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中心證券交易所廣場一角，整棟樓都屬於法國《新觀察家》（L’Obs）雜誌總部。
坐上手動關門的老式電梯上到頂樓，端傳媒記者第一次到達前駐華記者郭玉（又稱高潔，法文名Ursula Gauthier）的辦公室。
此時離郭玉被中國驅逐（2016年1月1日），不過半個月時間。
「最好不要（錄音），就記一些筆記吧，像我在中國工作時一樣。」郭玉拒絕了記者錄音的要求。
話題從她如何與中國結緣展開。那時是1979年，郭玉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並為法國媒體撰稿。最開始的文章主題無非是北京出現的新興事物：崔健的搖滾樂、時裝走秀、畫展中開始出現裸體等等。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郭玉回到法國，成為《新觀察家》雜誌的記者。此後每年，郭玉都會回到中國做報導。2002年，她關於河南艾滋病村的報道，贏得了法國新聞界地位頗高的路易·阿謝特獎（Prix Louis Hachette）。2009年9月，她正式成為《新觀察家》雜誌長期特派駐華記者。
六年後的一篇報導，終結了她長達六年的駐華記者生涯。
憤怒，憤怒，憤怒
提到遭驅逐，郭玉強壓的怒火瞬間爆發。
「是《環球時報》劫持了中國政府！」經歷了一整串風波後，郭玉憤怒地說。
2015年11月20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法國《新觀察家》，請你有點底線》，批評郭玉兩天前發表的《襲擊過後，中國的支持並非沒有背後考量》（下簡稱《背後考量》）一文，「歪曲事實」、「毫無同情」、「以怨報德」。次日，環球網又發表署名為「勞木」的評論《法國《新觀察家》反華言論不值一駁》，進而指控郭玉「為恐怖分子張目」、「分裂中國」。
同一時間，中國外交部外國記者新聞中心約見了郭玉，要求她做出解釋；郭玉则表示《環球時報》曲解了她的文章。幾天後，外國記者新聞中心的一位負責人再次約見郭玉，態度緩和地表示《環球時報》把事情鬧大，並願意和郭玉一起解決問題，幫助她留下來。這讓郭玉感覺外交部也很為難，會面後她把她的報道原文發給外交部，並給環球時報寫了一封信希望表明文章原意。又過了幾天，外交部再次與郭玉接觸，這一次，她被要求公開道歉、公開聲明不支持恐怖主義，並與那些將她的境況作為中國政府「侵犯新聞自由」證據的境外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劃清界限。外交部並沒有向郭玉明確提出至於具體的道歉形式，但要求公開程度要和她的文章影響相匹配。
郭玉推測，如果是書面道歉，則道歉內容至少要在環球時報和《新觀察家》官網上都出現。對她來說，這樣的要求不僅無法接受，而且於事無補。「一旦道歉，環球時報們會接着說，你看，她確實反華了。道歉不能改變任何事情」郭玉說。很快，她接到外交部的電話通知，不再續發她的記者證。
對於雙方的三次接觸，外交部在後來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目前雙方達成的約定是選擇不對外公布。」但郭玉對端傳媒否認了曾和外交部達成此項約定。
12月26日，外交部記者會上宣布了郭玉「已不適合繼續留在中國工作」，痛斥郭玉文章「公然為恐怖主義行徑，為殘忍殺害無辜平民行徑張目」。
2016年1月1日凌晨，郭玉離開了中國。成為三年來第一名被中國政府驅逐的外國記者。
「反華言論」、「分裂中國」、「雙重標準」？
提到《環球時報》和外交部對她的評價，郭玉仍然情緒激動，時而敲擊桌面，時而苦笑。她強調自己在中國結交了許多朋友，報導也並不全是批評，許多是中性的，比如阿里巴巴電商崛起和復興集團收購地中海俱樂部；有些更是正面的，例如對習近平和他反腐運動的評價。
「因為某一篇文章驅逐外國記者，這並不是中國政府慣常做法。」紐約時報記者傑安迪（Andrew Jacobs）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對中國政府最終將郭玉驅逐出境的決定感到震驚。
2012年，中國外交部同樣用拒絕續發記者證的方式驅逐了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記者陳嘉韻(Melissa Chan)，但並沒有公開指責她的某一篇報道,只是說她「沒有遵守政府的報道規則」。此外，中國官方有時會要求外國記者為他們的報道私下寫檢查，一些駐華記者為了留在中國也會配合。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報告裏甚至對此給出了一些寫檢查的建議，比如如何在滿足中國官方要求的同時避免惹上法律麻煩。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認為外交部對郭玉的指責「既不成比例，也不合理」，並在聲明中稱「影射郭玉支持恐怖主義是對其在個人和專業層面的特別嚴重的冒犯。」
郭玉認為，《環球時報》最初的指控和她的原文確有不符之處。
有一些是法語翻譯的錯誤。例如環球時報批評郭玉「對維吾爾地區以「國」相稱」，並以此譴責郭玉意圖分裂中國，但原文中「Pays」一詞的意涵本來就有「國家」和「地區」兩個，而原文中的用法明顯是指「維吾爾地區」。再如批評郭玉寫「新疆的年輕人都消失了」，對應的原文則是「一些年輕人消失了」，主要指她了解到新疆警方抓捕後不及時通知家人的做法。
另一些出入則更為隱晦。環球時報沒有提到，郭玉文中強調與巴黎恐怖襲擊「完全不同」的，是2015年9月發生在新疆拜城煤礦的一起暴力襲擊事件。
9月18日，阿克蘇地區拜城縣鐵熱克鎮一所煤礦宿舍遭遇嚴重暴力襲擊，造成至少50人死亡。五天後，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自由亞洲電台（RFA）率先披露了這一消息，並在此後的一個多月持續跟進事件進展，包括襲擊者攜家屬逃進天山，當地公安發動群眾搜捕等等。
中國官方則直到巴黎恐怖襲擊事發後才發布消息。11月14日上午，公安部的微博賬號「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寫道：「11月13日，黑色星期五，法國巴黎遭遇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數百人死傷。地球另一邊，中國新疆警方，歷經五十六天追擊，對暴恐分子發動總攻，取得重大戰果」，同時配發了十幾張突擊隊在天山山麓露營搜捕的照片。不過很快，這條微博很快被刪除了。一週後，新疆官方媒體天山網發表圖文報道，有限披露了抓捕細節。
「如果在巴黎發生了這樣的襲擊，公眾怎麼可能過兩個月才得到消息？怎麼可能連死者的名字都不知道？」郭玉反問。在她看來，中國政府挑巴黎恐怖襲擊之後的時機披露拜城事件，幾乎同時，外交部長王毅在20國峰會上強調反恐不能搞雙重標準，背後自有考量。
郭玉不否認新疆存在宗教極端勢力，也不否認發生在昆明的是恐怖襲擊，但她認為新疆暴力事件主要是內生的，與國際恐怖勢力並無關聯，是當地政府執行的高壓政策讓情況陷入惡性循環。在《背後考量》一文中，郭玉毫不掩飾這一觀點，並推測拜城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因為受到了虐待、遭遇了不公或財產被侵佔而進行的報復」。
「這大概是報道風格上的不同，我們會注意與這些觀點保持一定距離」。傑安迪告訴端傳媒。在年初發表的《高壓下的新疆：恐懼和憤怒在沸騰》一文中，傑安迪的表述就更中性一些：「不少外國專家認為，新疆很多流血事件的根源在於當地人的不滿，比如針對維吾爾人的就業歧視、地區的貧困狀況，以及人們普遍認為，漢人移民湧向新疆是政府的安排，目的是稀釋維吾爾身份認同。」
可以肯定的是，郭玉的觀點在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中並不罕見。巴黎恐怖襲擊後，《金融時報》對新疆的報道中也引用了人權組織相似觀點，同樣引來了《環球時報》一篇題為《巴黎血未乾，西媒又為新疆暴恐辯護》的批評。
新疆——報道中國最困難的地方
郭玉上一次赴新疆採訪是2014年，目的是核實新疆吐魯番地區鄯善縣魯克沁鎮騷亂的消息。2014年3月發表一篇關於新疆的長篇報道——《生活在貧窮和恐怖中的新疆》。
在新疆行程中，她隻身驅車，沒有請司機、嚮導或翻譯，因為「被僱傭的當地人一旦被發現，後半生可能就要在監獄裏度過。」駐華期間郭玉也沒有請過中國助理，她不希望政府通過威脅助理對她施壓。
在距離魯克沁鎮十幾公里的一個村子裏，郭玉在確保無人跟蹤的情況下，跟着一個當地維吾爾族婦女進了家門。這位婦女不講漢語，郭玉請她打電話叫懂漢語的朋友來幫忙，就這樣請了兩個朋友才勉強完成採訪。
郭玉在新疆採訪時從不亮明記者身份，只通過私密的街邊閒聊和信任的朋友介紹接觸受訪者，力求不留下任何行蹤記錄。
儘量晚訂機票，入住酒店時儘量晚到早退，這些避免驚動當地政府的建議都已被外國駐華記者協會寫進手冊，成了赴新疆採訪外國記者們公開的秘密。傑安迪曾在新疆住酒店時被當地公安局拜訪，對方會態度友好的打個招呼，詢問是否需要幫助，但這樣的「拜訪」之後，他在採訪中就很難聽到批評政府的聲音。他還發現，只有在新疆的茶館、小商店這樣較為封閉的環境裏，才能找到願意暢所欲言的採訪對象，而在採訪維吾爾人時要避免帶漢族助理在身邊，因為維族人不太信任漢人。
「新疆採訪是中國工作中最困難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害怕被告密。即便是通過朋友介紹的採訪對象，許多也會充滿疑慮。」郭玉說。
傑安迪認為，與西藏相比，新疆在海外並沒有足夠強大的流亡社區，很難把最新消息源源不斷地披露出來；同時，國內媒體報道議程太明顯，控制太森嚴，沒有任何可以用來核實的細節。2014年，傑安迪的好友、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因「分裂國家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伊力哈木是唯一一個敢在新疆問題上發出異議的公知。他的名氣保護了他一段時間。」傑安迪說。
在消息來源有限的情況下，受美國國會資助的自由亞洲之聲電台幾乎是外國記者們關於新疆唯一的消息來源。郭玉和傑安迪均表示，他們信任自由亞洲之聲，因為每次披露的暴力襲擊消息最終都會應證。
自由亞洲之聲的維吾爾族記者肖克來提·吾守曾在新疆媒體工作，1994年前往美國。他的三個兄弟仍留在新疆，其中一個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入獄，目前仍在服刑；另外兩個因涉嫌「泄露國家機密」於2014年被捕，2015年底獲釋。
對於外國記者來說，報道新疆似乎也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他們赴新疆採訪、報道也往往是出於主動要求而非編輯部派遣。
郭玉認為法國讀者對新疆並不感興趣，「一方面，由於採訪艱難，大部分媒體報道甚少；另一方面，一個被壓抑的穆斯林群體並不能激起法國人太多關注。」傑安迪的新疆報道則不但會遭到中國讀者的斥責，還會收到不少美國讀者的批評，一些美國反穆斯林人士批評傑安迪在為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傾向找藉口。
「新疆故事很重要，而《新觀察家》這樣的嚴肅媒體，就是要告訴公眾重要的事情。」郭玉說。
永遠會關注中國
會面的尾聲，郭玉用自己的辦公室電腦，在大陸常用搜索引擎百度上輸入自己的名字，並向端傳媒記者展示搜索結果。一篇環球時報的民調顯示，九成以上的人認同驅逐郭玉。
郭玉說，她摸不清楚這些數字背後是否是真實的個體。「真的有這麼一群中國年輕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仍然不能批判地思考政府地論調？這是這件事給我的一個啟示。」
在被問道以後還會不會關注報導中國時，郭玉說，「當然會一直關注和寫下去，這點永遠不會變。」
後記
記者其後曾對郭玉進行二次補訪。在第二次的談話中，郭玉放鬆了很多，並澄清不錄音是她個人的習慣。至於部分關於新疆採訪細節的事情不便透露，是因為她指導過其他記者如何避人耳目，如果向端傳媒透露，會讓報導新疆的記者更難展開工作。
《新觀察家》脱胎於1950年創刊的《政治經濟文學觀察》，創刊人分別來自法新社、二戰期間法國抵抗運動的核心刊物《戰鬥》，並得到哲學家保羅·薩特的支持。長期以來，這本雜誌只有兩位長期駐外記者，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