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嘉林 | 本土研究社成員，關注香港文化、城市空間問題
香港電影如果不可以上天台取景，會不會玩完？很難想象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電影會如此愛上天台， 隨便一數，就有《無間道》的北角政府合署天台、《掃毒》的公屋天台、《狂舞派》的工廈天台和《哪一天我們會飛》的唐樓天台。電影頻密地在天台取景，大概是因為香港狹窄的空間難拍廣闊的景觀，又或是這些電影亦有意呈現香港特有的城市景觀，無論是維多利亞港的現代都市天際線，還是擁擠破爛的舊區唐樓，都明明白白地宣示電影的地域標記。
電影中的香港毫無疑是個天台城市，然而現實中的天台其實與我們甚少交集。我們的生活，與天台漸行漸遠，不似往日的香港，天台是很多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間。
戰後勃興的天空村落
香港戰後的歷史，幾乎離不開天台蓬勃的空間實踐。五十年代難民湧入香港，人口急劇上升，大大改變香港的社會結構與城市地貌。在殖民地「借來的時間」與「借來的空間」中，很多難民成為社會最底下的一群。他們掙扎求存，在擠逼的空間秩序上各施各法，要不在山邊搶建鐵皮屋和木屋，要不在唐樓天台搭棚居住，創造「二重地面」。當時的唐樓天台互相連接，他們把過去的農村生活方式移植到空中，養雞種菜，自成一條條天空村落，營造出特別的社區空間。
「天台武館」開班授徒，延續了民間結社的傳統，讓很多難民得以互相照應，應對民不聊生的殖民社會。
這些南來難民有不少身懷武術絕學，在大陸武術處於停滯和禁錮的階段，反而在香港天台延續武術血脈，後來更透過功夫電影走向世界。當時的拳師在天台開設武館，貪其租金便宜和地方「闊落」。難民社會無依無靠，這些「天台武館」開班授徒，延續了民間結社的傳統，讓很多難民得以互相照應，應對民不聊生的殖民社會。《葉問：終極一戰》中，我們就看到葉問在港九飯店職工總會天台教授詠春，組成一個團結互助的小社區，參與當時「三電一煤」的工運。
舊日的天台亦是基礎教育的重地。在港英慳吝的管治手段下，五六十年代未全面實行普及教育，普通家庭無法負擔學費，唯一選擇就是讓孩子上慈善機構承辦的天台學校。這些天台學校建在以英國監獄為藍本的H型徏置大廈，為清貧兒童提供最基本的識字教育。由於不少天台學校都是教會建立，他們亦建立天台教會，藉此接觸學生和家長，使教會人數大幅增長。有趣的是，當時的外國高官訪港，總會參觀天台學校，不知是把它視為「土著特色」的景觀，還是可以學習的對象？
現代都市裏的「危地」
隨着香港步入全面都市化和現代化，理性官僚的臉孔慢慢抹殺豐富多樣的民間實踐，天台學校逐漸搬回地面，天台武館則慢慢式微，唯獨天台屋仍繼續存在，雖然不時成為市區重建的犧牲品，但仍然彰顯基層市民自主生活空間的權力。
城市的管理者唯恐人們在這個「每天也有人嘗試結束自己生命」的城市一躍而下，沾污城市乾淨整齊的秩序。
今日的天台空間，面貌已經大為不同。資本的力量早已進駐商業鬧市中的天台，改造其格調，「打造」成一間間 sky bar，成為可以吸引消費人流的城市奇觀，滿足顧客居高臨下、俯瞰全城的權力快感。而更多的天台空間，則被視為城市的「危地」和「禁地」。如果你希望像電影人物那般感受天台風光，恐怕會大失所望。一般的商廈天台和公屋天台都重門深鎖，要預先申請才可上去，貿貿然打開大門，會觸響驚魂警鐘。城市的管理者唯恐人們在這個「每天也有人嘗試結束自己生命」的城市一躍而下，沾污城市乾淨整齊的秩序。
未來天台空間的想象
天台作為城市發展的「餘地」（leftover space），在如今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中，仿佛只剩下安放水箱和冷氣裝備的工具價值。我們似乎忘記天台其實是一處很美妙的空間。天台開揚的景觀予人自由的感覺，我們既可以看到城市的煩囂，又可以「離地」地感受當中的寧靜。
天台耕種以外，尚有很多天台空間實踐的可能性，比如天台戲院，天台市集、天台音樂會……
個人及群體其實可以由下而上地帶來更多樣的天台空間運用，天台耕種就是一種。若借用民間文化學者馬國明的說法，天台耕種也許就是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我們跟五十年代的天台屋的住戶相認。現代城市往往都會種植觀賞類的花草樹木，面對食物危機，為什麼我們不在天台做耕種，一方面美化灰白枯燥的水泥地，另一方面又可以吃到新鮮的本地食物，甚至可以跟其他居民建立共同耕種的關係，建立具生活感和帶點小清新的社區關係。
天台耕種以外，尚有很多天台空間實踐的可能性，比如天台戲院，天台市集、天台音樂會……當下的問題也許是如何鬆動天台空間的限制，真正實踐空間自主，重奪天台空間，這樣天台才可以真正成為城市中的美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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