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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瀟:如何討論一種時代症候

面對信息世界的過度喧囂,今天的「黑鏡實驗」倒和1924年的「無聊休克療法」如出一轍。


編按:2016年4月,《時尚先生》雜誌和騰訊新聞一起策劃了一場「遠離電子產品」的真人在線直播節目──黑鏡實驗。媒體人如何在信息爆炸過載,電子設備成癮的今天求存?《時尚先生》的副主編楊瀟在「黑鏡」之後為我們寫下了這段文字。

楊瀟:我們變成嘴巴一開一合的只擁有短時記憶的魚類,像吸食鴉片一樣吞食信息,還總是擔心錯過什麼。 圖為美國紐約一場集會中,觀眾使用手機拍攝。攝:Brett Carlsen/GETTY
楊瀟:我們變成嘴巴一開一合的只擁有短時記憶的魚類,像吸食鴉片一樣吞食信息,還總是擔心錯過什麼。 圖為美國紐約一場集會中,觀眾使用手機拍攝。攝:Brett Carlsen/GETTY

兩年多前,我在《紐約客》上讀過互聯網研究者Evgeny Morozov的一篇文章,文章討論的是互聯網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卻在開頭把我們帶到了1924年的魏瑪共和國。

這年的11月,德國社會學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了一篇抱怨現代城市生活的評論:街邊的廉價菸酒廣告牌劫持了人們的神經,電影和劇院上演着不屬於任何人但讓每個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機則把我們置於一個永遠在接收,永遠胸懷倫敦、埃菲爾鐵塔和柏林的狀態。這些城市資產階級啊,Kracauer感歎,「在熱鬧喧譁中越陷越深,最後忘掉了自己還有一顆大腦。」

該怎麼辦呢?Kracauer的藥方很簡單:無聊休克療法。在一個大家都出城兜風的陽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鎖在屋裏,拉下窗簾,躺在沙發上向無聊投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調動出自己那些荒唐的、未經修飾的想法,進而達致一種「神秘的喜悅」,最後學會與自己相處,「你不再被應該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縛,什麼都不做也能泰然處之。」

那是1924年的藥方,Kracauer大概不知道,就在同一年,英國人發明了最原始的電視機,用電傳輸圖像成為可能,電視時代隨後到來,拉下窗簾的屋子不再是避風港,沙發也只會批量生產「沙發土豆」,而在智能手機時代——因為電腦不在身邊,所以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我用筆在本子上寫的,期間我至少三次摸出手機上網去搜索資料,卻在拿起手機後就開始回覆微信、查看朋友圈或是做點兒別的什麼,以至於幾分鐘後我要四顧茫然一兩秒:等等,我是要來幹什麼來着?

那種茫然的感受有點像,周圍白茫茫的一片,似乎水汽很大,你正以極慢的速度騰雲駕霧。我想,Morozov用更學究的語言描述過的也是這種感受:我們正在被無時無處不在的連接(connectivity)、接收(receptivity)和當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now)所攻擊。

將近兩年前,我參與了前東家的一次改版,提議之一就是開設一個診斷時代症候的專欄(這個專欄一直持續到現在),這是典型的傳統媒體的思路:找到重要的議題,然後把它條分縷析給讀者,因為我們相信,讀者是需要better informed的。

兩年間,傳統媒體加速衰落不必多說,我現在所供職的《時尚先生Esquire》中,幾個寫特稿的同事有時會聊起,這年頭,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而得是超級好,才有機會在熱鬧喧譁的自媒體汪洋大海里殺出一條血路。

事實上,我們最受矚目的兩篇特稿,《大興安嶺殺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還真是「殺」出了這條血路。已經很明顯了,無論是信息過載還是用戶下沉(2015年,中國網民大專以上學歷者佔不到20%),造成的直接結果都是,你必須直面讀者那些最基本的人性。順便說一句,這也是為什麼一個越來越平的世界有可能變得越來越渣。

想象一下如今的「普通讀者」,文化程度和理解力不比當年,還處在無時無處不在的連接、接收和當下的暴政的信息轟炸之中,看起來——無意冒犯——和E.M.福斯特筆下的原始人可堪一比:他們都「是些頭髮蓬亂的聽眾,圍坐在營火旁打哈欠,因為跟猛獁象和遍體生毛的犀牛較勁兒疲累不堪」,假設這些圍坐在篝火旁的哪一位,是一個原始人中的作家,或者一個記者,再或者一個新媒體運營者,總之他的工作就是引起那些疲憊又健忘的同伴的注意,他有哪些辦法呢?

他可以選擇裸奔(我們假設那時的人已經學會了用棕櫚葉遮羞),可以學劍齒虎的吼叫嚇唬人,還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小丑博大家一笑,但體面的辦法,或許是給他們講一個故事。人們會被懸念所吸引——這也是最基本的人性之一,人們會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2016年3月29日晚上,當我在清華大學的荷塘邊用4G信號興致勃勃地看了一個多小時「黑鏡實驗」直播時,我想的就是這句話: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當然了,我關注它首先是因為這是我們做的,看着史航在那個小小的屏幕裏獨白時我也有一些複雜的、難以捉摸的感受,可是說到底吸引我的還是懸念:史航接下來會做什麼?戒網後他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他會和鏡頭髮生什麼樣的關係?鏡頭外的世界又會作何反應?

「黑鏡實驗」是Esquire實驗室探討網絡時代人之境遇的三個實驗之一,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我們仍在採用Kracauer的藥方,關閉屏幕就相當於拉下窗簾。我們最早的想法是實驗者要完成一篇感受豐富的體驗式特寫,後來騰訊新聞強大的團隊加入實驗,我們有了把這七天拍成一部短紀錄片的可能,再接下來,騰訊提議,雙方一致同意,7x24小時直播。

直播收看人數在第一天就逼近了一百萬,有那麼幾個小時在線人數以每秒100的數字往上竄,最後你會發現,媒介即信息,形式即內容,直播本身就有了生命,成了故事,所以那一百萬「原始人」才會被吸引(嘴上雖然罵着無聊),不然的話,用福斯特的話說,「觀眾們一旦猜到了接着會發生的事兒,他們要麼就會睡過去,要麼乾脆殺了他。」如今人們不會再殺掉故事講得不好的人,但考慮到普通讀者的狀況,這一行的危險程度很可能又回到了刀耕火種的年代。

我覺得,這才是理解「用黑鏡直播反抗黑鏡」這一再明顯不過悖論的關鍵:我們都生活在悖論之中。黑鏡的創造者們必然要樂觀、野心勃勃,研究人性開發人性,倘若讓他們時時抱持着反烏托邦的警惕之心,可能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黑鏡的實驗者(或者說記錄者)呢,打算行使自己的職責,檢視人性反思人性,可他們沒打算和人性作對。他們終究還是希望人們圍坐到篝火前來,而不是紛紛散去,或者睡去。

可是事情還沒有完,你會問,熱鬧了也喧嘩了,那顆被忘掉的腦子怎麼辦?那可能得倒推福斯特說的另外一件事:故事實在太古老了,就像脊椎和绦蟲一樣,「我們越是深究故事,越是將故事與在其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那些更加優美的層面剝離開。」那麼,在找到故事後,我們接下來可以做的,就是把那些更優美的層面,一層一層地加回去。

我們可以探討在線與即時反饋,它原本是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的,結果卻摧毀了我們的耐心,把我們變成嘴巴一開一合的只擁有短時記憶的魚類,像吸食鴉片一樣吞食信息,還總是擔心錯過什麼。我們可以探討他人的目光,它原本可以幫助我們確立和理解自我,結果卻藉助社交媒體的「逼視」最終佔據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忙着擺出各種pose,管理自己的形象——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其來有自,但從未像今天這樣無處無時不在。

我們看到一處美景的第一反應,是要拍下再分享出來,彷彿我們不借助別人的眼睛就看不見它——對了,還有拍照,它原本是幫助我們記錄生活的,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它就成了生活本身,我們體驗一件事物的方式變成了給它拍一張照片……這些都是我們或多或少感同身受的,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人,通過「黑鏡實驗」或者別的什麼,來「經驗」給我們看。就好像Evgeny Morozov洋洋灑灑寫了那麼長警醒互聯網的文字,可他仍然需要一個計時保險盒來逼自己在需要的時候「斷網」(手機自帶的那些幫人集中注意力的app不夠強力,他說),這很諷刺嗎?也許。但這就是我們的人性。

(楊瀟,2014哈佛尼曼學者,《時尚先生》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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