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 世界冷戰，文革發生，彼時香港一水相隔，又本就處在冷戰格局的縫隙之中，文革在香港激起不同形式的「迴響」：有恐懼、逃亡、心理上進一步分離；也有受情緒「感染」而憤激、而模仿，而這些又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個熱鬧喧囂的香港慢慢沈澱、蛻變、轉型⋯⋯文革五十周年，我們從探察文革對香港文學文字上的內在影響出發，檢視文革之於香港深層精神領域的回聲。香港有親歷文革的作家嗎？他們如何覺醒？為何香港並未發展出「傷痕文學」？文革為香港文學帶來什麼痕跡？文革時期的港英政府，及至今日特區政府，各自實施了什麼教育政策，去影響下一代人對文革的印像與認知？我們訪問了兩位作家與一位教師，以創作、研究和教學三方面探問一二，三日刊出。訪問中出現的關鍵詞是：新移民、掙脫、隔離、反省、鄉愁、苦悶、《七十年代》、本土……這些詞彙源自當年，但也緊扣當下！是個體生命苦淅出來的，也是更多人可以互相尋到連結的部分。今日訪問的作家顏純鈎，經歷文革而終於來到香港，彼時正在綻放而各求生存的香港，是他的文革避難所，而「反省文革」幾乎是他唯一的路徑……
香港不少作家親歷文革，不過，曾在紅衛兵之列、到文革後期上山下鄉、並因着經歷寫出與文革相關小說作品、冷靜回憶文革經歷並寫成一篇篇散文隨筆的，就只有顏純鈎一人。
我們約在灣仔一間二樓咖啡廳，想從香港文學創作的角度，看文革在香港的影響。首先檢視他在文革二十年後寫的幾篇文章：〈老師〉、〈專員〉……談到投井自盡的中文老師，談著當年他有份保送、免受造反派批鬥的「專員」，怎樣在夜裡騎著單車隨紅衛兵到另一地方……
「那是我在報章的專欄，你從哪裡讀到？」他或已忘了，這都是他散文結集《自得集》的文章。「哦！《自得集》。」這些年，他都為許多作家的書忙碌着，退休後仍擔任天地圖書出版顧問，繼續為作家尋得推廣途徑，沒多談自己的作品。書中談到受文革影響的人，總免不了自虐虐人，有的因此喪命，苟活下來的也遍體鱗傷。
儘管香港電台早年有為他作品改編電視短劇，顏純鈎這個名字，令人聯想得較多的，還是一群香港經典作家的名字：黃碧雲、鍾曉陽……她們出道時的編者，就是顏純鈎。這群作家演講時，常提到「顏純鈎」這名字。無疑，經他發掘的作家，今天已是香港文學楷模。
我是紅衛兵的頭目
顏純鈎，筆名慕翼、斯人、冷瑩。高中參加文化大革命，1978年由福建移居香港，先後任職《晶報》、《新晚報》、《文匯報》。1988年任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編輯主任，現任總編輯。曾獲香港第八屆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博益小說創作比賽冠軍及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電影劇本徵選優異獎。出版小說集、散文集、劇本多種。
顏純鈎當紅衛兵的時候，才是個中學生：「我是介入得很深的。我是紅衛兵的頭目。」1968年，他從福建赴京參與「大聯合」：「大聯合，即是各個省組成革命委員會，之前中央將每一個省的紅衛兵各派別的頭目召去北京辦學習班，我是學習班的成員，參與討論福建省各派紅衛兵的大聯合。文革由開始到結束我都參與，但到紅衛兵進入到『三結合』領導班子，因我有海外關係，所以沒資格入『三結合』。之後的那段時間，我基本上已經退出了。」
「在福建的造反派，勢力較大，中間又經過武鬥，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消沉，跟著就中央開會，各省不同級別的省市縣成立革命委員會，跟著我們就上山下鄉，然後結束了，林彪1973年，四人幫1976年，我自己就1978年出來香港。」顏純鈎喝了一口紅茶，看看杯邊：「初期寫作最大困難是文革文風，要用很大氣力去糾正那種八股行文。有齣傳統越劇叫《追魚》，講的是鯉魚精與男主角張珍的愛情故事。鯉魚精為了轉為凡人，與張珍一起生活，她把身上的（金）鱗片──」右手抓住左肩：「逐片逐片的剝下來，還給牠父母。我感覺就好像剝鱗片一樣，把那些文革流毒一點點剝掉。」
「《七十年代》當年是左派雜誌，聽說當時就為了這篇文章，雜誌內部受到新華社壓力，因為一份左派刊物，將毛澤東拿出來批判，對他們（政權）來說也是過界了。」
顏純鈎來香港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晶報》校對員。他隨校對主任工作的那些歲月，工餘都有投稿政論雜誌談文革思潮。「開始投稿時，並不是投文學作品的，而是小雜文和政論。」起初，他投稿《明報》自由談，都是被退稿的：「可能當時還是帶著大陸的文字，人家一讀就知道是新移民，知道未必適合讀者看。投過幾次，終於刊登。
當時也讀一批政論雜誌，《七十年代》、《鏡報》、《明報月刊》……後來開始投稿給雜誌，第一篇在《七十年代》刊登的，就是寫文革。」題目叫<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居然被李怡當成頭條來發表。當時好開心。那篇文章其實是疏理文革毛澤東的思想出發點，直到今天，我仍認為我的想法是正確的。現在對毛澤東搞文革，有許多爭議，未有一種真正深入的分析批判，有人罵他，有人捧他，可是仍未真正深入研究他的性格和心態。《七十年代》當年是左派雜誌，聽說當時就為了這篇文章，雜誌內部受到新華社壓力，因為一份左派刊物，將毛澤東拿出來批判，對他們（政權）來說也是過界了。」
顏純鈎身處的七八十年代，這批新移民作家，他們沒有五六十或更早年代的一批，感到與香港格格不入。七八十年代，香港機會處處，普遍新移民作家也沒有流亡逃難感覺。當年新移民融入香港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努力工作。顏純鈎就是努力工作，為妻子，為孩子。
從被洗腦，到慢慢走出來
長期在報館閱讀香港的文字，令他在立意擺脫大陸文風的同時，從本地撰稿人身上，開始習慣香港用字和文章語感。到他轉任副刊編輯，發現原來有不少投稿者都受文革影響，一如他當年嘗過投稿本地報章的下場，八股文章、樣版小說一一投籃去，成為本土文字把關人。怎樣才算得上文革八股？文章開首必先引用毛主席寫的詩：「當年完全是被毛澤東洗腦。我們那一代人，因為教育完全一面倒，資訊完全封閉，每人都當毛是神，他說什麼我們就跟著做，所以文革對我們一代最大的經歷，就是由被洗腦，到慢慢走出來，對我們一代最有價值的，就是這回事。」
而香港當時因逃避文革、受迫害、想藉香港為跳板到台灣……百樣人，百般不適應，同在香港工作賺錢，寫作表達政治理想。當時來到香港的新移民，少不免要隨著更早一批移民來港的人工作。根據香港文學研究者描述的當年文壇，顏純鈎身處的七八十年代，這批新移民作家，他們沒有五六十或更早年代的一批，感到與香港格格不入。顏純鈎也有他初到貴境的苦悶和鄉愁，但他的前輩，就只有更強烈的情緒在，尤其在抗戰前後來港的「南來作家」。七八十年代，香港機會處處，普遍新移民作家也沒有流亡逃難感覺。當年新移民融入香港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努力工作。顏純鈎就是努力工作，為妻子，為孩子。
當年的文學及出版界，既掌握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也明白經歷過文革的作家正在努力觀察香港，甚而在書寫過程中，成為一個不受人惑的香港人。
七八十年代香港百花齊放，與大陸一樣，思想開放進步，有外國機構資助香港文學雜誌發刊，也有國粹派與自由派天天爭論，大學學生會活躍，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想像的那種開放。保鈎運動、中文運動、反葛柏遊行……有數不完的學運，加之文青互相間的認同感強烈，成立文社的文化極盛，而青年文學獎廣納佳作，報章編輯不分左右，都樂意刊登好作品。不過，就只有一種不獲刊登：文革八股。
文革後期的報刊上充斥樣板小說。他有篇文章這麼回憶：「這算是什麼小說？這樣『做』小說豈不太容易！也許就因為那點激憤，自己也動手做起小說來了，直到現在這個樣子。」顏純鈎三十歲才寫第一篇小說，養份是從所讀的書而來。至於稍後出版的《自得集》，並非文革史書，也不是懺悔錄，而是曾擁戴毛澤東的青年定居香港以後，得以擺脫毛澤東思想與文風影響的明證：「是刻意（要擺脫）的。你寫著，就知道自己受的影響有多深。寫完一篇，看了，還是那樣子，就丟掉，重寫一遍。起初，許多文章都寫完又寫。對我最大的困難，還是（怎樣消除）文革文字的八股。文革有一種文風，那種文風其實是很惡劣的。」他花了很大的氣力去擺脫、去克服。
1981年，顏純鈎來港第三年，當時青年文學獎辦到第八屆，提倡的是寫實文學、反映社會現實、表達人生體驗，該年青年文學獎頒發小說高級組冠軍予顏純鈎。兩年後，顏純鈎以〈背負一生〉獲得博益小說創作獎冠軍。1984年，出版首本小說《紅綠燈》：「我們生活著的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動人的寫作素材，像《紅綠燈》裡多篇作品所寫的中國大陸移民在香港生活的辛酸，就使我們低迴不已。」
博益出版社叢書主編是已故詩人李國威，助理編輯是今天的資深出版人梁嘉麒。他們這麼形容顏純鈎小說：「顏純鈎筆下的小人物，不是『阿燦』，也不是『大圈仔』，他們善良正直，卻受現實生活壓迫、被命運煎熬，感到了悲哀和徨惑；這些故事使我們對中國大陸移民加深了解，有助於消除這社會裏對他們存在的歧見。」從這段編者話可見，當年的文學及出版界，既掌握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也明白經歷過文革的作家正在努力觀察香港，甚而在書寫過程中，成為一個不受人惑的香港人。
「對我最大的困難，還是（怎樣消除）文革文字的八股。文革有一種文風，那種文風其實是很惡劣的。」
未解的仇，在香港，一刺解開
那個年代的香港，村上春樹開始流行起來，南美文學及歐美文藝新潮湧到香港，大陸作家開始尋根，寫出「傷痕文學」來，關於文革的情節，不少作家處理得頗為直接。至於文革題材在香港，多見於時評政論，文學創作方面並不普遍。
其時顏純鈎既想脫下鱗片，又想回顧文革，在初期的小說創作裡，文革影響仍舊顯著，直至大約十年後，顏純鈎第二本小說結集《天譴》（1992）出版，那時從行文裡再看不到明顯的文革影子，直指文革的篇幅就只有一篇，卻有不少作品明顯是延續文革經歷的影響，尤其關於生命與人性。顏純鈎憶述那篇探討文革恩仇的〈眼睛〉，講的是兩個經歷過文革的同學來了香港生活，一個發了達（小說裡的「我」），一個做看更（振邦）。看更有一隻眼睛瞎了，是「我」在文革時期害的。有天，他們重遇：為了贖罪，「我」希望定時接濟看更，可是看更一直拒絕。「我」不斷糾纏，以致看更好憎他，後來拿了竹籤刺瞎他的眼睛。意思是，如果你真的覺得要補償，這就算是大家扯平了。至於錢，根本算不上是是什麼。〈眼睛〉講到「我」終也瞎了一隻眼之後，再遇上看更時，看更好奇「我」瞎了的眼是怎麼一個模樣，暗爽著。恩仇沿文革而來，二人在香港，有未解的仇，一刺，看來解開了，其實「我」的懺悔、贖罪，只有失去更多，沒能補救從前。
顏純鈎說，文革就是這樣，每人都有種懺悔心態。小說這麼寫著：「幾乎在同時，從我們活著的那一隻眼睛裡，都流下了眼淚，我不知道那是笑出來的或是哭出來的，總之哭和笑都混在一起了，那笑聲和哭聲中，我便覺得一身坦蕩蕩，無掛無礙，心頭澄澈如藍天。」這段已脫下麟片的文字，得來不易。許多年後，因文革而起的個人恩仇，竟以這方式來了結。大仇已報，然後呢？然後「我」得到救贖，終也明白最大的補償，就是與對方有了同一遭遇。
那時多在大會堂圖書館借書，讀了一批大陸沒可能讀到的張愛玲、錢鍾書、白先勇、陳映真……「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是在圖書館第一次讀到！」
香港小說作家的筆法，一般都可循作家文青時期讀過什麼（例如受張愛玲影響）猜個一二；顏純鈎的筆法，卻似無依循、模仿或繼承。回顧他讀最多書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竟是文革期間。文革期間竟可讀到外國名著？全因顏純鈎有次武鬥被打，致使腦震盪受傷，休養時住進一座教師進修學校。那是他姑母工作的地方。他睡的宿舍兩層高，樓上一邊是住房，一邊是書庫，晚上只他一人在。他早知道一個小圖書館就在睡房隔壁，可是書庫因文革而封住了，玻璃窗毁了，卻打橫釘上木條：「晚上沒人在，我就把木條拔出來，潛進去。」他求書心切，準備充足，咬住電筒攀窗進去，在「寶庫」選書，捧了一大疊書帶出去，然後把木條原樣釘好，帶回房間細讀。看完一批，又再去「還書」「借書」（他曾在文章強調自己是「準雅賊」），因此讀了不少中外名著，後來的文字受當年名家翻譯的外國文學影響。他今天記憶卻有點模糊，記不清當時讀的是哪些書，大約是來到香港後讀太多、編太多吧。一個早上，一杯似乎涼了的紅茶，未喚起記憶。至於他在成長階段讀過的，有他珍藏着的屠格涅夫《前夜》、中學階段讀的凡爾納科幻小說《神秘島》、《海底兩萬里》，文青必讀的《基度山恩仇記》、《沒用人的一生》、《靜靜的頓河》……他都有讀。第二階段，就是在港生活初期。報館校對工作晚間當值，整個下午都可用來讀書，那時多在大會堂圖書館借書，讀了一批大陸沒可能讀到的張愛玲、錢鍾書、白先勇、陳映真……「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是在圖書館第一次讀到！」
「毛澤東玩的是平衡，造反派受壓就托一托，壓住保守派；造反派翹尾巴了，他又來壓一下，很會搞權謀的。」
2014年毛澤東誕生121周年時，他曾在大陸網媒「大家」發表過文章，標題重用當年在《七十年代》發表的「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大陸網民反應不一，據筆者所見，回應有六千多個！談到顏純鈎眼中的毛澤東，曾是紅衛兵頭目的他，除了文章所述，還有話想說：
「對文革經歷的反省，我們這一代，相信是在文革中期已經開始。剛才提到我受傷後，在姑母那裏住一兩個月，其實當時就開始思考：紅衛兵分兩派，兩派都說是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兩派打到半死，打到最後，我有些同事中了子彈──」他的指頭指住額頭：「打死了，我算好彩，沒有死。但你想想，毛主席一時覺得你做對了，一時中央政策來到，說你造反派是不對的──毛澤東玩的是平衡，造反派受壓就托一托，壓住保守派；造反派翹尾巴了，他又來壓一下，很會搞權謀的。當時我開始思考：喂大佬，我們搞這麼多，打生打死，到最後是如何？目的是什麼？文革到最後是為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要專政你就專政吧，為什麼要打來打去？」
到《自得集》出版那年，距文革有三十年光景、香港主權移交前一年，其時作品已有自己的風格，亦有香港中文特色：簡約平實，修辭不花巧，句子不長，句間各有自己的節奏感。
為出版界帶來不一樣的視野
這時，沒有冒煙的紅茶，顏純鈎呷了一口，眉頭鎖了一下：「當時已開始懷疑。毛澤東需要你造反時，你就是革命先鋒；你的作用差不多了，他就說你是知識份子，說你是臭老九，要你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紅衛兵突然跌到谷底，文革後大家都沒事做，大陸內部出許多書，叫『內部讀物』，即是不可外傳，可是不知原因，都流出來了，包括《第三帝國的興亡》、《巴黎公社史》……讀完這些書，對文革有更多想法。」
「當時我們許多人，私下都在討論大陸這個制度是怎樣的，幾個朋友看書，一起交流、寫作。當時我在福州工作（在鐵路部門做電力外綫架綫工），我有一個同學在福州念書，有一個北京大學學長在福州工作，幾人在商量，可以寫大字報，貼在福州最熱鬧的東街口，還好大家都有工作忙著，始終未寫出來。」後來，北大學長調動工作，幾人的討論到最後還是沒有成事：「如果貼在東街口，（下場）可能與魏京生差不多，抓去坐牢。魏京生和我們的時代雖然相同，但我們想的沒有『第四個現代化』這種思想高度，我們當時的想法是：改善無產階級專政。」
在他擺脫文革八股修辭後，經本地文學獎的認同、報刊編輯的賞識，作品與文章不但能在港發表、出版，到他進入出版社工作，既為文學理想奮鬥，又為香港出版界帶來不一樣的視野。一如前述，他自己的作品，倒沒多提。《天譴》所錄的十四篇小說，收起「文革」這個符號，與此同時，大陸有關「文革」的小說正值火紅火熱，吸引一大批香港讀者。顏純鈎的創作並沒有進入這股熱潮。
文學在這種口號式的、充滿政治計算的操作中，最大的害處就是大大降低了人的表達能力。要在香港確立一個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個國籍的尋常百姓，還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幾乎是唯一途徑。
到《自得集》出版那年，距文革有三十年光景、香港主權移交前一年，其時作品已有自己的風格，亦有香港中文特色：簡約平實，修辭不花巧，句子不長，句間各有自己的節奏感。從校對員、報章編輯、出版社編輯到總編輯，在港生活近四十年，攀的都是文字山。問他如何看文學：「文學作品的深度，一是歷史的深度，一是人性的深度。」至於樣板審美原則，他扳起指頭數：「『一般人物當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當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當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就是所謂『三突出』。」
文學在這種口號式的、充滿政治計算的操作中，最大的害處就是大大降低了人的表達能力。要在香港確立一個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個國籍的尋常百姓，還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幾乎是唯一途徑。
顏純鈎若在大陸生活，寫的小說幾可列入「傷痕文學」之列。正因為他經歷香港生活的洗禮，成為一個當年頗典型的打工仔，並在香港接觸了以往沒可能讀到的台港以至海外作品，更重要的是，可在香港暢所欲言，很早就在港批判毛澤東，他所寫的作品，有現實上的地域隔閡，有心態上的移民情緒，有政治上的生活反省，一一在香港得以發展、完成。
香港這個文革逃難所
當年香港並非以政治立場分野來決定事情，像羅孚、劉以鬯等編的報章，只會登寫得好的文章。其時必定有各自的圈子，在現實生活裡，要求職，要餬口，大家都不會做政治鬥爭，而是論能力論人脈來謀生。顏純鈎在這種氛圍的香港生活著，為香港作家出版許多佳作。至於他的第一本小說，他的編輯如何看？當年香港本地人儘管會取笑新移民的鄉音，稱「新移民」是「阿燦」，也有不認同大陸學歷的不公對待，但新移民對社會不公的表達，有許多疏導的途徑。曾有人形容他第一本小說《紅綠燈》「帶有『傷痕文學』以血淚對社會作出控訴的基調，但在剖析層面上則更有深入廣闊。其小說不單只是強調個人感情，而是更深一層挖掘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反映出時代的荒謬和人性的淪落。」（紹藻，1996）在我看來，顏純鈎若在大陸生活，寫的小說幾可列入「傷痕文學」之列。正因為他經歷香港生活的洗禮，成為一個當年頗典型的打工仔，並在香港接觸了以往沒可能讀到的台港以至海外作品，更重要的是，可在香港暢所欲言，很早就在港批判毛澤東，他所寫的作品，有現實上的地域隔閡，有心態上的移民情緒，有政治上的生活反省，一一在香港得以發展、完成。
想像一下，如果顏純鈎仍在大陸生活，儘管能創作小說，但政治評論又能發表多少篇？於是，顏純鈎今天的從容、有待後人詳析的文學成就，足證香港這個文革逃難所，拯救了許多生命，同時豐富了許多生命。香港有許多因文革迫害而來的新移民作家，顏純鈎在文革的角色有別他人，經歷的、所寫的、所想的，也自不一樣。
文革沒有為香港帶來一場文學思潮，或傷痕文學的寫作風氣，卻為香港帶來顏純鈎，在香港文學的土壤上深耕細作。顏純鈎沒有忘記他的恩師──中文老師，當時課室前後兩塊黑板，台前的老師用，背牆的學生用。他給學生自由運用背牆的，顏純鈎記得他曾「編牆報」，學五四時代《新青年》上錢玄同與劉半農「唱雙黃」，同學在牆報爭論著，中文老師總是不說話，不加意見，看完就走了。他是在學校唯一在文革沒被批鬥的老師，卻因恐懼被批鬥而投井自盡。老師遺體被抬離的時候，他這麼寫道：「人抬走了。我們竟都肅靜著，沒有人流淚，也沒有人喊口號。我看見醬紅色的磚地上，有數行淋漓的水迹，在磚面上暈開了，像他的血。後來工作組在水井裡丟了好多石灰，說是死了人水髒，我心想，你們有誰比他更乾淨呢？」在文革，沒有誰比誰更乾淨，只有誰比誰更深刻。僅藉顏純鈎的段落作結。
後記：文革仍有文件未公開，受害人二三代記憶集中於饑荒、政治運動、死亡，年代越久遠，記憶越見差異，在這背景下，給讀者的視野很是有限。筆者正在做的，是從文化傳承的角度──文學作為載體，它在香港這個「怪」地方怎樣呈現文革，呈現了怎樣的一個文革。稍後將有六十年代香港作家的研究者，以及關涉文革在政府主導的課程裡如何詮釋的專訪與探討，盼讀者多給意見，與筆者一同豐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