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空間政治

極權主義暴力美學的臨場:深圳「禁電運動」的象徵

「禁電」不單是一場城市治理運動,更標誌著全國範圍內,政治暴力和空間審美的結合。


學者吳強認為,對電動車的整治,不能解讀為地方政府的孤立行為。其背後,是一整套將空間和美學納入管制的政治權力。 圖為一台拉客電動車在雨天駛過街頭。攝: Lam Yik Fei/Getty
學者吳強認為,對電動車的整治,不能解讀為地方政府的孤立行為。其背後,是一整套將空間和美學納入管制的政治權力。 圖為一台拉客電動車在雨天駛過街頭。攝: Lam Yik Fei/Getty

最近幾年,中國政治正在發生一場大的轉折,只是大概很多人都低估了,新舊政府更迭對地方政治的影響。一些地方官員,正在互相以激進作風表達效忠、並博取媒體關注,形成一場表面上看似小範圍、地方性的,總體上卻連續的激進主義治理運動浪潮,快速改造着城市景觀。它不僅與全國性的反腐運動穿插,且與反腐造成的基層官員普遍怠政,形成有趣對比。其也有別於,人們所擔憂的「文革」式的全國範圍大規模動員。

例如,2012年底,河南周口開展「平墳」運動;2013年2月東莞開展「掃黃」;8月,公安部和網信辦主導了一場「淨網行動」,諸多大V以及互聯網企業遭遇首輪清洗;2014年初,浙江省開始「拆除十字架和教堂」運動;同年秋天開始對以「傳知行」為代表的獨立NGO展開鎮壓,直到2015年針對人群律師群體的「709專案」。連2015年證監會對付股市做空投機的手法也相當激進,配以巨資,聯合公安部直接抓人。

最近發生在深圳的電動車(電動摩托車)禁令,不顧世人譁然和市民生活受擾,而一意孤行,不過是這一鏈條的最新發展。因為,問題也許不僅有關電動車的路權,或者新能源企業(深圳比亞迪)在背後的可能推手,更事關上述激進的「局部」治理運動所總體呈現的極權主義景觀。

如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所揭示的路徑,「集中的景觀從根本上與官僚資本主義相聯繫」。如此高強度的運動式治理,便以一種集中的景觀,暴露着當下中國充滿暴力的治理美學,投射着一股自上而下的極權主義力量,正在按照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新規劃中國內地的城市圖像和社會秩序。

電動車:現代城市的義和拳?

而電動車所承載的,並非如破土網那般簡單生硬劃分所謂的窮人階級。畢竟,一輛全新的電動車,通常價值數千元人民幣,一次性投入比普通自行車貴,也不比搭乘公交車合算。搭乘兩輪電動車的人,可能來自各個階級,如小業主、新農民工、普通職員、地產銷售,甚至普通公務員。

此外,這次深圳清理行動中的焦點,還包括一批使用三輪電動車的人,例如那些快遞業者、外賣業者和送貨工人。他們的服務對象更是惠及更廣大的市民群體,超越階級,對他們的打擊直接影響了快遞行業、餐飲業和小型商業,然後間接影響了幾乎整個民生和市民生活。

試想,如果在北京中關村實行禁電措施、改以汽車運輸零散貨物,那簡直就是一場交通災難。深圳的街面情形可能不至於那麼糟糕,但是,當近千名快遞員工被短暫拘留後,不難想像多家快遞公司的爆倉,網購市民何等焦慮,而恐怕更多的居民或普通上班族,很快就要為桶裝水斷貨擔憂了。

官方的禁電措施,並未提供充足理由,似乎只是針對電動車的交通危害。的確,一方面,行駛在非機動車道上的電動車,往往時速超過20公里/小時的安全限速,潛在隱患很高;另一方面,生活中常見的電動車,行駛起來罔顧交規,突入人行道、逆行,甚至在機動車道上並行,對幾乎其他所有道路使用者都構成了威脅。

隨著城市的擴大,中國的都市道路越來越擁擠不堪。攝:ChinaFotoPress/Getty
隨著城市的擴大,中國的都市道路越來越擁擠不堪。攝:ChinaFotoPress/Getty

電動車的道路安全問題,確實很容易被放大,被建構成外地人與本地人、或者底層階級與中產階級的衝突。這也是目前支持禁電的輿論主因。由於電動車製造工藝簡單,很容易突破官方限速,而從來缺乏規訓的內地市民在騎上電動車的一瞬間,往往就變身為道路上最不守秩序的人群。

相對來說,1949年建政後的內地社會,重視團體的生活,但輕視個體層面的規訓,這也是筆者近年從瑪麗·道格拉斯的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控制的結果。過去20年大幅增加的機動車及其駕駛人群,既代表着最廣意義上的城市新興中產階級,也代表着一個較守規則的社會群體。他們受事故死亡、相互行為約束、警察規制和保險公司四方面的規訓,已經成為今天中國城市通行空間的主要群體,也被寄託着汽車支柱產業和中產生活幻覺的雙重意義,在城市秩序中幾乎居於最為核心的地位。

按照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在《發達社會的階級結構》中的說法,城市空間(尤其是道路空間)分化以及路權分配,是城市階級結構化的直接原因。一方面,通勤工具如機動車和電動車、地鐵、公車和道路空間,基於其不同消費能力而佔有不同的城市地位和話語權,另方面,也互相分隔着階級空間,構成城市的階級秩序。

無聲、快速的電動車,其規模增加和行駛者的突兀,不僅打破了現有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道路/空間劃分,也打破了慢行社區和快速道路的社區分隔,更重要的是,因此製造的大量街頭交通事故,打破了階級的空間秩序。

這一干擾在過去尚可容忍,畢竟,深圳這個新興城市給予許多人以市場自由主義的幻覺,被認為是小業主的天堂。事實上,《深圳晚報》今年3月6日披露的一則消息表明,去年深圳交警針對電動車的專項整治已經初見成效,與電動車有關交通事故下降了13.5%。本來大可不必如此興師動眾採取如此激進手段。

然而,當深圳、北京等地房地產價格飆漲之後,城市租金的大幅變動,突然改變了財富和空間的階級結構,空間秩序或者階級秩序的問題就立即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這其實也是從馬克思到大衞·哈維以來,城市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無論誰是城市的統治者,城市租金總悄悄改變着階級之間的微妙關係。

例如,城市化早期遺留的城中村,近年來也成為所謂「蟻族」聚居區,跟里約或者伊斯坦堡、孟買的貧民窟、甚至香港的「重慶大廈」類似,都是城市新移民的落腳地,也是城市活力的發動機,更接近有機城市的本來面貌。但在城市化催動的租金變動條件下,它們往往成為土地置換——建設新中產階級住宅,遷移城市無產階級——的犧牲品,連市中心的傳統大學、動物園都不能倖免,知識分子和蟻族、動物一道成為城市化的置換對象,而無產階級化。

電動車代表的城市中下階層,和追求秩序的中上階級,在城市化進程中形成了複雜的分工和空間秩序。 圖為中國深圳的一個住宅區。攝:盧翊銘/端傳媒
電動車代表的城市中下階層,和追求秩序的中上階級,在城市化進程中形成了複雜的分工和空間秩序。 圖為中國深圳的一個住宅區。攝:盧翊銘/端傳媒

電動車,也更像是這一城市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象征。在享受路權保障的有車族,或者步行族等城市精英主體看來,電動車便如無產階級或者義和拳一般混亂,形成威脅,並且再也無法忍受了。這一觀感和香港居民眼裏一度大幅增加的內地遊客的無禮、莽撞的「蝗蟲」印象,並無多大差別,可謂城市上層眼中的「電車蝗」。當局即使採取過分的措施,例如動用所有交警和協警在街面上強行查沒電動車,也不會遭致無論精英階級還是草根市民的普遍抵制。何況,他們很容易滿足於所謂新能源貨車的替代方案。在城市空間秩序方面,他們和統治者都是受益者。

街頭景觀的極權主義暴力美學

電動車騎行群體似乎因此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城市空間-階級地位,這或許也是中國內地微型商業(如淘寶和其他電商平台促成的商業模式)-自由主義經濟的尷尬和悲哀所在。

只是,最在意者,仍然並非直接衝突者,不是那些有車階級或者城市步行者,而是臨駕其上的統治精英,中國的黨政官員們。一如長安街的擁堵妨礙他們往返中南海-復興路這些中央黨政機關,才出台了北京機動車限號政策;猶嫌不夠,北京二環內也被劃為中央行政特別區,不僅北京市的地方黨政機關被迫移至市郊的通州,核心區內的外地人口、大型醫院和批發市場也都面臨着清理、外遷。

中國最高統治者對城市空間的極權主義-集中景觀理解,以及相應的暴力美學,正是深圳電動車整治的源頭。在他們看來,電動車或如「走鬼」攤販、街頭小廣告、城中村一般,影響着着他們的理想市容和秩序。這種對空間的美學要求,或許才是習近平政權下地方激進主義治理運動的根源。

他們所想像的城市天際線,不僅有19世紀中葉改造巴黎的設計師豪斯曼(Haussmann)風格的長安街——作為快速運兵通道,不僅在鎮壓巴黎市民起義時發揮重要作用,也曾在1989年的運動中成為衝突舞台;也有斯大林風格的「十大建築」、民族飯店代表的新中式建築、還有庫哈斯(Koolhaas)的央視大樓以及新近去世的哈迪德(Hadid)設計的後現代作品,和中央領導以及新貴階級鍾愛的四合院住宅、老城居民的衚衕雜院,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

不過,就像研究極權主義藝術的俄裔英籍作家Igor Golomstock所總結的,極權主義政權所偏愛的,總是先以先鋒派藝術風格取得注意,一旦政權穩固,就退回到「最保守、過時的」的文化傳統上。

曾經風靡一時的先鋒建築大建設,正在慢慢被保守的審美所取代。 圖為建造時爭議不斷的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大褲衩」。攝:ChinaFotoPress/Getty
曾經風靡一時的先鋒建築大建設,正在慢慢被保守的審美所取代。 圖為建造時爭議不斷的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大褲衩」。攝:ChinaFotoPress/Getty

習近平上任以來,就多次表示了對庫哈斯風格的不滿,指示「不要搞奇形怪狀的東西」,文藝界也同樣在向「白毛女」迴歸。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還更多地體現在鼓吹傳統儒家價值上。宣傳部門在內地街頭貼滿了各種宣揚忠孝倫理的海報,並且先行展開了黨員紀律的「八項規定」、針對人民的24字核心價值觀訓導、以及掃黃、整頓交通和行人秩序的新道德運動等等。電動車自然也難以倖免。

從4月11日起,北京以長安街及延長線附近的十條街道也將對電動車採取禁行措施。如此無微不至的景觀微調,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任職大連期間的薄熙來,總是親自過問城市規劃和景觀設計,甚至把廣場音樂和燈光控制枱設在了自己的辦公室。而國務院上週公佈的對東營市總體規劃的批復,則再次例證了自上而下的城市景觀集中化,公民社會參與,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

當然,僅僅這種保守化的美學或價值觀,並不等於極權主義,僅僅基於支持各項治理運動的警察暴力,如意識形態、宣傳部門的互聯網管理的警察化,甚至互聯網公司駐警,警察街頭攔截電動車,掃蕩色情場所等等,都在所謂法治名義下進行,至多只是警察暴力或警察權的濫用,還不足以稱之為極權主義。

這也是一些聲稱極權主義到來論的評論家所不了解的,他們至多只注意到了強制力的密集使用和制度化,難以認識極權主義的現代性質,甚至鬧出把極權主義混同古代專制的笑話,也很自然會得出未來將面臨長期冰河的悲觀主義宿命論。

畢竟,極權主義只是一個理想概念,需要從納粹、斯大林主義等形式中抽象,而其靈魂卻在於極權主義的美學暴力——不需要直接使用暴力,而是通過暴力的審美化,消除暴力使用的道德障礙,然後消解抵抗、逃脱或者面對的可能。城市空間,集中景觀和無暇秩序便是極權主義的暴力美學體現,一种象征性暴力:它不是去除暴力,或者製造恐怖(聰明的極權主義者總是在半夜悄悄抓人而無需驚動鄰居或公眾),而是讓所有人不覺得國家暴力成為一個問題!這才是1937年蘇聯大審判和大清洗試圖達到的效果,也是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的動因,一切都在旁人不以為然的純潔道德的美學化進程中。

新的美學控制不在於製造恐怖,而是讓美學暴力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圖為中國北部河北省,一名男子在「中國夢」的宣傳牌下走過。攝:Greg BAKER / AFP
新的美學控制不在於製造恐怖,而是讓美學暴力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圖為中國北部河北省,一名男子在「中國夢」的宣傳牌下走過。攝:Greg BAKER / AFP

中國過去幾年的電視審判,幾乎達到了同樣的效果,如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一般,隨着公知、NGO人,和人權律師一次次自白,卸掉了民眾心中的道德防禦,然後才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各種城市「淨化」。

電動車,不過是這一純潔美學的一個新犧牲品而已,當深圳近千名快遞員被拘留、更多市民的電動車被沒收,並沒有快遞員罷工或者市民的集體步行聲援。羅莎·帕克斯女士違反公車種族隔離法律後,蒙哥馬利市的黑人居民堅持了381天的步行上班,這類情形在中國並沒有出現。新近和頤酒店的受害者,或者我們所有人,不是正在其中嗎?近來種種事件,正是提醒我們:這不是電動車問題,也不是婦女地位的問題,而是沒有人以為暴力是個問題!

所以,當極權主義美學暴力宰制一切,唯一可能的反抗,便只是象徵性的,美學意義的,或者道德運動的。如1969年1月16日捷克學生楊·帕拉赫(Jan Palach)的自焚,或者米蘭·昆德拉、哈維爾等知識分子們的反抗文學、「77憲章」、甚至搖滾歌曲,或者緬甸軍政府統治下昂山素姬領導的道德運動,成為極權主義時代的唯一抵抗。那是無論極權主義是否徹底鞏固,反抗能夠採取的重要手段。

即使是1960年代,在巴黎郊區按照集中景觀觀念所建造的大型綜合體住宅,也終於因為匯聚了越來越多被隔離的北非裔移民和底層階級,而成為2005年燒車事件的温床。極權主義的城市景觀無時不刻上演着清洗、隔離這些孕育反抗的壓迫性劇目。更何況在此之前,地方性的激進主義美學治理運動,既可能是通向極權主義的漸進之路,也可能在廣泛的社會反抗動員下變成自身碎片化的媒介。温和或激進的各類社會運動因此可能繼續,如同「白毛女」劇場內或者央視春晚的噓聲,終將代替缺乏規訓而喪失反抗能力的電動車主,佔據新的道德高地。深圳的禁電運動,僅僅出台兩週,在新媒體的一片嘩然聲中,也終於悄悄改為限行。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