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香港銅鑼灣書商李波「被失蹤」到「被出現」，三個多月來，記者眼見此案在明處的一幕幕變化，更在採訪中感到暗角中難以掌握的真相。調查受阻背後的神秘線索，種種無法展開的疑團，讓全力投入的記者時常感到恍惚：我們能記錄下真相嗎？這裏沒有福爾摩斯，只有卡夫卡式的荒誕。
3月24日晚上7點半，我又一次站在了香港禁書書商李波家的門口。
我猶豫了很久，一直沒按門鈴——來應門的人不太可能是李波本人，但假如是，我該問這個以「自己的方式」失蹤3個多月的人什麼問題？
就在一個小時前，我剛看到警方消息，確認李波當天下午兩點經皇崗口岸「正常通關」，由深圳返回香港。可站在李波家的鐵閘前，我卻感到無可名狀的荒誕。
兩個多月以前，我和同事第一次來到這個家中採訪，當時我們完全沒有想到，在香港消失的書商又會以這樣「光明正大」的方式返回香港。
那是1月2日下午四時左右，家中只有李波太太蔡嘉蘋留守。當時她已經為失蹤的丈夫報警，並三次收到丈夫從深圳打來的「報平安」電話。她跟我說，採訪完她要馬上去找師傅來打開家中一個上了鎖的抽屜——那是李波平日存放回鄉證和護照的地方，但鑰匙遺失了。這位焦慮的妻子急切想知道，丈夫到底有沒有帶着回鄉證在身上。
那天的香港天色昏暗，蔡嘉蘋顧不上開燈，家中瀰漫着焦慮和不安。「他肯定不可能是自願回去的，近年我們都很小心，不敢回內地了。」蔡嘉蘋當時不斷重複，她強調，自2015年11月銅鑼灣書店的四名同事相繼在泰國、深圳等地失蹤，但李波始終認為「只要在香港就不會有事」，儘管對這一點，蔡嘉蘋說自己始終存疑。
離開李波家大約一小時後，我收到了蔡嘉蘋的消息：李波的回鄉證和護照都安安穩穩留在家裏。一個巨大的謎團橫亙在我和同事面前——一個香港人是如何不憑藉回鄉證返回內地的？又是誰強迫他這樣做的？「偷渡」具體又是怎樣完成的？
我們隨即投入調查，三位記者兵分幾路，急切想接近真相的核心：1. 蔡嘉蘋跟我們提及，李波失蹤前一個多月，一名「陳先生」出面接手銅鑼灣書店，他是誰？為何在此時接手這個燙手山芋？2. 李波最後出現的地方是書店倉庫，倉庫大樓和附近區域的人目睹了什麼？3. 此前失蹤的4名同事，他們的家屬透過什麼渠道尋求援助？香港警方正在幫助他們嗎？4. 在整個禁書產業的面向，這是偶然事件，還是當局部署已久？
幾位同事都陷入緊張的亢奮中，每一次突破，無論多微小，都帶來莫大的振奮。對於此案，我們比同行相對早地發出報導：第一篇報導於2015年11月10日刊發，當時仍未失蹤的李波接受採訪，告訴我們書店4位職員連續失蹤的離奇案件，他說考慮到妻子擔憂，報導中他不使用真名，僅使用「李先生」。回憶這次採訪，蔡嘉蘋說，當時丈夫是想「用傳媒力量令大家快點回來」。
「用傳媒力量令大家快點回來。」這也是我和同事們當時的想法。這也是我們所受的新聞教育的初衷：挖掘事實，曝光真相，迫使相關部門承認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為，從而促發改變。
但對於此案，我們必須承認，調查進度緩慢且充滿自相矛盾的迷霧。我們採訪了書店職員胡志偉，調查了倉庫保安和附近人員，廣泛地接觸了禁書行業的其他從業者，上下游的聯絡人，以及我們能接觸到的這五人的所有朋友。但李波失蹤的方式，一直未能還原，而聲稱一直在調查的香港警方，則始終沒有公布任何具體案情。
最大的突破是我們查明了「陳先生」的身分——一名叫陳顯誠的男子，曾混跡江湖，目前運營色情行業，據稱「背後有一名大陸老闆」，但這個老闆又是誰？
1月3日傍晚，在紅磡廣場一家書店門口，我找到了另一位失蹤者——香港人林榮基的兒子。這位20多歲的年輕人告訴我們，他不相信香港警方能為他找回父親，他預計父親會像此前另一位香港書商一樣，失蹤數月後突然在內地開庭受審。他說話時語氣平靜，似乎已經接受了一切。
我還未來得及消化這位年輕人如何自然接受了一切，更多難以理解的事情撲面而來：
繼「報平安」電話之後，星島報業集團獨家報導李波從內地發回來「親筆信」和視頻，蔡嘉蘋收到「親筆信」後去警署銷案，從此全面噤聲，我們再也無法正式採訪到她；此前失蹤的4名書店職員，則先後登上央視畫面，在電視節目中分別承認自己犯下的不同罪名；最後，失蹤61天之後，李波本人更微笑着接受了《星島日報》、鳳凰衛視和澎湃新聞的視頻及文字採訪。
兩個多月裏，荒誕劇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而真相則離我們越來越遠。調查之初，我曾經天真地想像，眾目睽睽之下的事實無法隱瞞，因為無論什麼謊言最後都難以自圓其說：你怎麼能解釋，一個如此害怕回中國內地的香港人莫名其妙「偷渡」回了內地，而且只能透過各種離奇方式向妻子報平安而不能返回香港呢？
但原來真的能「解釋」。在報紙上、電視上，國家媒體一次次未審先判，讓當事人認罪，或者親自推翻以前的敘述，讓失蹤者重回人間，幫加害者圓一個又一個的謊言。
「我從未被綁架或被失蹤過」、「這些說法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我是自願回內地配合調查」...... 有一陣子，看着視頻中頻頻微笑的李波，我有種莫名的憤怒。我甚至想等他返回香港的那一天，真誠地質問他：你說的都是真話嗎？你今天的遭遇，可能是許多香港人明天的遭遇，而你是那一個能夠說出所有真相的人，怎麼能夠抹去事實呢？
但下一秒，我就明白自己愚蠢至極。當大陸的法律難以依靠，當香港政府和警方都缺位無為的時候，我又怎麼能夠要求一個孤獨無援的人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險來說出真相？家人還在香港家中等着他，20多歲的兒子患有自閉症，還需要他的長期照顧。
我也曾經撫心自問，和家人討論這個難題。「如果有一天我失蹤了，你會怎麼做？你又希望我會怎麼做？我是該勇敢發聲？還是妥協求全？如果用家人威脅要我上央視認罪，我敢拒絕嗎？」我和家人思前顧後，始終沒有想到確定的答案。
我曾經以為這個讓人恐懼的難題是和香港絕緣的。但事實告訴我們，李波遭遇的情形或許極端，但同樣的問題，其實早已出現在很多人面前：如果威脅你的利益、生意、安全，而讓你放棄原本不必多想就會做的事，讓你說謊，你是不是妥協？
3月24日的那個晚上，當我真的站在李波家門口，我一直在掙扎。不過，最後按下門鈴時，一切糾結就顯得多餘了。一位我此前從未見過的中年男子開門了，得知我是記者，馬上想關門。我問：「李波在家嗎？」他說：「不在」。我問：「李波返回香港了嗎？」他說：「你去問警察吧！」我還想發問，他已經關門了。
離開李波家的大樓時，手機彈出了一條新聞：李波在皇崗口岸接受了鳳凰衛視採訪，還是那奇特的微笑，他笑着說，希望記者「不要整天追着我了」。第二天早上，他被一輛神秘的中港牌照車輛接走之前，又笑着說：「我現在想忘記過去，展開人生另一頁。」事後媒體同行調查發現，「陪同」李波離開的正是此前接手書店的陳顯誠。
我無法確切想像，在失蹤84天的日子裏，李波經歷了怎樣的掙扎和改變。我只記得第一次去他家訪問時，蔡嘉蘋緩緩說起，她和李波最初如何在三聯書店相識相知，李波如何相信民主和自由。說起為何嫁給李波時，她腼腆地說，因為他勤懇。
不要虧欠家人，大概是眼下李波最急切的選擇。這是人之常情。但對調查事實、等待真相的旁觀者，那被強力抹去的事實真相，就像讓人心悸窒息的真空，教人無法接受。
事實還能被還原嗎？在歷史正在隱隱改變的時刻，我們還能接近真相的核心嗎？退一步說，這一段強力抹去事實的荒誕歷史，又會被後人緊緊記住嗎？
時勢變幻莫測，我不能完全確定，但我堅信，答案在每一個記者，也在每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上——在眼淚和歎息之後，還有記憶不可輕易抹去。個人即政治，而記憶，就是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