造反派受壓就托一托,壓住保守派;造反派翹尾巴了,他又來壓一下,很會搞權謀的。」

2014年毛澤東誕生121周年時,他曾在大陸網媒「大家」發表過文章,標題重用當年在《七十年代》發表的「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大陸網民反應不一,據筆者所見,回應有六千多個!談到顏純鈎眼中的毛澤東,曾是紅衛兵頭目的他,除了文章所述,還有話想說:

「對文革經歷的反省,我們這一代,相信是在文革中期已經開始。剛才提到我受傷後,在姑母那裏住一兩個月,其實當時就開始思考:紅衛兵分兩派,兩派都說是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兩派打到半死,打到最後,我有些同事中了子彈──」他的指頭指住額頭:「打死了,我算好彩,沒有死。但你想想,毛主席一時覺得你做對了,一時中央政策來到,說你造反派是不對的──毛澤東玩的是平衡,造反派受壓就托一托,壓住保守派;造反派翹尾巴了,他又來壓一下,很會搞權謀的。當時我開始思考:喂大佬,我們搞這麼多,打生打死,到最後是如何?目的是什麼?文革到最後是為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要專政你就專政吧,為什麼要打來打去?」

到《自得集》出版那年,距文革有三十年光景、香港主權移交前一年,其時作品已有自己的風格,亦有香港中文特色:簡約平實,修辭不花巧,句子不長,句間各有自己的節奏感。

為出版界帶來不一樣的視野

這時,沒有冒煙的紅茶,顏純鈎呷了一口,眉頭鎖了一下:「當時已開始懷疑。毛澤東需要你造反時,你就是革命先鋒;你的作用差不多了,他就說你是知識份子,說你是臭老九,要你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紅衛兵突然跌到谷底,文革後大家都沒事做,大陸內部出許多書,叫『內部讀物』,即是不可外傳,可是不知原因,都流出來了,包括《第三帝國的興亡》、《巴黎公社史》……讀完這些書,對文革有更多想法。」

「當時我們許多人,私下都在討論大陸這個制度是怎樣的,幾個朋友看書,一起交流、寫作。當時我在福州工作(在鐵路部門做電力外綫架綫工),我有一個同學在福州念書,有一個北京大學學長在福州工作,幾人在商量,可以寫大字報,貼在福州最熱鬧的東街口,還好大家都有工作忙著,始終未寫出來。」後來,北大學長調動工作,幾人的討論到最後還是沒有成事:「如果貼在東街口,(下場)可能與魏京生差不多,抓去坐牢。魏京生和我們的時代雖然相同,但我們想的沒有『第四個現代化』這種思想高度,我們當時的想法是:改善無產階級專政。」

在他擺脫文革八股修辭後,經本地文學獎的認同、報刊編輯的賞識,作品與文章不但能在港發表、出版,到他進入出版社工作,既為文學理想奮鬥,又為香港出版界帶來不一樣的視野。一如前述,他自己的作品,倒沒多提。《天譴》所錄的十四篇小說,收起「文革」這個符號,與此同時,大陸有關「文革」的小說正值火紅火熱,吸引一大批香港讀者。顏純鈎的創作並沒有進入這股熱潮。

文學在這種口號式的、充滿政治計算的操作中,最大的害處就是大大降低了人的表達能力。要在香港確立一個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個國籍的尋常百姓,還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幾乎是唯一途徑。

到《自得集》出版那年,距文革有三十年光景、香港主權移交前一年,其時作品已有自己的風格,亦有香港中文特色:簡約平實,修辭不花巧,句子不長,句間各有自己的節奏感。從校對員、報章編輯、出版社編輯到總編輯,在港生活近四十年,攀的都是文字山。問他如何看文學:「文學作品的深度,一是歷史的深度,一是人性的深度。」至於樣板審美原則,他扳起指頭數:「『一般人物當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當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當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就是所謂『三突出』。」

文學在這種口號式的、充滿政治計算的操作中,最大的害處就是大大降低了人的表達能力。要在香港確立一個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個國籍的尋常百姓,還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幾乎是唯一途徑。

顏純鈎第一本小說《紅綠燈》。
顏純鈎第一本小說《紅綠燈》。

顏純鈎若在大陸生活,寫的小說幾可列入「傷痕文學」之列。正因為他經歷香港生活的洗禮,成為一個當年頗典型的打工仔,並在香港接觸了以往沒可能讀到的台港以至海外作品,更重要的是,可在香港暢所欲言,很早就在港批判毛澤東,他所寫的作品,有現實上的地域隔閡,有心態上的移民情緒,有政治上的生活反省,一一在香港得以發展、完成。

香港這個文革逃難所

當年香港並非以政治立場分野來決定事情,像羅孚、劉以鬯等編的報章,只會登寫得好的文章。其時必定有各自的圈子,在現實生活裡,要求職,要餬口,大家都不會做政治鬥爭,而是論能力論人脈來謀生。顏純鈎在這種氛圍的香港生活著,為香港作家出版許多佳作。至於他的第一本小說,他的編輯如何看?當年香港本地人儘管會取笑新移民的鄉音,稱「新移民」是「阿燦」,也有不認同大陸學歷的不公對待,但新移民對社會不公的表達,有許多疏導的途徑。曾有人形容他第一本小說《紅綠燈》「帶有『傷痕文學』以血淚對社會作出控訴的基調,但在剖析層面上則更有深入廣闊。其小說不單只是強調個人感情,而是更深一層挖掘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反映出時代的荒謬和人性的淪落。」(紹藻,1996)在我看來,顏純鈎若在大陸生活,寫的小說幾可列入「傷痕文學」之列。正因為他經歷香港生活的洗禮,成為一個當年頗典型的打工仔,並在香港接觸了以往沒可能讀到的台港以至海外作品,更重要的是,可在香港暢所欲言,很早就在港批判毛澤東,他所寫的作品,有現實上的地域隔閡,有心態上的移民情緒,有政治上的生活反省,一一在香港得以發展、完成。

想像一下,如果顏純鈎仍在大陸生活,儘管能創作小說,但政治評論又能發表多少篇?於是,顏純鈎今天的從容、有待後人詳析的文學成就,足證香港這個文革逃難所,拯救了許多生命,同時豐富了許多生命。香港有許多因文革迫害而來的新移民作家,顏純鈎在文革的角色有別他人,經歷的、所寫的、所想的,也自不一樣。

文革沒有為香港帶來一場文學思潮,或傷痕文學的寫作風氣,卻為香港帶來顏純鈎,在香港文學的土壤上深耕細作。顏純鈎沒有忘記他的恩師──中文老師,當時課室前後兩塊黑板,台前的老師用,背牆的學生用。他給學生自由運用背牆的,顏純鈎記得他曾「編牆報」,學五四時代《新青年》上錢玄同與劉半農「唱雙黃」,同學在牆報爭論著,中文老師總是不說話,不加意見,看完就走了。他是在學校唯一在文革沒被批鬥的老師,卻因恐懼被批鬥而投井自盡。老師遺體被抬離的時候,他這麼寫道:「人抬走了。我們竟都肅靜著,沒有人流淚,也沒有人喊口號。我看見醬紅色的磚地上,有數行淋漓的水迹,在磚面上暈開了,像他的血。後來工作組在水井裡丟了好多石灰,說是死了人水髒,我心想,你們有誰比他更乾淨呢?」在文革,沒有誰比誰更乾淨,只有誰比誰更深刻。僅藉顏純鈎的段落作結。

後記:文革仍有文件未公開,受害人二三代記憶集中於饑荒、政治運動、死亡,年代越久遠,記憶越見差異,在這背景下,給讀者的視野很是有限。筆者正在做的,是從文化傳承的角度──文學作為載體,它在香港這個「怪」地方怎樣呈現文革,呈現了怎樣的一個文革。稍後將有六十年代香港作家的研究者,以及關涉文革在政府主導的課程裡如何詮釋的專訪與探討,盼讀者多給意見,與筆者一同豐富它。

中國大陸 文革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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