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嘉林 | 本土研究社成员，关注香港文化、城市空间问题
香港电影如果不可以上天台取景，会不会玩完？很难想象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电影会如此爱上天台， 随便一数，就有《无间道》的北角政府合署天台、《扫毒》的公屋天台、《狂舞派》的工厦天台和《哪一天我们会飞》的唐楼天台。电影频密地在天台取景，大概是因为香港狭窄的空间难拍广阔的景观，又或是这些电影亦有意呈现香港特有的城市景观，无论是维多利亚港的现代都市天际线，还是拥挤破烂的旧区唐楼，都明明白白地宣示电影的地域标记。
电影中的香港毫无疑是个天台城市，然而现实中的天台其实与我们甚少交集。我们的生活，与天台渐行渐远，不似往日的香港，天台是很多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间。
战后勃兴的天空村落
香港战后的历史，几乎离不开天台蓬勃的空间实践。五十年代难民涌入香港，人口急剧上升，大大改变香港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地貌。在殖民地“借来的时间”与“借来的空间”中，很多难民成为社会最底下的一群。他们挣扎求存，在挤逼的空间秩序上各施各法，要不在山边抢建铁皮屋和木屋，要不在唐楼天台搭棚居住，创造“二重地面”。当时的唐楼天台互相连接，他们把过去的农村生活方式移植到空中，养鸡种菜，自成一条条天空村落，营造出特别的社区空间。
“天台武馆”开班授徒，延续了民间结社的传统，让很多难民得以互相照应，应对民不聊生的殖民社会。
这些南来难民有不少身怀武术绝学，在大陆武术处于停滞和禁锢的阶段，反而在香港天台延续武术血脉，后来更透过功夫电影走向世界。当时的拳师在天台开设武馆，贪其租金便宜和地方“阔落”。难民社会无依无靠，这些“天台武馆”开班授徒，延续了民间结社的传统，让很多难民得以互相照应，应对民不聊生的殖民社会。《叶问：终极一战》中，我们就看到叶问在港九饭店职工总会天台教授咏春，组成一个团结互助的小社区，参与当时“三电一煤”的工运。
旧日的天台亦是基础教育的重地。在港英悭吝的管治手段下，五六十年代未全面实行普及教育，普通家庭无法负担学费，唯一选择就是让孩子上慈善机构承办的天台学校。这些天台学校建在以英国监狱为蓝本的H型徏置大厦，为清贫儿童提供最基本的识字教育。由于不少天台学校都是教会建立，他们亦建立天台教会，借此接触学生和家长，使教会人数大幅增长。有趣的是，当时的外国高官访港，总会参观天台学校，不知是把它视为“土著特色”的景观，还是可以学习的对象？
现代都市里的“危地”
随着香港步入全面都市化和现代化，理性官僚的脸孔慢慢抹杀丰富多样的民间实践，天台学校逐渐搬回地面，天台武馆则慢慢式微，唯独天台屋仍继续存在，虽然不时成为市区重建的牺牲品，但仍然彰显基层市民自主生活空间的权力。
城市的管理者唯恐人们在这个“每天也有人尝试结束自己生命”的城市一跃而下，沾污城市干净整齐的秩序。
今日的天台空间，面貌已经大为不同。资本的力量早已进驻商业闹市中的天台，改造其格调，“打造”成一间间 sky bar，成为可以吸引消费人流的城市奇观，满足顾客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权力快感。而更多的天台空间，则被视为城市的“危地”和“禁地”。如果你希望像电影人物那般感受天台风光，恐怕会大失所望。一般的商厦天台和公屋天台都重门深锁，要预先申请才可上去，贸贸然打开大门，会触响惊魂警钟。城市的管理者唯恐人们在这个“每天也有人尝试结束自己生命”的城市一跃而下，沾污城市干净整齐的秩序。
未来天台空间的想象
天台作为城市发展的“余地”（leftover space），在如今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中，仿佛只剩下安放水箱和冷气装备的工具价值。我们似乎忘记天台其实是一处很美妙的空间。天台开扬的景观予人自由的感觉，我们既可以看到城市的烦嚣，又可以“离地”地感受当中的宁静。
天台耕种以外，尚有很多天台空间实践的可能性，比如天台戏院，天台市集、天台音乐会……
个人及群体其实可以由下而上地带来更多样的天台空间运用，天台耕种就是一种。若借用民间文化学者马国明的说法，天台耕种也许就是与被压迫的祖先相认：我们跟五十年代的天台屋的住户相认。现代城市往往都会种植观赏类的花草树木，面对食物危机，为什么我们不在天台做耕种，一方面美化灰白枯燥的水泥地，另一方面又可以吃到新鲜的本地食物，甚至可以跟其他居民建立共同耕种的关系，建立具生活感和带点小清新的社区关系。
天台耕种以外，尚有很多天台空间实践的可能性，比如天台戏院，天台市集、天台音乐会……当下的问题也许是如何松动天台空间的限制，真正实践空间自主，重夺天台空间，这样天台才可以真正成为城市中的美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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