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李振盛如今早已蜚聲國際，獲頒多個攝影大獎，但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是《黑龍江日報》五人攝影組裏最年輕的記者，剛從長春電影學院畢業不久，才二十六歲。
城市，農村，機關，學校，廣場，街道，寺廟，刑場……在沒有iPhone「Panorama」全景攝影的時代，李振盛把在電影學院學到的攝影技術，運用在靜態照片拍攝中。他不靠三腳架，全靠穩定的手和精準的眼光，連拍幾張照片，洗出來拼接在一起，變成一張270度甚至更廣角的照片，完美地捕捉下文革時的瘋狂人海。
李振盛拍攝的對象，下至五歲孩童和小紅衞兵，上至時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黑龍江省長李範五。不過，李振盛拍下的文革百態，按報社規定，只能留下積極向上、光明美好的「正面」照，「負面」照片——那些關於批鬥、遊街、打架、戴高帽的——因被認為有「抹黑」文革之嫌，必須全部銷毀。私藏「醜化」文革的攝影作品，很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
革命熱情高漲的李振盛，甚至自發成立了造反派「紅色青年戰鬥隊」。但在目睹了文革的瘋狂之後，他卻突然感到了一點隱隱約約的動搖、一絲難以名狀的責任：他覺得，自己的照片，不論負面正面，都應該被保留下來。也因為這一點朦朧的責任感，他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
他決定，留下自己拍攝的「負面」底片，並把它們藏在了家中的地板下面。
他問，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幹嘛？我說，留着有用。他問，有什麼用？我說，有什麼用我說不明白。反正肯定會有用的。
兩個月後，李振盛即遭批鬥，熱愛集郵、對西方藝術造詣頗深的他獲得的標籤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隨後被送去幹校勞動改造。那一大批「醜化」文革的攝影作品，底片仍藏在地板下，像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
所幸底片並未被人發現，並在種種歷史動盪後，最終得以重見天日。加上未被銷毀的底片，李振盛為文革留下了近十萬張珍貴的影像資料。迄今為止，中國大陸沒有其他人，對文革的歷史面貌，有李振盛這般全面、系統的影像記錄。
李振盛在2003年出版作品集《紅色新聞兵》（Red-Color News Soldier），成為為數不多關於文革的攝影畫冊。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與李振盛合作，在紀錄片《四十年後的證言》中，詳細記錄了他回訪當年照片中的主人公的經歷。2013年，李振盛更獲得了美國攝影界最高獎之一露西獎（The Lucie Awards）的年度攝影記者獎。
《紅色新聞兵》 Red-Color News Soldier
發行時間：2003
類型：攝影、中國歷史
出品：PHAIDON
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五十週年之際，76歲的李振盛在紐約的家中，接受了端傳媒的專訪。
本週日（5月15日），端將推出李振盛攝影集精選，敬請留意！
藏在地板下的底片，大約兩萬張
端傳媒：有報道說，您藏了十萬張文革照片的底片，那得有多少啊？
這個搞錯了。我埋藏底片的時候，是1968年的10月，我12月被批鬥了——毛澤東生日那天，12月26號。在那之前，我預感到我要被打倒了。但十萬張底片，並不都是負面底片。歌頌的、歡呼的、遊行的、擁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抓革命促生產的⋯⋯這些都是正面見報紙的，那不用藏。藏的是報紙不發表的照片：批鬥的、抄家的、戴高帽的、刑場處決的⋯⋯這些一律不準見報。1968年藏在地板底下的底片，大約兩萬來張。
端傳媒：當時去拍攝這些照片時，有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那時群眾也有很清晰的政治觀念：黨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秋後算賬——讓你鳴放，引蛇出洞，然後再打擊。所以文革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一照相，群眾發現自己的臉被照下來，就問你是哪裏來的。你說你是省報的，掏出記者證，那就糟糕了。群眾說你是黑省委派來的探子，拍下群眾的正臉來秋後算賬。其實還真沒有這樣的任務。
我們攝影組出去採訪還被集體抓住一次，在哈爾濱工業大學，他們把組長拉到台上，把我們拉到台前站着，說這是省報的記者，來拍照片想秋後算賬。台下群眾也不知道啊，就把我們狠批狠鬥。後來我們趁亂拔腿跑了。
當時報紙也不署名，都是「本報記者攝」。不署名，攝影記者就沒有動力。這次被抓住以後，老記者誰都不願意出去了。那時候亂糟糟的，一會兒樓下的遊行隊伍就過一撥兒，但他們連上街和集會拍照都不願意去了。一有事兒就說，「小李，去吧。」「你是科班出身，年富力強。」在這樣情況下，我就每天都有采訪。所以你看，我畫冊上的日期都是連貫的，他們四個人都不願意幹了，任務就都落在我頭上了。為什麼我當時能積累到十萬張呢？主要就和這個有關。
別人問我，是不是有一種明確的歷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個詞「朦朧的歷史使命感」。
萬一我有生命危險，得有人把這些底片拿走保存
端傳媒：您藏底片的時候，您妻子知道嗎？
知道啊。當時我們有個房子，那是個蘇聯人——當地話叫「老毛子」——蓋的房子，地板蓋得很高。為了藏這些底片，真的很費事。現在，你要在房子地板上鋸一個洞，肯定是拿電鑽，「咵——」地鑽個眼兒，然後再鋸。那時沒有那些工具。就在一個平地上，你就這麼鋸。蘇聯人搭的房子地板，上面是一層對花的硬木地板，下面是十幾公分厚的松木。你要鋸透了，才能把一塊板拉走。那個小空隙，鋸了一個禮拜。
當時就選在房子的最角落，放桌子的地方。我一面鋸，我太太就在旁邊的窗子那裏站着，從窗簾縫裏往外看着——因為廁所是室外公用的，鄰居上廁所都要經過我家窗下。一有人經過，我太太就提醒我，我馬上停止。那時階級鬥爭，老百姓也都被動員起來，像現在「朝陽群眾」一樣，有很高的「覺悟」。他們聽到聲音的話，恐怕就會舉報。那時我還要上班，每天下班回來接着搬開桌子鋸。
端傳媒：您的妻子有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和擔心？
她是支持我的。我不是共產黨員，她還是共產黨員呢。她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知道這些照片的歷史價值，從文化上能理解這是在記錄歷史。不支持的話，她也就偷偷燒掉好了。當時她也燒掉了一點我的東西——我集郵很多年，她把我收集的有蔣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頭像的郵票都給燒了。
端傳媒：後來您被批鬥抄家，是否擔心這些東西被翻出來？
我當時的罪名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我們要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最大的擔心就是這些照片被翻出來。很多人到了五七幹校都發生意外，有人傷殘了，有人失去生命。我知道，傷殘了沒關係，可我萬一（有）失去生命（的）危險了呢？我們想把照片託付給一個人，報社的同事，叫李明達。我們認為他為人很可靠，就把他請到家裏來。我們把桌子搬開，把木板挪開，把東西拿出來給他看。他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這些都是負面底片，如果我們去五七幹校發生了意外，那你把這些東西拿走，保存起來。
我覺得，搞攝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斷「拍攝這個有意義嗎？有用嗎？」從我個人來講，我記錄了歷史的碎片，留給後人評說。
他問，這些東西是什麼？
我說，這些底片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問，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幹嘛？
我說，留着有用。
他問，有什麼用？
我說，有什麼用我說不明白。反正肯定會有用的。
那時真是，有用和沒用是一種懵懂的觀點。也想不到會出版畫冊，國內外獲大獎，那時想都不會想。李明達看我當時神態很凝重，好像劉備託孤一樣，也就接受了。他後來守口如瓶，三十七年，一直到2006年NHK到黑龍江回訪的時候，他才面對鏡頭說出了這個秘密。
那個年代，誰能探聽到一點向領導報信、自己能獲得表揚的消息，那人們趨之若鶩。但他即便成為《黑龍江日報》的機關黨委書記，他也沒說。鳳凰衞視做我的節目時，說他是「好人李明達，保持了高貴的沉默」。
攝影記者以圖記史，靠口述回憶洗白洗紅是不對的
端傳媒：拍照是您工作的一部分，從什麼時刻開始，您突然覺得自己的照片有記錄歷史的功用？
我的照片在1987年獲獎，參加了一個叫做「艱巨歷程」攝影公開賽，我獲得了最高獎。當時有人跟我開玩笑說，你現在啊，記錄了文革，獲得了全國最高獎，怎麼說，怎麼都有理了。就好像勝利者寫歷史一樣。可當時別人問我，是不是有一種明確的歷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個詞「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既清晰，又不清晰。
你要說沒有使命感的話，我不會專門去記錄，還把底片埋在地板底下。但你說我是不是挺着胸膛，懷抱着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那也太過了。我記錄的使命感，來自於大學的一位攝影大師，吳印咸。他在延安時，毛澤東照片都是他拍的。他後來是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系主任。他當時講的一句話，指導了我的一生。
他說，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
歷史的見證人，人人都可以做。只要經歷過這段歷史，都算見證人。但你是不是歷史的記錄者，那就另當別論了。現在人們都在做口述歷史，這也算記錄，但記憶是不可靠的。有些人靠口述歷史來洗白、洗紅、拔高自己，那是不對的。
我說的這些，全部都有圖為證。記錄歷史有多種方式，有的人用錄音，用繪畫，寫日記，還有影像。其實這裏面最有力量的是影像，包括活動影像和靜態照片——所以你看現在人們也說，「有圖有真相」。
當然也有「假」的，我也做過照片的「換頭術」…這不也是一種真實嗎？那個時代的真實。多麼荒唐的時代。
端傳媒：您覺得，新一代的觀眾，應該抱着什麼樣的心態來欣賞您的作品？
從我個人來講，我記錄了歷史的碎片，留給後人評說。我覺得，搞攝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斷「拍攝這個有意義嗎？有用嗎？」不要去想這個。因為靠你個人的智慧、個人的閲歷，判斷一個事物將來會不會有意義，都很難正確，只能記錄下來讓別人去評說。
現在的作品，不同的人看上去會有不同的感覺。個人閲歷不同，生活狀態不同，家裏蒙受文革的苦難不同，但是大家恐怕都會得到一個結論：荒唐。「怎麼會這樣呢？」有的人問，「這是真的嗎？」我說，照片擺在這裏，還能有假嗎。
當然也有「假」的，我也做過照片的「換頭術」。省委主要領導人和一個老貧農談話，現在看來這多「接地氣」啊，但當時覺得，必須出現一個縣裏的領導，就把（照片裏）那個老貧農給「滅」了。可那也是「真」的——你這樣做了就能見報，不這樣做就不能見報。這不也是一種真實嗎？那個時代的真實。多麼荒唐的時代。
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嗎？他們和你我一樣
端傳媒：有沒有什麼樣的情境，令你自己不忍拍照呢？
有兩次。刑場處決的時候。還有批鬥的時候，歐陽湘（前黑龍江省長歐陽欽之子）被迫害。
當時都沒法取景。場面非常混亂，我只能舉着相機拍。你看這張照片，要仔細看。一個大黑手，黑手套，從上面捏着鼻子頭，不讓他喘氣。下邊是一隻手，往他嘴裏塞東西。事後一開始我想，他媽的這手真討厭。後來又覺得，這也很有意義，能看到殘酷到這種程度。
歐陽湘被打倒之後，人人都上前踹。踹不着上身的踹下身。你說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嗎？不是，他們都是和你我一樣的正常百姓。但在這種所謂的革命高潮過來後，都要表達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激情。
他最後是迫害死的，從樓上推下來，摔死了。製造了自殺的假象。後來胡耀邦憑着我這組照片，給他平反了。
端傳媒：你認為，文革時候，是什麼令人和人之間變得這麼殘忍、猙獰？
學生打老師，孩子打父母，妻子揭發丈夫，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
比如我在報社革命委員會掌權的時候，我是常委兼辦公室主任。我們報社有一個老編輯，有一天他的妻子跑到我辦公室，揭發他的丈夫。揭發什麼呢？每家每戶都有報社發的舊報紙，丈夫用舊報紙給小孩兒接大便。她把報紙打開給我看，大便就在毛主席像上。她說她揭發丈夫。
聽着這個事，我說，好像家家戶戶都有這個情況。用報紙接糞便，用報紙擦地，這事我知道就行了。她看我不重視這事，拿着報紙就去解放軍宣傳隊的軍代表去了。軍代表一看，這個事情嚴重啊，這是反革命！立即報告公安，就把他抓起來了。批鬥。批鬥完了以後，判刑十八年。
告丈夫，她有什麼好處呢？大義滅親，人家就能表揚你啊。就是因為她自己本身出身不好，自卑，她想表現得革命。
現在人人都說自己當時是保守的。如果按照他們說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揮手把胳膊揮斷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端傳媒：您這些年來，有沒有見到什麼東西，覺得可惜沒有拍下來？
有。文革時，我拍普通百姓的生活，拍得太少，拍的好像都是帶標籤和符號的，文革、文革、文革。後來我拍攝香港回歸的照片，就把文革當中的遺憾給彌補了。我就拍了很多七月一號這天，從早到晚看似不是回歸，和回歸無關的，卻又是回歸的場景。彌補了我文革時期的遺憾。
端傳媒：文革中生活上這些細節，您沒拍下來的，有什麼例子嗎？
比方說，大家在文革期間的游泳啊、野餐啊，家裏平平淡淡的生活，雖然也拍了一些，但我拍得太少。當時我不夠看重，沒把它當成像採訪任務一樣拍攝。香港回歸時，我就着力地去拍攝一些普通的東西：老人遛鳥，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看報、睡覺，都是七月一號那天的場景。我想，文革當中要是有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家裏喝酒、朋友聊天……靠服裝、周邊的裝飾，（讓）人們能感覺到這是文革，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別強調文革符號。
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現在人人喊反腐一樣
端傳媒：你覺得，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個人有獨善其身的可能性嗎？
幾乎不可能。
如今，你遇到一些人，一說起文化大革命，他們就說，他們在文化大革命裏是保守的。我問，你真的是保守的？什麼時期開始的？他說，從一開始就是保守的。我認為，這就不是說實話了。
當時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現在人人喊反腐一樣。當時人們想摧垮對立派的組織，想要摧毀對方，唯一的理由就是說對方是保守、不革命的。那時誰要是說誰家是保守的，那就等於掘人家祖墳一樣。可現在人人都說自己當時是保守的。
如果按照他們說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揮手把胳膊揮斷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時間能讓人們忘卻一切…如果當局號召人們都來反思文革，反思歷史面向未來，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樣的。
端傳媒：很多親歷者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個錯誤，但並不認為自己負有責任。
這個責任讓老百姓承擔，是不應該的。這是黨中央的錯，從頭上錯的。要說爛掉的話，是從毛澤東那裏開始爛，爛到我們這些根系的鬚子上，我們還有責任嗎？道理是這樣的。
但從人性的角度講，你傷害了別人，你做了道歉，這是一種心靈的慰藉，也是一種人性的昇華吧。
你現在在網上看，有人會罵我，「他就是一個造反派。還是造反派的頭頭！」那是我自己說的，我不說，誰知道啊？我這個人主張一生絕不說假話，違心的、政治所迫的情況下，另當別論。缺德的，喪盡天良的假話，我就沒有講過。
端傳媒：很多人，包括在文革受迫害的一些人，依然非常崇敬毛主席？
這就是中國的特色。現在進步了一些，近幾年有公然反對和否定毛澤東的，但還有很多毛粉的，勢力很強大的。這種勢力要分開來看，比如烏有之鄉，那裏有一部分人對現實不滿——譬如下崗工人。毛澤東時代我賺的不多，但至少還有飯吃，可鄧小平時代，改革了之後，我下崗了沒飯吃。用個人自身的感受來對比，就覺得，還是毛澤東時代好，大家均窮。這是一種思維方式。也還有些年輕的毛粉，人云亦云，頭腦簡單。
文革會被遺忘，「二次文革」不可能發生
端傳媒：您擔心文革會被下一代遺忘嗎？
會被遺忘。現在年輕人，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不要說文革了，二十年多前的事，現在有誰知道？有一句話叫做，時間能讓人們忘卻一切。所以對歷史的回顧反思，不能說毛澤東那樣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也得要經常講。
我的照片發在網上，有的人挺嚴肅的，說這記錄了歷史。但有的人就說，要再來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來（批鬥）。
端傳媒：像南京大屠殺，像二戰，大家年年拿出來談。為什麼大家沒有像這樣來反覆地講文革呢？
一個是執政當局的態度。鄧小平當年說，三七開，對待文革「宜粗不宜細」，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今天。如果當局號召人們都來反思文革，反思歷史面向未來，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樣的。
再一個就是，有些受苦難的人認為，經歷了這樣的苦難是一種榮耀的經歷。也不能完全說是榮耀，但是老幹部坐在一起談起話來，常問，當年你戴高帽了沒有？那一個個說起來，都活靈活現的：「戴啦！我戴了這麼高。」「我戴了那麼高！」如果當年你不鬥別人，那你肯定是逍遙派，或者準是和造反派一塊兒的。被鬥是榮耀。就像共產黨蹲過國民黨監獄，那都是光榮史啊。
我們那個時代，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不管他揮手叫你幹什麼。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一揮手，人們就前進的。
我在各高校演講的時候，問學生們，你們聽說過文革嗎？他們說，知道一點。我問，中學時候講了多少啊？他們說，中學講一課。十年文革，用一課就給講過了。其中還得講偉大成就。偉大成就是氫彈試驗成功了。可其實，有文革，它爆炸，沒文革，它也爆炸啊。所以家裏爺爺奶奶或父母都不願意講文革，尤其不願跟孩子講。這個心態呢，也不是因為羞恥或什麼，受了苦難，為什麼不能講呢？
端傳媒：您覺得在中國，有發生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嗎？
有這個苗頭，但像這樣同樣性質的，同樣形式的文革，不可能發生。畢竟很多人覺悟了，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了，包括毛粉也知道。中國的政治運動，一次接着一次，比如說反右。但那時受到影響的家庭，恐怕大不了也就是一二百萬——官方數字是五十五萬右派，每個乘以二，再擴展一下，也就一兩百萬。但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可是千家萬戶。沒有一家人可以說，文革絲毫沒有影響我的生活。那不可能。家家都有一本血淚的帳，沒有流血也有痛苦流淚。每人憑心想想，死人的、打殘的……我們那個時代，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不管他揮手叫你幹什麼。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一揮手，人們就前進的。
我的照片發在網上，有的人挺嚴肅的，說這記錄了歷史。但有的人就說，要再來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來（批鬥）。
端傳媒：您在意網上這些的評論嗎？
我看了也就一笑唄。我從來不跟他們爭論。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了。晚年時光更寶貴，沒必要浪費在這個上面。
微博上舉報的毫無道理，採信的是極左觀點
端傳媒：現在，您的新浪微博已經看不到了？
一年多以前，新浪微博沒有通知我，就把我的轉發鍵給取消了。本來我是新浪邀請我做自媒體的，六月份邀請，第一個月就拿了一千七百多塊。總閲讀量每個月都幾百萬呢。但後來越來越少，再後來就給我取消了，也沒通知我為什麼。
端傳媒：您覺得為什麼新浪限制了您？
圖片發得太多了，太真實了。官方不高興，不好說，不好強制把我關了。後來我轉發了一個關於朝鮮戰爭志願軍督戰隊老人的故事（筆者注：督戰隊，軍隊中通過射擊本方逃兵以督戰的編制）。這個事情就不夠主旋律了，有人就向新浪微博社區委員會舉報，認為李振盛這是污衊，認為我們的支援軍戰士明明是靠「政治思想工作」衝上戰場的，怎麼能說有督戰隊呢？
後來就有論戰。有人狀告我，有人替我申訴，兩派就開始論戰。新浪社區委員會讓大家投票。最後發現，志願軍裏雖然有督戰這個工作，但沒有督戰隊的這個名字。最後判了我輸，半個月不準發言。半個月之後，以為沒有事了，但很快又悄悄把我的轉發功能取消了。
端傳媒：其實這些舉報機制，從來都沒有遠離文革時的手段。
還真是這樣。舉報的毫無道理，而（被）採信的則是極左觀點。所以我現在就是這個狀態，粉絲量從十萬多，掉到了七萬多，每天都掉。而且要互粉之後才能看到微博，但我現在基本也不發了。畢竟，我發了以後，別人也轉發不了。我被半封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