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月21日，為期6天的2016台北國際書展剛剛閉幕。端傳媒將推出系列文章，回顧本次書展的精彩講座、主打新書。
2015年，台灣記者胡慕情的《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從灣寶的農民反抗土地徵收寫起，向讀者呈現了台灣百年發展中農村、土地與人的關係流轉。她在採訪、寫作中不斷追問自己，只是記錄抗爭過程就可以嗎？灣寶的抗爭為何值得書寫？怎樣的書寫能讓人有興趣反復閱讀？以小說形式寫作只是為了好讀嗎......？
她意識到，認知脈絡的欠缺，讓輿論熱議的事件在冷卻後迅速被人遺忘。抗爭的激烈程度只能挑動媒體神經，卻不必然對公眾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她決定，不是只要講好一個故事就夠了，而是發掘、面對背後的問題，看見台灣農村發展史，探明人與土地如何互動形成「地方」，人在失去土地時被傷及何處。而這種關係變化，是每一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都有所遭遇的。這本書對她來說不是結束，以發展為名的土地徵收仍在繼續，這是繼續抗爭、探索的一個坐標。
感受脈絡，就是讀書的意義之一。在碎片信息紛繁的今天，只有集中精力，縱深追溯，橫向聯繫，才能更準確把握正在發生的一切。
《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
出版時間：2015年7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胡慕情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可以在書展跟大家見面。今年是第二十四屆的台北國際書展，以前當學生，以及記者前幾年跑教育線時，我是書展的常客。那時候最喜歡的，就是去聽各種講座。
在書展的講座，我認識了很多議題，如跨性別，或新移民。這些講座，拓展了我的視野，也讓我和更多人有了連結。雖然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成為在這個台上對人說話的人，但希望今天的講座，能對各位起到過往我所聆聽的講座一樣的作用。
這個希望，是我寫《黏土》的目的。《黏土》這本書，以苗栗後龍鎮灣寶里這個小村莊為主角，去回頭凝望，為什麼這幾年台灣的土地徵收爭議會這麼多。而整本書的寫作架構跟意念，則隱含我對新聞，以及社會運動這兩件事的反思。
而這個反思，是在決定寫書以後才慢慢確認的。最初，想要孕育這本書的不是我，而是灣寶這個村莊的抗爭者。也是因為如此，這本書出版後，我不簽名，因為故事內容與寫作的初衷，都是從他們身上長出來的，我不能僭越。
他們想要寫書的原因有幾個，一是為過去的奮鬥留下紀錄，二是當時土地徵收條例還沒修法，好多村莊仍遭遇徵收之苦，這些村莊向灣寶人請益，於是他們構想，如果把抗爭方法還有論述集合起來，或許可以幫助到其他的抗爭者。
當時，是書中主角洪江波來跟我聯繫，一開始我先答應，但在和他們討論時產生拒絕的念頭，因為對我來說，如果只是把過去抗爭的論述集結下來，並不需要一位寫作者，而是優秀的編輯。
其次，觀察社會運動以來，我認為沒有一場抗爭可以複製。天時地利人和是很難湊齊的，因此這本書若只是集結論述，我自己覺得效益不大。順著這個邏輯所觸及的，是我作為一個媒體從業者的核心焦慮——這樣的出版，到底有沒有傳播效益跟流通性？
過去，我們不乏跟社會運動有關的出版品。遠一點的，有美濃反水庫後出版的《重返美濃》，近一些，有吳明益老師跟吳晟老師編撰的《溼地．石化．島嶼想像》。
但回頭看這些出版品，不難發現，它們是當下的宣傳工具或宣傳工具的集結。在事件的節點過後，除了參與者與研究者或相關科系的學生，這些書很難再被更廣大的群眾閱讀，而且是反覆閱讀。
以《溼地．石化．島嶼想像》那本為例，我自己的文章和照片都被收在裏面，但到現在都沒去重翻過一次。這個經驗給我的提問是：如果文本不能夠被反覆觸摸、翻閱，出版的意義何在？
網路發達，雲端硬碟永存，資料不死。因此，跟居民討論時我說，如果他們還是決定委由我來寫這本書，我會想要打破過去書寫社會運動事件的方式。這個想法被居民接受。因為他們本來也沒有認為這本書一定要長成什麼樣子。
不過書中另一位主角洪箱，特別跟我強調，雖然抗爭期間，她和張木村比較常在媒體前面曝光，「但整個村莊可以保留下來，靠的是很多無名英雄」，如果可以，希望這些人的付出跟貢獻可以被看見。
真實在個人身上
在確定居民的想法跟底線後，我寫下約五千字左右的稿件。這五千字後來成為《黏土》一書的開頭，也就是張木村接到查估通知，然後七天七夜沒睡覺這段。它不是一個想好架構才開始寫的文字，而是我開始在想，能否用類似小說的筆法寫這件事，讓它成為一個可被重複閱讀的文本。
然而，在寫完這五千字後我就沒有動靜。因為小說的重點是人物，人物需要很多細節，包括內心的揣摩，這件事在我過往累積的報導素材，是做不到的。而當時我在公共電視工作，沒有餘裕去做更多的田野跟採訪。
一直到2013年初，張木村因病過世，我才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張木村過世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答應寫書後他一直問，寫好了沒？寫好了沒？因此他的過世，意味我沒有完成承諾，儘管承諾的締約並不只存在我跟他之間。
但我回想他的急切，回想「書寫」的意義，總有很深的愧疚——在灣寶抗爭成功那天，他們夫妻非常高興，但也沈重。他們說，《土地徵收條例》如果沒有好好修訂，說不定灣寶還會再遭遇一次徵收。而他們希望，不只是灣寶可以安身立命，全台灣其他農村也可以好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過活。
當我回想這些，覺得激動。像他這樣一個小人物，歷經這麼大的，由公領域施加其上的變動，卻可以倖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過往我們的社會與公共書寫，很少著眼於草根庶民。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字，他們的死亡註定被遺忘。除了他們的親人與好友，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生命曾經給出的重量。因為我們現存的社會環境，是一個資訊太快流通，情感太容易被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激起、消耗的時代。
後記裏我說，田野不會等人。這句話扣連的，同樣是我後記裏引述希羅多德所說，真實在個人身上。在這村莊裏，比張木村年邁的長輩還那麼多，我可以等，但他們不能等。
因此，張木村過世後，我跟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的製作人說，做完核電專題，我就必須離職，否則這本書，永遠沒辦法完成。
2011年，到真正開始書寫的2013年，發生了幾個轉折。第一，是2011年底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失敗。所謂失敗，並不是政府沒有修法，而是修了法，卻未能讓浮濫徵收的問題消失。
而也因為修法內容有一條是「市價徵收」，在這條例上路後，中科一期園區擴張，因此就沒有出現徵收爭議。
這讓我驚覺，過往我們在喊的「土地正義」其實沒有達成，農村和農地還是持續消失，糧食或環境的安全並沒有受到重視。換句話說，不是個案獲勝，就叫正義實現。
而對我來說，最大的諷刺，是修法過後，整個社會對於有人重視人地關係這件事，反而產生很多蔑視。如果大家記得，苗栗大埔張森文，他後來會跳水自殺，就是因為，當他說，他只是要留住家，不要錢，卻沒有人相信他，認為他只是要爭取更多補償金。
而這個蔑視，不僅造成張森文一個人死亡，還包括書裏提到的，台北港特定區居民汪菊的母親汪楊惜的死亡，甚至包括現在台南鐵路地下化的居民的逝世。
怎樣書寫社會事件才不是無用的
這接續的發展，讓我回頭去想：如果只是採取小說筆法寫灣寶的抗爭過程，那跟以往的社會議題書寫差異到底在哪？似乎只差別在它比較好讀，然後呢？「然後呢」三個字一直困擾我，因為這麼多年的記者生涯，受訪者的死跟傷痛，總會一再敲打我，或嘲笑我：妳寫的字是無用的。
讀過我新聞的朋友大概會知道，若我至今能夠被認定為一名還可以的記者，必定是因為我採訪的新聞事件，樂生療養院與捷運新莊線爭議。這個爭議，並不是像當初政府說的，樂生不拆，捷運不通。而是政商體制為了土地利益，要儘早剷除樂生療養院。
但這裏的居民奮鬥十年，戳破政府的謊言，並保留了部分院舍。看起來像是成功的吧。但新聞關懷的始終是人。因此我所在意的，是院民至今未能安居。因為目前保留的方案，有地質危機，山隨時在滑動，對我而言，一直是個恐怖威脅。
我經常夢見自己站在捷運迴龍站對面大樓望向樂生，突然間，山崩了，慢動作，樂生青年們正在搶救院民，但來不及，他們正正被活埋。我想去救援，但我不能。
因為好久以前，新北市政府強拆樂生的一晚，聲援者的集結不足，一位參與抗爭的朋友小吹問我，要不要加入抗爭？我說好。小吹愣了一下後說：「開玩笑的，妳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件事就是報導。
所以山崩的時候我不能奔走，我得記錄。我站在那裡用攝影機錄下樂生的死，衝回電視台想處理剛剛拍攝的帶子，過帶時卻發現裏面全是空白。
空白意味兩件事，一個是，我其實永遠無法預測何時山體滑坡，代表我可能根本錄不到，這是對新聞寫作的一種否定；另一件事是，當我錄不到，我就無法公諸於世。他們的死亡就成了荒廢。因此，某程度可以說，是對那片空白的恐懼，讓我重新思考《黏土》整本書的架構。
我回顧自己的採訪生涯，去想人為什麼會遺忘？這些事件，不是曾經捲動輿論嗎？在這麼大的輿論捲動下，制度為什麼還是改變不了？幾經歸納，我認為是社會對事件脈絡的認識欠缺。所以，決定梳理徵收為什麼浮濫的這條路線。
灣寶的團結力量
這個反省，剛好搭上從2009年接觸灣寶社區以來，這個地方為什麼給我驚奇的原因。過去採訪抗爭運動，多半失敗，失敗的原因之一，不在於理性論述不足，而是政治壓力過大與地方不夠團結。但2008年開始到2011年間，灣寶居民至少對外都呈現了相當團結的形象。
這個團結形象一直引起我的質疑與好奇。因為戰後台灣透過施行全面的土地改革，讓整齊劃一的發展策略可以普及。這幾十年來，灣寶居民並非沒有受到影響，甚至，他們所歷經的，其他社區也曾歷經。那麼，為何他們能有別於其他社區，對這塊土地的認同感特別牢固？
我想了很久，沒有答案。沒有答案，就去逛書店。有天下午，我在有河book（編者注：台灣獨立書店）看到一本人文地理學的書《地方》。書裏說，為何規劃者可以無視情感，因為對他們而言，地理紋理是空間。
空間要變成地方，需要人地互動，不同的人地互動會創造不一樣的歸屬感，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了互動，也要有人願意深刻凝視，地方才會變成所在。是這樣的當頭棒喝，使我決定上溯這個村莊的拓荒史，而不僅僅停留在可見的現代。
這兩個書寫重點確立後，主旨核心就變得很清楚，我不再是單純講一個村莊的抗爭歷程，我所想說的是，這村莊裡的平凡個人，如何掙脫齊一的發展想像的過程。那個漫長過程，讓我們得以理解,每次我們可以擺脫現狀的機會在哪裏，而我們如何錯過，並且知道「可能可以」怎麼扭轉。
這本書，花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書寫，在2015年夏天出版，原本希望配合灣寶的西瓜節進行義賣，讓居民有經費可以繼續籌辦西瓜節，因為他們抗爭以後，就再也拿不到經費。
但出版時間後來錯過西瓜節，這件事沒有成。不過，出版社規劃了很多講座，從2015年7月1日出版到年底，一共進行了30場講座。
這麼多講座，幾乎沒有重複的題目，每一場，我都會抽拉出一個跟發展有關的主題，或是配合當地的徵收案件、環境問題，去跟那場講座的讀者辯論或討論。我希望藉由這樣的討論與讀者的閱讀，對剛結束不久的總統大選造成一點影響。
面對土地流失必須做的功課
鄉民常說，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我不喜歡這句話，因為它是全稱，全稱往往會忽略一些事實，其中一個事實是，台灣不會好，是因為國民黨執政這麼久以來所設立的發展框架，以及政經結構。
這些結構，同時含括了在野黨的參與。回顧台灣農村百年發展史，我們會看到的其實是人的鬥爭。為了生活鬥爭的這個意念不可能消失，但我認為社會制度的存在就是要讓野蠻的鬥爭盡可能薄弱，讓人可以共同生活。
可惜的是，這半年多的講座，離我想達到的目標還很遠。因為5月即將正式就任的總統蔡英文，從2014年底的地方選舉，到2016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都避談土地炒作這件事，甚至還拿土地正義當作宣傳廣告。
但這些舉動，卻因為台灣社會太想要看見國民黨的全盤失敗而被忽略。果不其然，在蔡英文當選後，桃園縣立刻宣布，要加快啟動所謂的桃園航空城計劃。
......事實上，根據台灣農村陣線（編者注：台灣非營利組織）2014年統計，目前包括航空城，台灣還有十九個區段徵收案正在進行。這也意味著，我們正比過去更快速地流失我們的土地。
《黏土》這本書，爬梳了灣寶這個地區一百年的發展，而這一百年的發展，同時也應對著台灣農村一百年的崩壞，與台灣社會一百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
裏面探討了土地與經濟政策的變化，不是很好讀，這大概是它賣不好的原因。但從一開始寫，編輯跟我就決定它該是一本不好入口的書，因為社會發展本來就複雜，如果我們總是太過簡單地認知一件事，我們永遠沒辦法改變現況。
這是我對記者這個身份的認知，同時，也是我對公民身份的認知。謝謝大家。
（胡慕情2016台北國際書展講作節選，講者授權刊載。原題目為：被政治背叛的土地：從灣寶、樂生到航空城，大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