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要你五十年前的愛情，他們要你的白髮去裝飾他們的恐懼，要你的憤怒去修補那些自大而怯懦的魂靈」，專輯《香村》裏這首名為《忘夢洞》的歌詩話音未落，古洞就有三間民舍因為抗拒強拆，半夜被夷為平地，連先人的神主牌都被碾碎。五十年前的愛情，一張與亡妻僅存的合照，成為一個家唯一的紀念。
這樣的危機四伏於古洞、馬屎埔、坪峯⋯⋯新界東北每一塊被開發商虎視眈眈的土地。作為城市裏的旁觀者，我們已經出離憤怒，我們也被捆綁於地產霸權的流刑機器之上成為待宰羔羊，難道我們的憤怒僅僅能在臉書流傳，真的成為他們魂靈的點綴而已？
自從那些「真.本土派」發明了「左膠」，並在雨傘運動當中大力抨擊「嘉年華式社運」之後，我們似乎畏於「勇武」、艱於歌唱。
經歷過一場場保育運動的失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利東街，甚至最波瀾壯闊的反高鐵，均一敗塗地，當年一萬人包圍立法會，時至今天反高鐵撥款僅餘十二人，我既是唏噓又是慚愧：當年唱過的歌、寫過的詩，是否都是無用的？正如愛爾蘭詩人希尼所說：「詩不能阻擋一部坦克」，歌也當然不能抵擋一架推土機。
「空城計劃」(EmptySCape) 成立於2011，以研究和介入香港的閒置空間為宗旨,，希望透過藝術行動，重新打開這些地方的故事，開拓香港公共領域的論述及實踐，開闊公眾對「被規劃」的現代公共空間以外、其他空間類型的認知和想像，從而探索和重塑這些空間的可能性與關聯脈絡。
然而我們能建立一點什麼呢？就像《香村》這張專輯，由本城一些關注新界東北野蠻「開發」的音樂人，聯結幾條村的居民合力創作，並且回到歌曲的源頭：新界東北的自然環境中進行錄音。這樣誠懇的藝術介入社會運動，這幾年在香港已經久違了──自從那些「真.本土派」發明了「左膠」，並在雨傘運動當中大力抨擊「嘉年華式社運」之後，我們似乎畏於「勇武」、艱於歌唱。
忘記了他們的教主在反高鐵一役之前也寫過《快樂抗爭》一書吧？「真.本土派」的鬥爭哲學是極其功利主義的，講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要立竿見影，不妨政治厚黑，只要成功區隔，不妨移動龍門。他們也能接受戲謔、集體欺凌式的「幽默」──但是認真、明朗的民歌，在他們的歪曲下變成「自我安慰」和「造夢」。
然而民歌之所以認真，是因為歌者真誠體會到抗爭者的「珍惜」之心──守護一地的決心，當然是起源於愛而大於恨。像《香村》裏的《初心》，歌聲響起前，古洞村民如妹一家絮絮說起自己家園，稚拙語氣裏面滿是驕傲；《門前蓮塘》之認真，是村民阿朗的素人說唱，與「專業的」MC 仁恰成鏡像，MC 仁的「地獄門前 從前是蓮塘」乃超現實主義，阿朗的直接控訴乃超級現實主義。說唱回到抗爭的最基本點是最理直氣壯的，正如日本「素人之亂」的松本哉所說：「牆就在那裏，不塗鴉行嗎！街頭就在那裏，不上行嗎！」我們也可以說：「荒誕就在香港，不說唱行嗎？」
「真.本土派」的鬥爭哲學是極其功利主義的，講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要立竿見影，不妨政治厚黑，只要成功區隔，不妨移動龍門。
我正在閱讀的台灣資深詩歌創作人鍾永豐《我等就來唱山歌》裏，他這樣形容他的拍檔、歌者林生祥：「以清晰的農民意識、鮮活的農民語言，點出了農家的被剝削處境，更以當事人的角度寫出現代化進程中，客家農村的耕讀拉扯。音樂上是簡單的搖滾樂，但情緒擺盪在『頻臨憤怒的絕望』與『頻臨絕望的憤怒』之間。在我認為，這是上乘的抗議美學。」
好一個抗議美學，出離憤怒但不屈從絕望，在《香村》裏的作品大多如此，音樂是自由的，像《This Day We Fight》，Hand Pan 韻律的意氣風發讓人想起 Bob Dylan 的 Mr. Tambourine Man；歌詞既有直接的鮮活農民口語，如《豬農阿咕》，也有來源自村民華哥一句話「樹死了可以再種，心死了呢？」而衍生的《忘夢洞》「他們要你倒下的樹去紀念一些死去的心」這種詩化語言。
無論以「特區」還是「城邦」的名義，這時候，我們退回以村為單位的思量方式，以藝術為載體的鬥爭形式，未嘗不可另起爐灶，擺脫他者賦予的「大局觀」。
抗議音樂絕不只是抗議，它嘗試抵擋一些負能量的同時更重要是重建一種「理應如此」的正能量。當荒謬以巨大的暴力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不荒謬、我們原本明朗的日常該如何提醒在場的諸君勿忘初心？當然不是靠同樣的暴力和叫囂。當一切「中環價值」、「香港價值」、「中央價值」都在強調個人的犧牲以成就某種發展，音樂的自由張揚、詩的獨闢蹊徑便是最明瞭的劃清界線。
「香村」雖然是諧音，但潛意識裏讓人想到相對比的「香港」，兩者漸漸成為一種對立關係，香港是眾狼撕分的肥肉，不同的人定義着不同的香港，而香村只對於休養生息於此的人是香的，對於發展觀至上的官商那不過是地皮一塊。政客們都在搶奪對「香港」的話語權，無論以「特區」還是「城邦」的名義，這時候，我們退回以村為單位的思量方式，以藝術為載體的鬥爭形式，未嘗不可另起爐灶，擺脫他者賦予的「大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