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 世界冷战，文革发生，彼时香港一水相隔，又本就处在冷战格局的缝隙之中，文革在香港激起不同形式的“回响”：有恐惧丶逃亡丶心理上进一步分离；也有受情绪“感染”而愤激丶而模仿，而这些又在七十年代末丶八十年代初那个热闹喧嚣的香港慢慢沈淀丶蜕变丶转型⋯⋯文革五十周年，我们从探察文革对香港文学文字上的内在影响出发，检视文革之於香港深层精神领域的回声。香港有亲历文革的作家吗？他们如何觉醒？为何香港并未发展出“伤痕文学”？文革为香港文学带来什麽痕迹？文革时期的港英政府，及至今日特区政府，各自实施了什麽教育政策，去影响下一代人对文革的印像与认知？我们访问了两位作家与一位教师，以创作丶研究和教学三方面探问一二，三日刊出。访问中出现的关键词是：新移民丶挣脱丶隔离丶反省丶乡愁丶苦闷丶《七十年代》丶本土……这些词汇源自当年，但也紧扣当下！是个体生命苦淅出来的，也是更多人可以互相寻到连结的部分。今日访问的作家颜纯钩，经历文革而终于来到香港，彼时正在绽放而各求生存的香港，是他的文革避难所，而“反省文革”几乎是他唯一的路径……
香港不少作家亲历文革，不过，曾在红卫兵之列、到文革后期上山下乡、并因着经历写出与文革相关小说作品、冷静回忆文革经历并写成一篇篇散文随笔的，就只有颜纯钩一人。
我们约在湾仔一间二楼咖啡厅，想从香港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文革在香港的影响。首先检视他在文革二十年后写的几篇文章：〈老师〉、〈专员〉……谈到投井自尽的中文老师，谈着当年他有份保送、免受造反派批斗的“专员”，怎样在夜里骑着单车随红卫兵到另一地方……
“那是我在报章的专栏，你从哪里读到？”他或已忘了，这都是他散文结集《自得集》的文章。“哦！《自得集》。”这些年，他都为许多作家的书忙碌着，退休后仍担任天地图书出版顾问，继续为作家寻得推广途径，没多谈自己的作品。书中谈到受文革影响的人，总免不了自虐虐人，有的因此丧命，苟活下来的也遍体鳞伤。
尽管香港电台早年有为他作品改编电视短剧，颜纯钩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得较多的，还是一群香港作家的名字：黄碧云、钟晓阳……她们出道时的编者，就是颜纯钩。这群作家演讲时，常提到“颜纯钩”这名字。无疑，经他发掘的作家，今天已是香港文学楷模。
我是红卫兵的头目
颜纯钩，笔名慕翼丶斯人丶冷莹。高中参加文化大革命，1978年由福建移居香港，先後任职《晶报》丶《新晚报》丶《文汇报》。1988年任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编辑主任，现任总编辑。曾获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丶博益小说创作比赛冠军及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徵选优异奖。出版小说集丶散文集丶剧本多种。
颜纯钩当红卫兵的时候，才是个中学生：“我是介入得很深的。我是红卫兵的头目。”1968年，他从福建赴京参与“大联合”：“大联合，即是各个省组成革命委员会，之前中央将每一个省的红卫兵各派别的头目召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是学习班的成员，参与讨论福建省各派红卫兵的大联合。文革由开始到结束我都参与，但到红卫兵进入到『三结合』领导班子，因我有海外关系，所以没资格入『三结合』。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已经退出了。”
“在福建的造反派，势力较大，中间又经过武斗，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跟着就中央开会，各省不同级别的省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跟着我们就上山下乡，然后结束了，林彪1973年，四人帮1976年，我自己就1978年出来香港。”颜纯钩喝了一口红茶，看看杯边：“初期写作最大困难是文革文风，要用很大气力去纠正那种八股行文。有出传统越剧叫《追鱼》，讲的是鲤鱼精与男主角张珍的爱情故事。鲤鱼精为了转为凡人，与张珍一起生活，她把身上的（金）鳞片──”右手抓住左肩：“逐片逐片的剥下来，还给牠父母。我感觉就好像剥鳞片一样，把那些文革流毒一点点剥掉。”
“《七十年代》当年是左派杂志，听说当时就为了这篇文章，杂志内部受到新华社压力，因为一份左派刊物，将毛泽东拿出来批判，对他们（政权）来说也是过界了。”
颜纯钩来香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晶报》校对员。他随校对主任工作的那些岁月，工余都有投稿政论杂志谈文革思潮。“开始投稿时，并不是投文学作品的，而是小杂文和政论。”起初，他投稿《明报》自由谈，都是被退稿的：“可能当时还是带着大陆的文字，人家一读就知道是新移民，知道未必适合读者看。投过几次，终于刊登。
当时也读一批政论杂志，《七十年代》、《镜报》、《明报月刊》……后来开始投稿给杂志，第一篇在《七十年代》刊登的，就是写文革。”题目叫“毛泽东――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居然被李怡当成头条来发表。当时好开心。那篇文章其实是疏理文革毛泽东的思想出发点，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对毛泽东搞文革，有许多争议，未有一种真正深入的分析批判，有人骂他，有人捧他，可是仍未真正深入研究他的性格和心态。《七十年代》当年是左派杂志，听说当时就为了这篇文章，杂志内部受到新华社压力，因为一份左派刊物，将毛泽东拿出来批判，对他们（政权）来说也是过界了。”
颜纯鈎身处的七八十年代，这批新移民作家，他们没有五六十或更早年代的一批，感到与香港格格不入。七八十年代，香港机会处处，普遍新移民作家也没有流亡逃难感觉。当年新移民融入香港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努力工作。颜纯鈎就是努力工作，为妻子，为孩子。
从被洗脑，到慢慢走出来
长期在报馆阅读香港的文字，令他在立意摆脱大陆文风的同时，从本地撰稿人身上，开始习惯香港用字和文章语感。到他转任副刊编辑，发现原来有不少投稿者都受文革影响，一如他当年尝过投稿本地报章的下场，八股文章、样版小说一一投篮去，成为本土文字把关人。怎样才算得上文革八股？文章开首必先引用毛主席写的诗：“当年完全是被毛泽东洗脑。我们那一代人，因为教育完全一面倒，资讯完全封闭，每人都当毛是神，他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做，所以文革对我们一代最大的经历，就是由被洗脑，到慢慢走出来，对我们一代最有价值的，就是这回事。”
而香港当时因逃避文革、受迫害、想借香港为跳板到台湾……百样人，百般不适应，同在香港工作赚钱，写作表达政治理想。当时来到香港的新移民，少不免要随着更早一批移民来港的人工作。根据香港文学研究者描述的当年文坛，颜纯钩身处的七八十年代，这批新移民作家，他们没有五六十或更早年代的一批，感到与香港格格不入。颜纯钩也有他初到贵境的苦闷和乡愁，但他的前辈，就只有更强烈的情绪在，尤其在抗战前后来港的“南来作家”。七八十年代，香港机会处处，普遍新移民作家也没有流亡逃难感觉。当年新移民融入香港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努力工作。颜纯钩就是努力工作，为妻子，为孩子。
当年的文学及出版界，既掌握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也明白经历过文革的作家正在努力观察香港，甚而在书写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受人惑的香港人。
七八十年代香港百花齐放，与大陆一样，思想开放进步，有外国机构资助香港文学杂志发刊，也有国粹派与自由派天天争论，大学学生会活跃，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像的那种开放。保钩运动、中文运动、反葛柏游行……有数不完的学运，加之文青互相间的认同感强烈，成立文社的文化极盛，而青年文学奖广纳佳作，报章编辑不分左右，都乐意刊登好作品。不过，就只有一种不获刊登：文革八股。
文革后期的报刊上充斥样板小说。他有篇文章这么回忆：“这算是什么小说？这样『做』小说岂不太容易！也许就因为那点激愤，自己也动手做起小说来了，直到现在这个样子。”颜纯钩三十岁才写第一篇小说，养份是从所读的书而来。至于稍后出版的《自得集》，并非文革史书，也不是忏悔录，而是曾拥戴毛泽东的青年定居香港以后，得以摆脱毛泽东思想与文风影响的明证：“是刻意（要摆脱）的。你写着，就知道自己受的影响有多深。写完一篇，看了，还是那样子，就丢掉，重写一遍。起初，许多文章都写完又写。对我最大的困难，还是（怎样消除）文革文字的八股。文革有一种文风，那种文风其实是很恶劣的。”他花了很大的气力去摆脱、去克服。
1981年，颜纯钩来港第三年，当时青年文学奖办到第八届，提倡的是写实文学、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生体验，该年青年文学奖颁发小说高级组冠军予颜纯钩。两年后，颜纯钩以〈背负一生〉获得博益小说创作奖冠军。1984年，出版首本小说《红绿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动人的写作素材，像《红绿灯》里多篇作品所写的中国大陆移民在香港生活的辛酸，就使我们低回不已。”
博益出版社丛书主编是已故诗人李国威，助理编辑是今天的资深出版人梁嘉麒。他们这么形容颜纯钩小说：“颜纯钩笔下的小人物，不是『阿灿』，也不是『大圈仔』，他们善良正直，却受现实生活压迫、被命运煎熬，感到了悲哀和徨惑；这些故事使我们对中国大陆移民加深了解，有助于消除这社会里对他们存在的歧见。”从这段编者话可见，当年的文学及出版界，既掌握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也明白经历过文革的作家正在努力观察香港，甚而在书写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受人惑的香港人。
“对我最大的困难，还是（怎样消除）文革文字的八股。文革有一种文风，那种文风其实是很恶劣的。”
未解的仇，在香港，一刺解开
那个年代的香港，村上春树开始流行起来，南美文学及欧美文艺新潮涌到香港，大陆作家开始寻根，写出“伤痕文学”来，关于文革的情节，不少作家处理得颇为直接。至于文革题材在香港，多见于时评政论，文学创作方面并不普遍。
其时颜纯钩既想脱下鳞片，又想回顾文革，在初期的小说创作里，文革影响仍旧显著，直至大约十年后，颜纯钩第二本小说结集《天谴》（1992）出版，那时从行文里再看不到明显的文革影子，直指文革的篇幅就只有一篇，却有不少作品明显是延续文革经历的影响，尤其关于生命与人性。颜纯钩忆述那篇探讨文革恩仇的〈眼睛〉，讲的是两个经历过文革的同学来了香港生活，一个发了达（小说里的“我”），一个做看更（振邦）。看更有一只眼睛瞎了，是“我”在文革时期害的。有天，他们重遇：为了赎罪，“我”希望定时接济看更，可是看更一直拒绝。“我”不断纠缠，以致看更好憎他，后来拿了竹签刺瞎他的眼睛。意思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要补偿，这就算是大家扯平了。至于钱，根本算不上是是什么。〈眼睛〉讲到“我”终也瞎了一只眼之后，再遇上看更时，看更好奇“我”瞎了的眼是怎么一个模样，暗爽着。恩仇沿文革而来，二人在香港，有未解的仇，一刺，看来解开了，其实“我”的忏悔、赎罪，只有失去更多，没能补救从前。
颜纯钩说，文革就是这样，每人都有种忏悔心态。小说这么写着：“几乎在同时，从我们活着的那一只眼睛里，都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那是笑出来的或是哭出来的，总之哭和笑都混在一起了，那笑声和哭声中，我便觉得一身坦荡荡，无挂无碍，心头澄澈如蓝天。”这段已脱下麟片的文字，得来不易。许多年后，因文革而起的个人恩仇，竟以这方式来了结。大仇已报，然后呢？然后“我”得到救赎，终也明白最大的补偿，就是与对方有了同一遭遇。
那时多在大会堂图书馆借书，读了一批大陆没可能读到的张爱玲丶钱锺书丶白先勇丶陈映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是在图书馆第一次读到！”
香港小说作家的笔法，一般都可循作家文青时期读过什么（例如受张爱玲影响）猜个一二；颜纯钩的笔法，却似无依循、模仿或继承。回顾他读最多书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竟是文革期间。文革期间竟可读到外国名著？全因颜纯钩有次武斗被打，致使脑震荡受伤，休养时住进一座教师进修学校。那是他姑母工作的地方。他睡的宿舍两层高，楼上一边是住房，一边是书库，晚上只他一人在。他早知道一个小图书馆就在睡房隔壁，可是书库因文革而封住了，玻璃窗毁了，却打横钉上木条：“晚上没人在，我就把木条拔出来，潜进去。”他求书心切，准备充足，咬住电筒攀窗进去，在“宝库”选书，捧了一大叠书带出去，然后把木条原样钉好，带回房间细读。看完一批，又再去“还书”“借书”（他曾在文章强调自己是“准雅贼”），因此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后来的文字受当年名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影响。他今天记忆却有点模糊，记不清当时读的是哪些书，大约是来到香港后读太多、编太多吧。一个早上，一杯似乎凉了的红茶，未唤起记忆。至于他在成长阶段读过的，有他珍藏着的屠格涅夫《前夜》、中学阶段读的凡尔纳科幻小说《神秘岛》、《海底两万里》，文青必读的《基度山恩仇记》、《没用人的一生》、《静静的顿河》……他都有读。第二阶段，就是在港生活初期。报馆校对工作晚间当值，整个下午都可用来读书，那时多在大会堂图书馆借书，读了一批大陆没可能读到的张爱玲、钱钟书、白先勇、陈映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是在图书馆第一次读到！”
“毛泽东玩的是平衡，造反派受压就托一托，压住保守派；造反派翘尾巴了，他又来压一下，很会搞权谋的。”
2014年毛泽东诞生121周年时，他曾在大陆网媒《大家》发表过文章，标题重用当年在《七十年代》发表的“毛泽东：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大陆网民反应不一，据笔者所见，回应有六千多个！谈到颜纯钩眼中的毛泽东，曾是红卫兵头目的他，除了文章所述，还有话想说：
“对文革经历的反省，我们这一代，相信是在文革中期已经开始。刚才提到我受伤后，在姑母那里住一两个月，其实当时就开始思考：红卫兵分两派，两派都说是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两派打到半死，打到最后，我有些同事中了子弹──”他的指头指住额头：“打死了，我算好彩，没有死。但你想想，毛主席一时觉得你做对了，一时中央政策来到，说你造反派是不对的──毛泽东玩的是平衡，造反派受压就托一托，压住保守派；造反派翘尾巴了，他又来压一下，很会搞权谋的。当时我开始思考：喂大佬，我们搞这么多，打生打死，到最后是如何？目的是什么？文革到最后是为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要专政你就专政吧，为什么要打来打去？”
到《自得集》出版那年，距文革有三十年光景丶香港主权移交前一年，其时作品已有自己的风格，亦有香港中文特色：简约平实，修辞不花巧，句子不长，句间各有自己的节奏感。
为出版界带来不一样的视野
这时，没有冒烟的红茶，颜纯钩呷了一口，眉头锁了一下：“当时已开始怀疑。毛泽东需要你造反时，你就是革命先锋；你的作用差不多了，他就说你是知识分子，说你是臭老九，要你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红卫兵突然跌到谷底，文革后大家都没事做，大陆内部出许多书，叫『内部读物』，即是不可外传，可是不知原因，都流出来了，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公社史》……读完这些书，对文革有更多想法。当时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在讨论大陆这个制度是怎样的，几个朋友看书，一起交流、写作。
当时我在福州工作（在铁路部门做电力外线架线工），我有一个同学在福州念书，有一个北京大学学长在福州工作，几人在商量，可以写大字报，贴在福州最热闹的东街口，还好大家都有工作忙着，始终未写出来。”后来，北大学长调动工作，几人的讨论到最后还是没有成事：“如果贴在东街口，（下场）可能与魏京生差不多，抓去坐牢。魏京生和我们的时代虽然相同，但我们想的没有『第四个现代化』这种思想高度，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在他摆脱文革八股修辞后，经本地文学奖的认同、报刊编辑的赏识，作品与文章不但能在港发表、出版，到他进入出版社工作，既为文学理想奋斗，又为香港出版界带来不一样的视野。一如前述，他自己的作品，倒没多提。《天谴》所录的十四篇小说，收起“文革”这个符号，与此同时，大陆有关“文革”的小说正值火红火热，吸引一大批香港读者。颜纯钩的创作并没有进入这股热潮。
文学在这种口号式的丶充满政治计算的操作中，最大的害处就是大大降低了人的表达能力。要在香港确立一个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个国籍的寻常百姓，还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几乎是唯一途径。
到《自得集》出版那年，距文革有三十年光景、香港主权移交前一年，其时作品已有自己的风格，亦有香港中文特色：简约平实，修辞不花巧，句子不长，句间各有自己的节奏感。从校对员、报章编辑、出版社编辑到总编辑，在港生活近四十年，攀的都是文字山。问他如何看文学：“文学作品的深度，一是历史的深度，一是人性的深度。”至于样板审美原则，他扳起指头数：“『一般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当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当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就是所谓『三突出』。”文学在这种口号式的、充满政治计算的操作中，最大的害处就是大大降低了人的表达能力。要在香港确立一个新的身份：香港人，不管是哪个国籍的寻常百姓，还是文化工作者，“反省文革”几乎是唯一途径。
颜纯鈎若在大陆生活，写的小说几可列入”伤痕文学”之列。正因为他经历香港生活的洗礼，成为一个当年颇典型的打工仔，并在香港接触了以往没可能读到的台港以至海外作品，更重要的是，可在香港畅所欲言，很早就在港批判毛泽东，他所写的作品，有现实上的地域隔阂，有心态上的移民情绪，有政治上的生活反省，一一在香港得以发展丶完成。
香港这个文革逃难所
当年香港并非以政治立场分野来决定事情，像罗孚、刘以鬯等编的报章，只会登写得好的文章。其时必定有各自的圈子，在现实生活里，要求职，要糊口，大家都不会做政治斗争，而是论能力论人脉来谋生。颜纯钩在这种氛围的香港生活着，为香港作家出版许多佳作。至于他的第一本小说，他的编辑如何看？当年香港本地人尽管会取笑新移民的乡音，称“新移民”是“阿灿”，也有不认同大陆学历的不公对待，但新移民对社会不公的表达，有许多疏导的途径。曾有人形容他第一本小说《红绿灯》“带有『伤痕文学』以血泪对社会作出控诉的基调，但在剖析层面上则更有深入广阔。其小说不单只是强调个人感情，而是更深一层挖掘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反映出时代的荒谬和人性的沦落。”（绍藻，1996）在我看来，颜纯钩若在大陆生活，写的小说几可列入“伤痕文学”之列。正因为他经历香港生活的洗礼，成为一个当年颇典型的打工仔，并在香港接触了以往没可能读到的台港以至海外作品，更重要的是，可在香港畅所欲言，很早就在港批判毛泽东，他所写的作品，有现实上的地域隔阂，有心态上的移民情绪，有政治上的生活反省，一一在香港得以发展、完成。
想像一下，如果颜纯钩仍在大陆生活，尽管能创作小说，但政治评论又能发表多少篇？于是，颜纯钩今天的从容、有待后人详析的文学成就，足证香港这个文革逃难所，拯救了许多生命，同时丰富了许多生命。香港有许多因文革迫害而来的新移民作家，颜纯钩在文革的角色有别他人，经历的、所写的、所想的，也自不一样。
文革没有为香港带来一场文学思潮，或伤痕文学的写作风气，却为香港带来颜纯钩，在香港文学的土壤上深耕细作。颜纯钩没有忘记他的恩师──中文老师，当时课室前后两块黑板，台前的老师用，背墙的学生用。他给学生自由运用背墙的，颜纯钩记得他曾“编墙报”，学五四时代《新青年》上钱玄同与刘半农“唱双黄”，同学在墙报争论著，中文老师总是不说话，不加意见，看完就走了。他是在学校唯一在文革没被批斗的老师，却因恐惧被批斗而投井自尽。老师遗体被抬离的时候，他这么写道：“人抬走了。我们竟都肃静着，没有人流泪，也没有人喊口号。我看见酱红色的砖地上，有数行淋漓的水迹，在砖面上晕开了，像他的血。后来工作组在水井里丢了好多石灰，说是死了人水脏，我心想，你们有谁比他更干净呢？”在文革，没有谁比谁更干净，只有谁比谁更深刻。仅借颜纯钩的段落作结。
后记：文革仍有文件未公开，受害人二三代记忆集中于饥荒、政治运动、死亡，年代越久远，记忆越见差异，在这背景下，给读者的视野很是有限。笔者正在做的，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文学作为载体，它在香港这个怪地方怎样呈现文革，呈现了怎样的一个文革。稍后将有六十年代香港作家的研究者，以及关涉文革在政府主导的课程里如何诠释的专访与探讨，盼读者多给意见，与笔者一同丰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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