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天，我在一家壽司店排隊，忽然覺得眼前有熟悉的顏色與符號，原來一個黃傘徽章，上書「雨傘運動」，別於前面校服少女的背包上。少女約莫是中五中六學生，有着那個年紀香港學生常見的瘦弱，笑容卻是難得的爽朗——原來還有人記得。梁啓超《少年中國說》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 進步」，我們起碼也可以說：少年記得，香港便記得，少年堅強，則香港堅強。
不過，當我用「常見」、「難得」這樣的詞語去形容她的時候，我也許已經在誤讀那一代年輕人。他們一如當年的我們，最討厭來自大人先生們的誤讀——我想包括這個「一如」也是誤讀。誤讀以外，他們自顧自地生長，在香港他們只能這樣靠自己戰勝許多上幾代人留下的所謂「餘蔭」——實質是變着花樣的障礙。
在中國和曾經與中國莫逆的香港，五四青年節與六四之間，是一段短促的青春期，我們那一代都無可避免與那些歷史荊棘搏鬥着成長，下一代人又將迎接新的荊棘，我希望看到他們有更從容的應對。
這是我難以想像的堅強。即將在六月上映的香港導演張經緯的紀錄片《少年滋味》讓我認識了許多。在中國和曾經與中國莫逆的香港，五四青年節與六四之間，是一段短促的青春期，我們那一代都無可避免與那些歷史荊棘搏鬥着成長，下一代人又將迎接新的荊棘，我希望看到他們有更從容的應對。
十多個比我少二十多歲的孩子，因為一次大合唱活動而進入導演的鏡頭，他們的自述從音樂為端散開各自人生的最初枝蔓，中間又有交錯和同行。聽着他們娓娓道來，我自覺既是曾經的少年，也是青春不再的父母，不知不覺地拿自己少年時代的夢與他們的夢比較的同時，突然反省我們一代也許就是他們一代的夢的扼殺者，或者說，我們壟斷了某些對於夢、對於逐夢的定義權。
似乎香港有一個共業，逼迫香港人必須進行兩種極端的選擇：要麼順從為奴，要麼玉石俱焚地抗爭，當然上一代人絕大多數選擇了前者，而下一代呢？
他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我的痕跡，來自西寧的新移民華仔，讀了哲學書而虛無的內向者Brian兄弟，幻想成為音樂家以後可以周遊世界無憂無慮的少女芷蓉⋯⋯最後那位與世無爭的義工王阿Paul，是否代表了他們最不可能的未來？他們都將迎接現實的改造成為一個「香港人」，即使阿Paul也不得不考慮如此。
為什麼要周身刀張張利才能生存在這叢林社會？為什麼香港會變成叢林社會？在香港時間更替得太快，少年時期愈加窄薄如紙，還能有多少天真？
這十多位少年也許位屬某種準菁英，但是他們的名校背景、合唱團背景，是否使他們能自外於香港少年的絕望？不能。他們的中產父母也陷於同樣的困頓中，似乎香港有一個共業，逼迫香港人必須進行兩種極端的選擇：要麼順從為奴，要麼玉石俱焚地抗爭，當然上一代人絕大多數選擇了前者，而下一代呢？
香港少年總提前老成，自我暗示應該早日接受社會現實，深藏夢想，是誰給予他們這樣的暗示教育？為什麼要周身刀張張利才能生存在這叢林社會？為什麼香港會變成叢林社會？在香港時間更替得太快，少年時期愈加窄薄如紙，還能有多少天真？我想每一個觀影者如果是關心香港未來的，都會像我一樣在黑暗影院裏不斷自問，並且希望會有答案。
答案並非虛無縹緲，儘管微弱，電影中的少年們身上依然有打破宿命的因素。比如說新移民少年華仔沒有「上車望飛站」，當西寧舊友問他「我去了香港你會不會瞧不起我？」的時候，他毫不猶豫說不會。有一些與生俱來的陽光和少年伴隨，就像他們共同選擇的音樂，本來就代表着自由抒發，即使被規範化被團隊化，依然安慰這些熱愛它的人。
這些微弱因素我們不去把它湮滅，也不去把它黑白分明地放大，而是去尊重和正視，乃是我們重新成為少年、香港重新成為少年的關鍵。
印象深刻的，有兩位早熟少女，她們的言談涉及規訓與自由。領袖生Angel覺悟到服從權威和為民請命之間的兩難，她沒有「屁股決定腦袋」，而是毅然選擇了後者，為學生的一些正當權利與校方談判；只有十歲的Nicole更是金句連連，她說即使奴隸也有選擇看天空的自由。她說得如此自然，我不禁慚愧，是我們過早地把「奴隸」的概念污染了她的天空了嗎？
這些微弱因素我們不去把它湮滅，也不去把它黑白分明地放大，而是去尊重和正視，乃是我們重新成為少年、香港重新成為少年的關鍵。尊重與正視，恰是一部好的紀錄片必備的要素，張經緯以這個高速、即食社會所罕有的耐心為我們開啟了一小扇通向少年們的窄門——沒有門不是窄的，能否走過去把他們的勇氣和我們的勇氣接續過來，就像我們當年把他們帶到這個世上無法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無辜承受着我們選擇的冒險，如今也應該讓我們通過他們再生一次，重新定義餘生的冒險。
（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少年香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