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月21日，为期6天的2016台北国际书展刚刚闭幕。端传媒将推出系列文章，回顾本次书展的精彩讲座、主打新书。
2015年，台湾记者胡慕情的《黏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从湾宝的农民反抗土地征收写起，向读者呈现了台湾百年发展中农村、土地与人的关系流转。她在采访、写作中不断追问自己，只是记录抗争过程就可以吗？湾宝的抗争为何值得书写？怎样的书写能让人有兴趣反复阅读？以小说形式写作只是为了好读吗……？
她意识到，认知脉络的欠缺，让舆论热议的事件在冷却后迅速被人遗忘。抗争的激烈程度只能挑动媒体神经，却不必然对公众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她决定，不是只要讲好一个故事就够了，而是发掘、面对背后的问题，看见台湾农村发展史，探明人与土地如何互动形成“地方”，人在失去土地时被伤及何处。而这种关系变化，是每一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都有所遭遇的。这本书对她来说不是结束，以发展为名的土地征收仍在继续，这是继续抗争、探索的一个坐标。
感受脉络，就是读书的意义之一。在碎片信息纷繁的今天，只有集中精力，纵深追溯，横向联系，才能更准确把握正在发生的一切。
《黏土：湾宝，一段人与土地的简史》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出版社：卫城出版
作者：胡慕情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在书展跟大家见面。今年是第二十四届的台北国际书展，以前当学生，以及记者前几年跑教育线时，我是书展的常客。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听各种讲座。
在书展的讲座，我认识了很多议题，如跨性别，或新移民。这些讲座，拓展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和更多人有了连结。虽然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在这个台上对人说话的人，但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对各位起到过往我所聆听的讲座一样的作用。
这个希望，是我写《黏土》的目的。《黏土》这本书，以苗栗后龙镇湾宝里这个小村庄为主角，去回头凝望，为什么这几年台湾的土地征收争议会这么多。而整本书的写作架构跟意念，则隐含我对新闻，以及社会运动这两件事的反思。
而这个反思，是在决定写书以后才慢慢确认的。最初，想要孕育这本书的不是我，而是湾宝这个村庄的抗争者。也是因为如此，这本书出版后，我不签名，因为故事内容与写作的初衷，都是从他们身上长出来的，我不能僭越。
他们想要写书的原因有几个，一是为过去的奋斗留下纪录，二是当时土地征收条例还没修法，好多村庄仍遭遇征收之苦，这些村庄向湾宝人请益，于是他们构想，如果把抗争方法还有论述集合起来，或许可以帮助到其他的抗争者。
当时，是书中主角洪江波来跟我联系，一开始我先答应，但在和他们讨论时产生拒绝的念头，因为对我来说，如果只是把过去抗争的论述集结下来，并不需要一位写作者，而是优秀的编辑。
其次，观察社会运动以来，我认为没有一场抗争可以复制。天时地利人和是很难凑齐的，因此这本书若只是集结论述，我自己觉得效益不大。顺着这个逻辑所触及的，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的核心焦虑——这样的出版，到底有没有传播效益跟流通性？
过去，我们不乏跟社会运动有关的出版品。远一点的，有美浓反水库后出版的《重返美浓》，近一些，有吴明益老师跟吴晟老师编撰的《湿地．石化．岛屿想像》。
但回头看这些出版品，不难发现，它们是当下的宣传工具或宣传工具的集结。在事件的节点过后，除了参与者与研究者或相关科系的学生，这些书很难再被更广大的群众阅读，而且是反覆阅读。
以《湿地．石化．岛屿想像》那本为例，我自己的文章和照片都被收在里面，但到现在都没去重翻过一次。这个经验给我的提问是：如果文本不能够被反覆触摸、翻阅，出版的意义何在？
网路发达，云端硬碟永存，资料不死。因此，跟居民讨论时我说，如果他们还是决定委由我来写这本书，我会想要打破过去书写社会运动事件的方式。这个想法被居民接受。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认为这本书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
不过书中另一位主角洪箱，特别跟我强调，虽然抗争期间，她和张木村比较常在媒体前面曝光，“但整个村庄可以保留下来，靠的是很多无名英雄”，如果可以，希望这些人的付出跟贡献可以被看见。
真实在个人身上
在确定居民的想法跟底线后，我写下约五千字左右的稿件。这五千字后来成为《黏土》一书的开头，也就是张木村接到查估通知，然后七天七夜没睡觉这段。它不是一个想好架构才开始写的文字，而是我开始在想，能否用类似小说的笔法写这件事，让它成为一个可被重复阅读的文本。
然而，在写完这五千字后我就没有动静。因为小说的重点是人物，人物需要很多细节，包括内心的揣摩，这件事在我过往累积的报导素材，是做不到的。而当时我在公共电视工作，没有余裕去做更多的田野跟采访。
一直到2013年初，张木村因病过世，我才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张木村过世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答应写书后他一直问，写好了没？写好了没？因此他的过世，意味我没有完成承诺，尽管承诺的缔约并不只存在我跟他之间。
但我回想他的急切，回想“书写”的意义，总有很深的愧疚——在湾宝抗争成功那天，他们夫妻非常高兴，但也沉重。他们说，《土地征收条例》如果没有好好修订，说不定湾宝还会再遭遇一次征收。而他们希望，不只是湾宝可以安身立命，全台湾其他农村也可以好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过活。
当我回想这些，觉得激动。像他这样一个小人物，历经这么大的，由公领域施加其上的变动，却可以幸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过往我们的社会与公共书写，很少着眼于草根庶民。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字，他们的死亡注定被遗忘。除了他们的亲人与好友，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生命曾经给出的重量。因为我们现存的社会环境，是一个资讯太快流通，情感太容易被社群媒体的同温层激起、消耗的时代。
后记里我说，田野不会等人。这句话扣连的，同样是我后记里引述希罗多德所说，真实在个人身上。在这村庄里，比张木村年迈的长辈还那么多，我可以等，但他们不能等。
因此，张木村过世后，我跟公共电视“我们的岛”的制作人说，做完核电专题，我就必须离职，否则这本书，永远没办法完成。
2011年，到真正开始书写的2013年，发生了几个转折。第一，是2011年底的《土地征收条例》修法失败。所谓失败，并不是政府没有修法，而是修了法，却未能让浮滥征收的问题消失。
而也因为修法内容有一条是“市价征收”，在这条例上路后，中科一期园区扩张，因此就没有出现征收争议。
这让我惊觉，过往我们在喊的“土地正义”其实没有达成，农村和农地还是持续消失，粮食或环境的安全并没有受到重视。换句话说，不是个案获胜，就叫正义实现。
而对我来说，最大的讽刺，是修法过后，整个社会对于有人重视人地关系这件事，反而产生很多蔑视。如果大家记得，苗栗大埔张森文，他后来会跳水自杀，就是因为，当他说，他只是要留住家，不要钱，却没有人相信他，认为他只是要争取更多补偿金。
而这个蔑视，不仅造成张森文一个人死亡，还包括书里提到的，台北港特定区居民汪菊的母亲汪杨惜的死亡，甚至包括现在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居民的逝世。
怎样书写社会事件才不是无用的
这接续的发展，让我回头去想：如果只是采取小说笔法写湾宝的抗争过程，那跟以往的社会议题书写差异到底在哪？似乎只差别在它比较好读，然后呢？“然后呢”三个字一直困扰我，因为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受访者的死跟伤痛，总会一再敲打我，或嘲笑我：妳写的字是无用的。
读过我新闻的朋友大概会知道，若我至今能够被认定为一名还可以的记者，必定是因为我采访的新闻事件，乐生疗养院与捷运新庄线争议。这个争议，并不是像当初政府说的，乐生不拆，捷运不通。而是政商体制为了土地利益，要尽早铲除乐生疗养院。
但这里的居民奋斗十年，戳破政府的谎言，并保留了部分院舍。看起来像是成功的吧。但新闻关怀的始终是人。因此我所在意的，是院民至今未能安居。因为目前保留的方案，有地质危机，山随时在滑动，对我而言，一直是个恐怖威胁。
我经常梦见自己站在捷运回龙站对面大楼望向乐生，突然间，山崩了，慢动作，乐生青年们正在抢救院民，但来不及，他们正正被活埋。我想去救援，但我不能。
因为好久以前，新北市政府强拆乐生的一晚，声援者的集结不足，一位参与抗争的朋友小吹问我，要不要加入抗争？我说好。小吹愣了一下后说：“开玩笑的，妳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件事就是报导。
所以山崩的时候我不能奔走，我得记录。我站在那里用摄影机录下乐生的死，冲回电视台想处理刚刚拍摄的带子，过带时却发现里面全是空白。
空白意味两件事，一个是，我其实永远无法预测何时山体滑坡，代表我可能根本录不到，这是对新闻写作的一种否定；另一件事是，当我录不到，我就无法公诸于世。他们的死亡就成了荒废。因此，某程度可以说，是对那片空白的恐惧，让我重新思考《黏土》整本书的架构。
我回顾自己的采访生涯，去想人为什么会遗忘？这些事件，不是曾经卷动舆论吗？在这么大的舆论卷动下，制度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几经归纳，我认为是社会对事件脉络的认识欠缺。所以，决定梳理征收为什么浮滥的这条路线。
湾宝的团结力量
这个反省，刚好搭上从2009年接触湾宝社区以来，这个地方为什么给我惊奇的原因。过去采访抗争运动，多半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不在于理性论述不足，而是政治压力过大与地方不够团结。但2008年开始到2011年间，湾宝居民至少对外都呈现了相当团结的形象。
这个团结形象一直引起我的质疑与好奇。因为战后台湾透过施行全面的土地改革，让整齐划一的发展策略可以普及。这几十年来，湾宝居民并非没有受到影响，甚至，他们所历经的，其他社区也曾历经。那么，为何他们能有别于其他社区，对这块土地的认同感特别牢固？
我想了很久，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就去逛书店。有天下午，我在有河book（编者注：台湾独立书店）看到一本人文地理学的书《地方》。书里说，为何规划者可以无视情感，因为对他们而言，地理纹理是空间。
空间要变成地方，需要人地互动，不同的人地互动会创造不一样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了互动，也要有人愿意深刻凝视，地方才会变成所在。是这样的当头棒喝，使我决定上溯这个村庄的拓荒史，而不仅仅停留在可见的现代。
这两个书写重点确立后，主旨核心就变得很清楚，我不再是单纯讲一个村庄的抗争历程，我所想说的是，这村庄里的平凡个人，如何挣脱齐一的发展想像的过程。那个漫长过程，让我们得以理解,每次我们可以摆脱现状的机会在哪里，而我们如何错过，并且知道“可能可以”怎么扭转。
这本书，花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书写，在2015年夏天出版，原本希望配合湾宝的西瓜节进行义卖，让居民有经费可以继续筹办西瓜节，因为他们抗争以后，就再也拿不到经费。
但出版时间后来错过西瓜节，这件事没有成。不过，出版社规划了很多讲座，从2015年7月1日出版到年底，一共进行了30场讲座。
这么多讲座，几乎没有重复的题目，每一场，我都会抽拉出一个跟发展有关的主题，或是配合当地的征收案件、环境问题，去跟那场讲座的读者辩论或讨论。我希望借由这样的讨论与读者的阅读，对刚结束不久的总统大选造成一点影响。
面对土地流失必须做的功课
乡民常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我不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是全称，全称往往会忽略一些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台湾不会好，是因为国民党执政这么久以来所设立的发展框架，以及政经结构。
这些结构，同时含括了在野党的参与。回顾台湾农村百年发展史，我们会看到的其实是人的斗争。为了生活斗争的这个意念不可能消失，但我认为社会制度的存在就是要让野蛮的斗争尽可能薄弱，让人可以共同生活。
可惜的是，这半年多的讲座，离我想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因为5月即将正式就任的总统蔡英文，从2014年底的地方选举，到2016年的总统与立委选举，都避谈土地炒作这件事，甚至还拿土地正义当作宣传广告。
但这些举动，却因为台湾社会太想要看见国民党的全盘失败而被忽略。果不其然，在蔡英文当选后，桃园县立刻宣布，要加快启动所谓的桃园航空城计划。
……事实上，根据台湾农村阵线（编者注：台湾非营利组织）2014年统计，目前包括航空城，台湾还有十九个区段征收案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我们正比过去更快速地流失我们的土地。
《黏土》这本书，爬梳了湾宝这个地区一百年的发展，而这一百年的发展，同时也应对着台湾农村一百年的崩坏，与台湾社会一百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里面探讨了土地与经济政策的变化，不是很好读，这大概是它卖不好的原因。但从一开始写，编辑跟我就决定它该是一本不好入口的书，因为社会发展本来就复杂，如果我们总是太过简单地认知一件事，我们永远没办法改变现况。
这是我对记者这个身份的认知，同时，也是我对公民身份的认知。谢谢大家。
（胡慕情2016台北国际书展讲作节选，讲者授权刊载。原题目为：被政治背叛的土地：从湾宝、乐生到航空城，大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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