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天，我在一家寿司店排队，忽然觉得眼前有熟悉的颜色与符号，原来一个黄伞徽章，上书“雨伞运动”，别于前面校服少女的背包上。少女约莫是中五中六学生，有着那个年纪香港学生常见的瘦弱，笑容却是难得的爽朗——梁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我们起码也可以说：：原来还有人记得，少年记得，香港便记得，少年坚强，则香港坚强。
不过，当我用“常见”、“难得”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她的时候，我也许已经在误读那一代年轻人。他们一如当年的我们，最讨厌来自大人先生们的误读——我想包括这个“一如”也是误读。误读以外，他们自顾自地生长，在香港他们只能这样靠自己战胜许多上几代人留下的所谓“余荫”——实质是变着花样的障碍。
在中国和曾经与中国莫逆的香港，五四青年节与六四之间，是一段短促的青春期，我们那一代都无可避免与那些历史荆棘搏斗着成长，下一代人又将迎接新的荆棘，我希望看到他们有更从容的应对。
这是我难以想像的坚强。即将在六月上映的香港导演张经纬的纪录片《少年滋味》让我认识了许多。在中国和曾经与中国莫逆的香港，五四青年节与六四之间，是一段短促的青春期，我们那一代都无可避免与那些历史荆棘搏斗着成长，下一代人又将迎接新的荆棘，我希望看到他们有更从容的应对。
十多个比我少二十多岁的孩子，因为一次大合唱活动而进入导演的镜头，他们的自述从音乐为端散开各自人生的最初枝蔓，中间又有交错和同行。听着他们娓娓道来，我自觉既是曾经的少年，也是青春不再的父母，不知不觉地拿自己少年时代的梦与他们的梦比较的同时，突然反省我们一代也许就是他们一代的梦的扼杀者，或者说，我们垄断了某些对于梦、对于逐梦的定义权。
似乎香港有一个共业，逼迫香港人必须进行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顺从为奴，要么玉石具焚地抗争，当然上一代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前者，而下一代呢？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的痕迹，来自西宁的新移民华仔，读了哲学书而虚无的内向者Brian兄弟，幻想成为音乐家以后可以周游世界无忧无虑的少女芷蓉⋯⋯最后那位与世无争的义工王阿Paul，是否代表了他们最不可能的未来？他们都将迎接现实的改造成为一个“香港人”，即使阿Paul也不得不考虑如此。
为什么要周身刀张张利才能生存在这丛林社会？为什么香港会变成丛林社会？在香港时间更替得太快，少年时期愈加窄薄如纸，还能有多少天真？
这十多位少年也许位属某种准菁英，但是他们的名校背景、合唱团背景，是否使他们能自外于香港少年的绝望？不能。他们的中产父母也陷于同样的困顿中，似乎香港有一个共业，逼迫香港人必须进行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顺从为奴，要么玉石具焚地抗争，当然上一代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前者，而下一代呢？
香港少年总提前老成，自我暗示应该早日接受社会现实，深藏梦想，是谁给予他们这样的暗示教育？为什么要周身刀张张利才能生存在这丛林社会？为什么香港会变成丛林社会？在香港时间更替得太快，少年时期愈加窄薄如纸，还能有多少天真？我想每一个观影者如果是关心香港未来的，都会像我一样在黑暗影院里不断自问，并且希望会有答案。
答案并非虚无缥缈，尽管微弱，电影中的少年们身上依然有打破宿命的因素。比如说新移民少年华仔没有“上车望飞站”，当西宁旧友问他“我去了香港你会不会瞧不起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说不会。有一些与生具来的阳光和少年伴随，就像他们共同选择的音乐，本来就代表着自由抒发，即使被规范化被团队化，依然安慰这些热爱它的人。
这些微弱因素我们不去把它湮灭，也不去把它黑白分明地放大，而是去尊重和正视，乃是我们重新成为少年、香港重新成为少年的关键。
印象深刻的，有两位早熟少女，她们的言谈涉及规训与自由。领袖生Angel觉悟到服从权威和为民请命之间的两难，她没有“屁股决定脑袋”，而是毅然选择了后者，为学生的一些正当权利与校方谈判；只有十岁的Nicole更是金句连连，她说即使奴隶也有选择看天空的自由。她说得如此自然，我不禁惭愧，是我们过早地把“奴隶”的概念污染了她的天空了吗？
这些微弱因素我们不去把它湮灭，也不去把它黑白分明地放大，而是去尊重和正视，乃是我们重新成为少年、香港重新成为少年的关键。尊重与正视，恰是一部好的纪录片必备的要素，张经纬以这个高速、即食社会所罕有的耐心为我们开启了一小扇通向少年们的窄门——没有门不是窄的，能否走过去把他们的勇气和我们的勇气接续过来，就像我们当年把他们带到这个世上无法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无辜承受着我们选择的冒险，如今也应该让我们通过他们再生一次，重新定义余生的冒险。
（注：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少年香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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