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直批評香港的泛民主派，只講「兩制」，無視「一國」，這說法客觀上並不完全錯誤，政治判斷上卻錯得離譜。
沒錯，在回歸後走議會路線的泛民，抱着假裝看不見「一國」態度，以「掩耳盗鈴」的方法，希望能成就「兩制」下高度自治。
北京卻把這種「假裝看不見」的屈就，理解為「無視」，並要處處被看見，不單止注入紅色資本，政治上中聯辦為建制配票、大搞親中民間組織，連二選一的特首小圈子選舉也要操控，怎料卻催生了捍衞本土的運動，去「直視」「一國」的存在。
自保衛天星碼頭運動以來，以「本土」之名而發動的大型群眾運動，均是隨着「一國」的現身而舞動，到反國教之後，泛民政黨才把運動的民情以「反赤化」的政治口號推出，矛盾指向「一國」的政治干預。
不過，自2012年起的幾年間，本土主義由政治上的「反赤化」，經歷反雙非、反水貨客等動員，轉化成了中港社會矛盾。
雨傘運動，未能向「一國」爭取到更民主的選舉制度，本土主義又再一次銳變，透過運動的象徵物、記憶、創痛、憤怒，成為了身份認同的核心。最近看到建制鍾樹根的街頭海報叫號：「要本土 不要分離」，可見本土有穿透傳統政治取向的力量。
自主、自治的慾望在不能改變的秩序的壓抑下，不斷尋找空隙爆發。今年的金像獎最佳電影，正捕捉了傘後的躁動情緒。
將香港問題泛政治化
旺角騷亂後，中聯辦及其扯線特首，把事件定性為暴動，把矛盾指向極進的本土派，希望壓止並圍堵本土主義運動。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卻淡化事件，指不少地方的年輕人都有不滿現實及希望改變的想法，並不奇怪，把香港問題放在全中國、世界歷史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可以想辦法解決的，但把問題泛政治化，就複雜了。
的確，青年反抗運動與本土主義的興起，是世界大潮。自2007至2008年的金融海嘯後，人們意覺到全球化下資本遊戲，完全凌駕國家與社會，透過融資把少數人控制的資產增值套現，人民卻無法分享新增的財富，反而自掘墳墓般，不斷供養着瘋狂增值的資產，直至泡沫爆破。
海嘯過後，歐洲多國政府陷入債務危機，爛攤子由人民買單。譬如說，由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西班牙，在歐洲央行的壓力下，被迫採取緊縮財政措施，於2010年訂下削減相等於 GDP1.5%的政府支出。結果，社會福利大減，但失業率卻由2010年的20.1%，增加至22.6%，而25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更達到40﹪，結果引發了全國性的M15動員，近800萬人佔領街頭，而帶領運動其中一個組織叫「青年沒有未來」（Juventud Sin Futuro）。
三年之後，新左翼民粹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成立，於2014年取得五個歐洲議會的議席。新政黨要透過奪取政權，以國家力量重新分配財富，除增加社會福利外，亦提出要策略性地保護一些公營企業、訂立最高工資、降低退休年齡、提倡分享工作（job sharing）、提高最低工資等等。
對西班牙的青年來說，使他們感到絕望的、沒有未來的，不單是慘淡的經濟，還有一個由人民授權，卻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政府。
港人面對雙重不問責的政權
相對西班牙青年所面對的40%失業率，香港青年所面對的經濟壓力，也真是「沒什麼了不起」，但他們所面對的政治，卻是「雙重」不負責任的政府。
特首由1200名小圈特權階級選出，沒有民意授權，自上任以來又爆出僭建、與澳洲工程公司就DTZ賣盤及員工安排的5000萬秘密協議等醜聞。然而，在「一國」為梁振英背書下，所有對梁的批評，即使有憑有據，都變成了反對派對「一國」的不滿。而且，梁振英也樂見「港獨」言論，去年於《施政報告》答問上，圈點香港大學《學苑》的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題，扣上「港獨」帽子，掩蓋反對派對他捲進「代理人貪污交易」的責難，說服「一國」繼續為他背書。
至於「一國」，它一方面希望香港人能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卻不讓香港人成為中國的持份者。先不談中國沒有民選政府的問題，地方人民代表也總算有一個機制產生，香港呢？那些號稱代表香港的人大、政協如何產生？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議」，比起建制政黨提出的方案更密不透風，香港人的意願，完全不在「一國」眼裏，中國認同談何而來？
那個凡事要管的中聯辦，除天天罵港獨，向中央打報告說「香港人民不行」，對香港人有何責任可言？
把香港問題淡化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張德江，說不要把問題政治化，有些人主觀地認為這是針對梁振英的「暴動報告」。不過，張把「中國及世界歷史長河」也扯進來，似乎要淡化的，是「一國」的責任，彷彿國務院於2014年6月發布的 《一國兩制白皮書 》及人大常委會的「8．31決議」等與民為敵的政治舉動，與香港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無甚關聯。
面對兩重不負責任的政權，港獨成為絕望者的幻想（fantasy），以一人黨等行為藝術呈現。
同時，對不負責任的執政者來說，他們幻想（fantasize）「港獨」的威脅，以便繼續推卸自己的政治責任。從這個層面，梁振英確為港獨之父。他除了把幻想變成了一個要「警剔」的政治任務外，因為一人「香港民族黨」的港獨主張，便想要用刑法去煉成「港獨」的肉身──刑法不能制止幻想，一旦被賦予了制止幻想的政治任務，它只會不斷的尋找幻想中的肉身附體，這是獵巫政治的邏輯。
「正確對待港人的制憲衝動」
雨傘運動後，「一國」派遣了一些研究員到港，為香港問題提供一些說法，雖然大部分的報告均以政治判斷先行，但也點出一些重點。
譬如說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端洪，於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座談會上，點出港獨主張只是一種「塗鴉」，是社會心理變態，「制憲衝動」受到挫敗後的發洩，以「傷害中國人共有情感」。他解釋，極端本土主義言論，之所以能產生呼應，是因為社會（小部分人）存在「制憲衝動」，並指人們不僅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港獨」，還要正確對待港人的制憲衝動，使其回到普選上來，並籲中央把握主動權。
因為政治判斷先行，陳端洪把「制憲衝動」套在「小部分人」身上，並強調制憲的權力應由中央授予，但結論則呼籲中央要正確對待港人的衝動。很明顯，連國內的學者都清楚「制憲」是普遍香港人的「衝動」──根據中文大學民調中心最近的調查，扣除四成多自稱中間派或無政治傾向的，有32%的受訪者指自己政治上傾向溫和泛民，激進泛民有4%，本土派則有8%，選擇建制的只有14%。
陳端洪的研究結論，某程度上是要求「一國」去直面香港群眾的訴求，而不是閉門造車地寫什麼白皮書，或以人大決議去堵死香港的憲制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撰寫《香港革新論》的方志恒和王慧麟發表的《香港前途決議文》，提出「內部自決」的概念，似乎是從香港民間出發，回應了「正確對待港人的制憲衝動」的呼籲。
當然，研究歸研究，政治歸政治，若「一國」願意直面香港人，也不會使香港政治陷入泥沼。
陳端洪沒有詳述，不正確對待港人制憲衝動的後果，只簡單以不進則退來形容。港獨幻想 （fantasy）是「真實」的邊界，這界線界定我們對現實政治的感知，成為香港人主體構成的一環，並在高壓下不斷轉化，以不同形態來發揮效應。它的乍現不會是港獨，而是其他尋求類似「港獨快感」的行動，反蝗、光復行動、旺角騷亂、電影《十年》的預言及其牽引的情緒，可說也是同一組幻想的碎片和乍現，強化着分離的主體，泥沼只會越陷越深。
（林藹雲，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