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潇:如何讨论一种时代症候

面对信息世界的过度喧嚣,今天的“黑镜实验”倒和1924年的“无聊休克疗法”如出一辙。
纽约一场集会中,观众使用手机拍摄。

编按:2016年4月,《时尚先生》杂志和腾讯新闻一起策划了一场“远离电子产品”的真人在线直播节目──黑镜实验。媒体人如何在信息爆炸过载,电子设备成瘾的今天求存?《时尚先生》的副主编杨潇在“黑镜”之后为我们写下了这段文字。

杨潇:我们变成嘴巴一开一合的只拥有短时记忆的鱼类,像吸食鸦片一样吞食信息,还总是担心错过什么。 图为美国纽约一场集会中,观众使用手机拍摄。摄:Brett Carlsen/GETTY
杨潇:我们变成嘴巴一开一合的只拥有短时记忆的鱼类,像吸食鸦片一样吞食信息,还总是担心错过什么。 图为美国纽约一场集会中,观众使用手机拍摄。

两年多前,我在《纽约客》上读过互联网研究者Evgeny Morozov的一篇文章,文章讨论的是互联网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在开头把我们带到了1924年的魏玛共和国。

这年的11月,德国社会学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抱怨现代城市生活的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埃菲尔铁塔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

该怎么办呢?Kracauer的药方很简单:无聊休克疗法。在一个大家都出城兜风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锁在屋里,拉下窗帘,躺在沙发上向无聊投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调动出自己那些荒唐的、未经修饰的想法,进而达致一种“神秘的喜悦”,最后学会与自己相处,“你不再被应该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缚,什么都不做也能泰然处之。”

那是1924年的药方,Kracauer大概不知道,就在同一年,英国人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图像成为可能,电视时代随后到来,拉下窗帘的屋子不再是避风港,沙发也只会批量生产“沙发土豆”,而在智能手机时代——因为电脑不在身边,所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我用笔在本子上写的,期间我至少三次摸出手机上网去搜索资料,却在拿起手机后就开始回复微信、查看朋友圈或是做点儿别的什么,以至于几分钟后我要四顾茫然一两秒:等等,我是要来干什么来着?

那种茫然的感受有点像,周围白茫茫的一片,似乎水汽很大,你正以极慢的速度腾云驾雾。我想,Morozov用更学究的语言描述过的也是这种感受:我们正在被无时无处不在的连接(connectivity)、接收(receptivity)和当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now)所攻击。

将近两年前,我参与了前东家的一次改版,提议之一就是开设一个诊断时代症候的专栏(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典型的传统媒体的思路:找到重要的议题,然后把它条分缕析给读者,因为我们相信,读者是需要better informed的。

两年间,传统媒体加速衰落不必多说,我现在所供职的《时尚先生Esquire》中,几个写特稿的同事有时会聊起,这年头,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而得是超级好,才有机会在热闹喧哗的自媒体汪洋大海里杀出一条血路。

事实上,我们最受瞩目的两篇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还真是“杀”出了这条血路。已经很明显了,无论是信息过载还是用户下沉(2015年,中国网民大专以上学历者占不到20%),造成的直接结果都是,你必须直面读者那些最基本的人性。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渣。

想象一下如今的“普通读者”,文化程度和理解力不比当年,还处在无时无处不在的连接、接收和当下的暴政的信息轰炸之中,看起来——无意冒犯——和E.M.福斯特笔下的原始人可堪一比:他们都“是些头发蓬乱的听众,围坐在营火旁打哈欠,因为跟猛犸象和遍体生毛的犀牛较劲儿疲累不堪”,假设这些围坐在篝火旁的哪一位,是一个原始人中的作家,或者一个记者,再或者一个新媒体运营者,总之他的工作就是引起那些疲惫又健忘的同伴的注意,他有哪些办法呢?

他可以选择裸奔(我们假设那时的人已经学会了用棕榈叶遮羞),可以学剑齿虎的吼叫吓唬人,还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博大家一笑,但体面的办法,或许是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人们会被悬念所吸引——这也是最基本的人性之一,人们会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2016年3月29日晚上,当我在清华大学的荷塘边用4G信号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黑镜实验”直播时,我想的就是这句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了,我关注它首先是因为这是我们做的,看着史航在那个小小的屏幕里独白时我也有一些复杂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可是说到底吸引我的还是悬念:史航接下来会做什么?戒网后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会和镜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镜头外的世界又会作何反应?

“黑镜实验”是Esquire实验室探讨网络时代人之境遇的三个实验之一,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们仍在采用Kracauer的药方,关闭屏幕就相当于拉下窗帘。我们最早的想法是实验者要完成一篇感受丰富的体验式特写,后来腾讯新闻强大的团队加入实验,我们有了把这七天拍成一部短纪录片的可能,再接下来,腾讯提议,双方一致同意,7×24小时直播。

直播收看人数在第一天就逼近了一百万,有那么几个小时在线人数以每秒100的数字往上窜,最后你会发现,媒介即信息,形式即内容,直播本身就有了生命,成了故事,所以那一百万“原始人”才会被吸引(嘴上虽然骂着无聊),不然的话,用福斯特的话说,“观众们一旦猜到了接着会发生的事儿,他们要么就会睡过去,要么干脆杀了他。”如今人们不会再杀掉故事讲得不好的人,但考虑到普通读者的状况,这一行的危险程度很可能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

我觉得,这才是理解“用黑镜直播反抗黑镜”这一再明显不过悖论的关键:我们都生活在悖论之中。黑镜的创造者们必然要乐观、野心勃勃,研究人性开发人性,倘若让他们时时抱持着反乌托邦的警惕之心,可能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黑镜的实验者(或者说记录者)呢,打算行使自己的职责,检视人性反思人性,可他们没打算和人性作对。他们终究还是希望人们围坐到篝火前来,而不是纷纷散去,或者睡去。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你会问,热闹了也喧哗了,那颗被忘掉的脑子怎么办?那可能得倒推福斯特说的另外一件事:故事实在太古老了,就像脊椎和绦虫一样,“我们越是深究故事,越是将故事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些更加优美的层面剥离开。”那么,在找到故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把那些更优美的层面,一层一层地加回去。

我们可以探讨在线与即时反馈,它原本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的,结果却摧毁了我们的耐心,把我们变成嘴巴一开一合的只拥有短时记忆的鱼类,像吸食鸦片一样吞食信息,还总是担心错过什么。我们可以探讨他人的目光,它原本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和理解自我,结果却借助社交媒体的“逼视”最终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忙着摆出各种pose,管理自己的形象——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其来有自,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无处无时不在。

我们看到一处美景的第一反应,是要拍下再分享出来,仿佛我们不借助别人的眼睛就看不见它——对了,还有拍照,它原本是帮助我们记录生活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就成了生活本身,我们体验一件事物的方式变成了给它拍一张照片……这些都是我们或多或少感同身受的,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人,通过“黑镜实验”或者别的什么,来“经验”给我们看。就好像Evgeny Morozov洋洋洒洒写了那么长警醒互联网的文字,可他仍然需要一个计时保险盒来逼自己在需要的时候“断网”(手机自带的那些帮人集中注意力的app不够强力,他说),这很讽刺吗?也许。但这就是我们的人性。

(杨潇,2014哈佛尼曼学者,《时尚先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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