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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慕天:在臉書擁抱「地球」的理由

社會學家包曼清楚地意識到了社交媒體中的陷阱:一個人可以「歸屬於」社群,不可能「創造」社群。


邱慕天:我最終還是沒有架設齒輪,只在臉書上擁抱「地球」。端傳媒攝影部/設計圖片

大約九年前,因為外籍及跨文化圈朋友的介紹下註冊了自己的臉書(Facebook)帳號。那時剛到國外,一口氣認識了非常多來自美國及全球各地各方的同學,發現臉書是個絕佳的友誼經營工具,對此感到興奮。否則在派對或破冰聯誼上交談,往往幾天就忘記對方自我介紹和聊天的內容,下次碰面連姓名都叫不出。

這時臉書等社群網站用處,就是個「雲端的通訊錄」、「線上名片檔」,記載着大家的姓名、學籍、出生地、照片、電郵,輔助線下真實交流。這是臉書「友誼管理1.0時代」。

不久,隨着「開心農場」、「開心水族箱」等遊戲爆紅,臉書在台灣年輕人間註冊熱潮風起,一票八百年杳無音訊小學同學、初中同學、高中同學喜孜孜地雲端重逢。這是臉書「友誼管理2.0時代」:臉書一口氣幫你我把不同人生階段的線下好友,全部整合在一個空間。

然而隨着臉書名人紛設粉絲頁、掛藍勾,各種分眾群組及好友分類功能出現,Pinterest、Instagram分走了書籤、貼圖用戶市場,社群網站進入了「友誼管理3.0時代」。這是個「多元交心」的時代。不僅線上多出了億萬個新生的雲端「部落」(即全球化現象的global-tribalization),連你我的臉書都加入了許多至今未曾謀面,只以文字思想或共同愛好相交的「好友」。

發文分享為的是與潛在讀者的共鳴。「1.0時代」好友幾乎都是現實生活同一生活圈(如留學的校園),發文也不出這圈外;「2.0時代」加入了不同時期好友,這時公約數只剩下「自己」,臉書動態改以個人吃喝玩樂、旅遊、戀愛、升遷動態為基調。

「3.0時代」則十分奇妙。雲端上形成了一層又一層平行的「同溫圈」。現在瀏覽一個陌生人的臉書,從公開資歷、幾張入眼照片、幾則最新貼文,很快就可以把人定調,看他是深綠咖、健身咖、學術咖;看是來自重機圈、GAY圈的、網美圈、小模圈、屁孩圈、創業圈,或是社運圈等等。

分眾的誘惑與風險

面對這種同溫層現象,從「1.0時代」走來的我一度感到無力;因為臉友的「語言」習慣就分成不同群了。臉書顯示內容的「演算法」是個問題。住「外地」時,持續地用「英文」談「外地」事物,可以觸及到外地讀者;住「台灣」時,多「中文」談「華語世界」的事物,則觸及到華人讀者。但語言及主題交錯的效果,卻會導致觸及程度很差。

曾有朋友建議,把好友按照意識型態「分類」,例如作為「性保守派」與「性自由派」分開餵養。我想,這就是「友誼管理3.0時代」的一種實踐。她也果然是將臉書好友分成兩個以上意識形態圈子,然後便彷彿大解放似地,在不同的「齒輪」中,說着「尺度內」的語言。

於是我開始觀察,自己能讀到愈來愈多不同友人掛着「小齒輪」發出的動態。有時他們會主動說明這個小齒輪的意義,像是「基督徒弟兄」、「一夫一妻支持者」;但這反而讓我忖問:所以你們對「基督徒姊妹」、「性自由派」,以及各種其他人又是發些什麼?

在1967年的著作《書寫與差異》(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中,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指出,「書寫」相對於「言說」吃虧,在於它讓作者無法為自己辯護。那個流傳着「作者已死」年代的歐陸文學界已經理解到,「書寫」非但不該被當作是「言說」的擬像,更應當化作具有「外部性」的公共財,可以、也必須接受人們從多元脈絡中進行抽讀、創用。

半世紀後,人們透過小齒輪「自訂受眾」實踐網路書寫的傳播,在分眾的同時,也為書寫存在的脈絡投射了作者主觀的剛性標籤;此現象的意涵毋寧可看作是將「書寫」類同於「言說」的古典回歸。

然而如此分眾治理人際關係的前提,是假設整個社會都恪守隱私保護的傳播倫理;但那並不現實。正如學生時代「我只有跟你講」的悄悄話,不用多久就能在隔壁班「出口轉內銷」;人們以為分眾後可在「舒適圈」內暢所欲言,但怎就忘了「截屏工具」的存在和「人心隔肚皮」的硬道理呢?

以意識形態分眾論述的陷阱,在於它倚賴二元邏輯(註一)擘劃的社群認同想像過於扁平,作為發話者與其自定義社群「交心」及獲致「信任」手段,不但未必能討好,對一群網友預載的信任,更可能讓「公開的悄悄話」被兩面三刀的人活剮。一般私人,小則出格言論被「損友」存作把柄背後議論;但公眾人物失言,一支暗箭則可招來輿論攻擊以致萬劫不復。

流動的認同,或是破碎的自我

於精神層面,「全球部落化」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的「重組」與「拆分」,展開的更是「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下的一種「流動認同」。

姑且讓我將「身份認同」對立起來。若「身份」為先天或外力所賦予人者,「認同」是我們後天主動擁抱的,那麼社群網路(尤其匿名社群網路)發展的神學或精神意義,無疑在於這是一次人類將「受餽贈的身份」(the given-ness as gift)視為包袱予以捐棄,且不再以反映「上帝的形象」(Imago Dei)為人生目標,只求自主地喊出「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認同的轉型革命。

在友誼3.0時代,我們享受了充分的人際主導權,任性定義誰是點頭之交、誰當摯友、誰應加入、誰該刪除;甚至以「類別標籤」為他者建檔、玩轉八面玲瓏的分眾言說。 臉書令這個世代寄情於「同一款認同」的弱連結──我們是「好友」,因為我們或政治立場相同,或宗教信仰相同,或愛好的明星相同,或剛好買了同一款車。以片面的自我認同為入場券,將「社群」替換為「俱樂部」。

但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清楚地意識到了社交媒體中的陷阱:一個人可以「歸屬於」社群,不可能「創造」社群。社交俱樂部無法替代真實的團契(κοινωνία)。

看似自主的分眾功能於是彰顯了「罪欲」更大的誘惑:人們傾向輕易將不當言論下架、讓不討喜的言論滅音,甚至在被指出理虧時不願承擔就直接閃人;我們不再與另一個人真心換真心地肉搏、或慢下來處理深層的矛盾,或為了協調「命運共同體」的身份在同一個屋簷下纏鬥。

這個速食多元的世代充斥着任意解消的人際關係;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問責與妥協都是多餘。

何以我擁抱地球

於是我最終還是沒有架設齒輪,只在臉書上擁抱「地球」。作為從「友誼管理1.0時代」走來的雲端老人,我並不是將烏托邦式的「地球一家」寄情於那球型標誌──哪怕臉書已經將原為6度分隔的人際關係縮為3.5度了;到底,除了是那份對「網路隱私性」保護過早且過份的悲觀,更是因為感到必須積極捍衛,近現代人類在全球部落化下正被消滅中的身份,令我堅定了對雲端友誼管理選擇「不作為之作為」。

過去500年來,社會憑藉「專業」定義人的「身份」;個體則以「召命/天職」(vocation,註二)構築對新身份的「認同」。無論丈夫、母親、醫生、工匠、運動員、記者,都在互相砥礪的社群中,發展精益求精的工藝(craftsmanship),彰顯榮神益人的專業倫理。這種現代人「身份」與「認同」的合一性,不但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風風火火的苗頭,更是當代民主人權萌芽的啟蒙種子。

21世紀隨着雲端翩然降臨的,除了美好的「共享經濟」,還有對社群認同的重新定義。然而前者用個人包商(individual contractor)和零工(part-timer)解構了定義現代人身份的「天職」,後者則慫恿咱們利用自定義的「我群」便宜應答「我是誰?」這個既古典又終極的哲學問題。

座落在這個時代中尋道暨傳道,我無法抗拒生活的經濟來源變得破碎、所學的專業逐漸暈開為雜學、社群共同基礎慢慢滑向慾望行銷,坐視內容演算法餵食給人們的一切;但至少在網路「第二人生」裏,角色扮演者還能選擇書寫一份完整身份認同記憶的方式,就是做一個冒險的「地球人」。

我之所以擁抱地球,不單為讓個人領受的「道」向世界敞開,納入與任何個體「為謀」的可能;更是因為我的「身份」,讓我只能如此的公共神學踐行跟隨那「道成肉身」者──那位曾以人類面容生活在人群中的上帝,the foundation of our co-humanity。

(邱慕天,台灣醒報副總編輯、美國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

註一:此時的基本問題是:“is s/he in this or out of this?”

註二: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解釋:「召命是指一種終生的任務,一種確定的工作範圍。」原來在16世紀西方更正教運動以前,無論天主教或古代民族的語言中,世俗的工作/職業並沒有「召命」或「道」的意義;直到改教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聖經》中「信徒皆祭司」的神學概念,解消了「修道院」與「世俗職場」間的圍牆,人的工作才成為一份自我認同追尋的「入世聖召」,開啟了近現代社會將身份的定義由「家世出身」轉向「專業」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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