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Architecture

阮慶岳:明星建築師時代的告別與前瞻

薩哈·哈帝的建築理念及價值,在建築界有着不同的聲音交錯起落;她代表的角色意義與歷史定位,依舊具有爭議及矛盾。


2011年6月9日,蘇格蘭格拉斯哥,設計河濱博物館的建築師薩哈·哈帝在博物館開幕前在大樓外拍照。攝:Jeff J Mitchell/GETTY
2011年6月9日,蘇格蘭格拉斯哥,設計河濱博物館的建築師薩哈·哈帝在博物館開幕前在大樓外拍照。攝:Jeff J Mitchell/GETTY

甫於日前過世的薩哈·哈帝(Zaha Hadid)引發建築界一片驚訝唏噓之聲,名列當代最知名的明星建築師之一,她一生留下許多經典作品,卻也伴隨不少爭議與批評,而這一切,都可從1970年代她初踏入建築界時,那股沉悶保守的氛圍說起。

薩哈·哈帝於1972年赴倫敦攻讀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當時建築界基本上依舊籠罩在以低價與量產解決大批社會住宅需求的思維裏,工業化製造與低廉快速性格瀰漫,建築師的個人思維與風格難以聲張。現代主義在半世紀發展下來的路徑,僅殘餘乏味的國際式樣(International Style),高度依賴功能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價值觀,如「形隨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等,幾乎綑綁了所有建築師的手腳,社會也因此普遍失卻對建築的關注及熱情。

這種現代建築幾乎是陷入困境的時代環境,就是薩哈·哈帝剛要步上建築師之路的背景。當時現代主義雖被歐陸大部分建築師奉為神明,但困局與質疑已然湧現,修正或改變勢不可免。對現代主義的逆襲,首先吹起進攻號角的則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建築理論家范求利(Venturi, R),他在1966年由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出版了《建築的複雜與矛盾》(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一書,強調建築對於歷史與現實連結的必要,重視建築設計對於符號及象徵的運用,更直接以「少即是無聊」(Less is a bore)的挑釁口號,挑戰已然有如圭臬的「少即是多」,直指現代主義本質裏過度理性與反歷史主義的弊病。這股對現代主義啟動批判的風潮,成功帶起以美國為首、爾後逐步影響全球的後現代主義風格。

同樣在思索現代建築去處的薩哈·哈帝等人,在後現代主義的強勢走向下(尤其後現代主義又能成功地與商業建築合流,氣勢更是高張),其實很難有發言空間。薩哈·哈帝與庫哈斯(Rem Koolhaas)等人雖然同對現代主義有質疑,但與後現代主義觀點不同的,是依舊相信這條路線的必然與必要,認為現代主義即使需要修正,也並不至於到要批判落水狗的地步。

1988年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的「解構主義者的建築」展覽是真正的轉捩契機,這個展覽讓包括薩哈·哈帝在內一批以「解構主義」掛名的中年新銳建築師,正式以現代主義的「路線修正者」姿態出現。

這批建築師雖然以「解構主義」立位,爾後發展路途卻也分歧多元。但薩哈·哈帝、庫哈斯、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丹尼爾·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等人大約都承繼了一些共同的價值觀與意義,譬如對於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大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宣稱的:「構成並沒有中心,也不是固定不變,是由一系列的差別所組成。差別必然持恆變化,構成必須跟隨着變化,所以必然會是不穩定和開放的。」這部分的觀點,可以見到「解構主義」建築師們,在哲思與設計上的應合,於是流動、破碎、開放與破解主體的手法,開始在思維上成了新的現代建築走向。

2015年6月11日,阿塞拜疆,圖為薩哈·哈帝設計的阿利耶夫文化中心。攝:Stoyan Nenov/REUTERS
2015年6月11日,阿塞拜疆,圖為薩哈·哈帝設計的阿利耶夫文化中心。攝:Stoyan Nenov/REUTERS

此外,「解構主義」建築師們也能與二十世紀初期美術思潮積極對話,譬如薩哈·哈帝早期以直線與銳角為主、到後期弧線曲面的造型轉變,可見是分別與俄國構成主義及未來主義的致意兼對話;以古根漢美術館成功挽救畢爾包的法蘭克·蓋瑞,則同樣可見到建築作品與立體主義的相互輝映。

但是,真正讓薩哈·哈帝等人得以順利步入坦途的關鍵,其實更可能是自90年代興起的「新城市主義」(反應了超大型城市興起/國家主義相應沒落的現象),以及建築界藉着城市競逐風潮下的全球化資本急速流動,讓明星建築師與地標性建築,開始有了應運而生的新契機。

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狀態下,建築師(尤其是少數具有明星光環能力者)蒙幸得寵地可與權力者同謀共舞,一起建構以城市競逐為目標、以銷售建築師明星品牌為手段的建築新世紀。薩哈·哈帝、庫哈斯與法蘭克·蓋瑞三人,皆可視為被這樣時代浪潮所推湧而起的菁英建築師,真正支撐他們實踐自我建築理想的,除了他們持續發展的建築風格與思想,其實更是政治家與資本家的支持,而所以會相互合作的目的,則是城市競爭與資本獲利。

這自然是一個兩面刃的挑戰,其中當然更暗藏着浮士德般的魔鬼交易陷阱。以這三人的應對模式來講,薩哈·哈帝可能是其中最為無懼撲火的勇敢者,尤其是近年在東亞(與中東)的積極運作,更是顯現她對於全面介入戰線的無懼無悔。相對而言,法蘭克·蓋瑞的步伐相對要緩慢也謹慎些,庫哈斯則在進退應對間,依舊撲朔迷離,展現他向來能移動於思維辯證與實踐介入間的高超能力。

與這兩人相比,薩哈·哈帝對市場有些不顧一切的積極進取,與相對顯得缺乏思辯反省的能力,在應對這樣的政治與資本權力時,反而更要令人擔憂了。

薩哈·哈帝在東亞的作品無數,其中文化性建築與商業建築交織共譜,譬如近年在上海與北京落成的幾個大型商業開發案,以及橫跨東亞幾個主要城市的作品,譬如廣州(廣州大劇院/2010)、漢城(明洞寺/2014)、香港(理工大學創新樓/2014)與仍在設計中的台北淡江大橋,幾乎可說在東亞市場上縱橫無敵。

但薩哈·哈帝的作品,始終伴隨着無視周遭環境、造價昂貴、施工困難等批評,使得薩哈·哈帝的建築理念及價值,在建築界有着不同的聲音交錯起落。她代表的建築角色意義與歷史定位,目前依舊具有爭議及矛盾,尤其從前期似乎對當代建築的銳利批判性格,轉入到後期沾染的商品與明星色彩後,對於在與當代權力(資本家與政治家)做合作/服務時,自身的價值堅持與信仰何在,以及過程中如何回應(非全球化的)既有的地域文化,甚至面對真正需要建築師合作與幫忙的一般大眾(非權力者)時,她的這些建築究竟又是如何作為的呢?

薩哈·哈帝的驟然離世,的確令人感傷與驚詫。但是,也引發我對當代建築角色與意義的深思,或許,透過薩哈·哈帝精采也炫目的生涯,讓我們得以認真檢視這個時代,因此所有哀傷的告別,也可能是歡欣的誕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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