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西貢
自1957年在西貢唐人街出生起，15歲的Paul從來沒有去過唐人街以外的地方。整個童年都在戰爭中度過，那時戰火未有全面波及西貢，家和學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出外旅遊無異於玩火。
在西貢，年齡超過18歲的少年，成日躲在家裏，逃避兵役。政府和警察熟知這些弱者反抗的招數，頻頻在半夜破屋搜索，或在街上攔截足齡男孩，要求檢查身份。不幸被捉到的人，被送去新兵訓練營，準備奔赴前線；也有家庭賄賂警察，要回自己的孩子。
18歲，是西貢家庭心頭的陰影。除非孩子患有嚴重眼疾，或是能通過菁英等級考試，才能躲過此劫。然而，考試以越南語進行，對Paul這樣的華人子弟來說，難上加難。
「到我15歲，媽媽才意識到我應該學學越南語，但已經太晚了。在唐人街，根本不需要說越南話，我和家人、朋友從來都是講廣東話，那就是個『小中國』。」
另一條路是偷渡。對來自廣東的富裕華人家庭來說，湊齊一筆數目，把孩子託付給信賴的人運去香港，和遠親匯合，遠比困在每況愈下的西貢安全。Paul的舅舅已在香港定居，有正經營生，投奔他沒錯。
母親開始安排偷渡細節，年少的Paul則和朋友過起最後的逍遙日子。越來越多的美國軍人和顧問進駐西貢，還有隨之而來的各種慈善組織，這些白色面孔是Paul記憶中西貢的日常：「我們幾個兄弟每天無所事事，就在陽台上盯著美國大兵；有時候在街上閒逛，不經意也會學到他們怎麼說話。」
他尤其喜歡嬉皮文化，從慈善組織低價買到二手牛仔褲和襯衫，其中有美國原產的李維斯（Levi’s）。「當時我們能買到美國搖滾樂手穿的那種風格，甚至能穿得像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清水合唱樂隊）吉他手一樣。」
他的英文是那時自學的，教材是越南美軍廣播網（AFVN）為美國大兵播放的流行音樂。想要聽電台也需一番折騰，因為調頻收音機對越南人來說是違禁物品。Paul有個朋友搞到一台，小夥伴們成天耗在收音機旁，從海灘男孩（Beach Boys）聽到投機者樂團（The Ventures），邊聽邊查字典，嘗試理解唱得究竟什麼意思。Paul家還有台黑白電視機，每週三、四，他可以收看美軍廣播網電視台播放的《蝙蝠俠》連續劇。
華人重視教育，願意付出略高學費讓孩子進好一點的學校學習英文。有時，美國大兵會來學校教英文。「他們穿著軍裝進教室，就把槍，M16，放在牆角。」在被美國文化符號包圍的生活中，Paul越來越好奇美國人光顧的酒吧是什麼樣子，也想剪個大兵的髮型，最愛和玩搖滾樂的同學一起偷聽黑市上買來的台灣翻版唱片。他從跳蚤市場上買來的美國貨更多，從《花花公子》、《閣樓》到哈雷機車（chopper），五花八門。
西貢，在Paul的記憶裏大半是快樂、新奇和冒險，那是孩子的「小美國」。可童年不得不結束，戰爭逼近，陰影膨脹變大，最後吞噬整個西貢。
1973年，16歲的Paul遵循慣例加入社區民兵組織，分到一挺步槍，這是入伍前的熱身階段。
我當時覺得好玩，記得跟上百個民兵一起學怎麼洗槍，教我們的人只會說越南話，我其實都沒聽懂。——現在想起來只覺得後怕，那時候我根本不懂怎麼用槍
1983年，香港
說到香港最窮的地方，總能看到深水埗的名字。其實在香港開埠早期，這裏因為地處鐵路和渡輪交通的中心，反倒是熙熙攘攘的繁華商業區。由於鄰近新界，歷次逃港浪潮之中，深水埗也是大量吸收內地移民的核心區域。1950到1980年代香港輕工業發展高峰期間，深水埗人口不斷增加，以滿足此處開設的紡織業、五金業工廠的勞力需求。
深水埗中心最熱鬧的鴨寮街一直是跳蚤市場聖地，從雜貨零件到廉價電子產品，幾十塊錢可以滿載而歸。1980年代，鴨寮街上有個人稱「鬍鬚仔」的嬉皮士，風雨無阻販售二手唱片。這位戴巴拿馬草帽，留長髮和鬍鬚的年輕人，和其他小販的區別，大概是他浪漫主義經營策略：以碟養碟，不求盈利。
鬍鬚仔家在攤檔旁唐樓頂層的樓梯間，兩萬港幣買來的一個「單位」：上有屋頂，下可擺床鋪。可他很少回家睡覺，只把生活必需品和換洗衣服存在那裏。白天黑夜都睡在鴨寮街頭，為的是守護幾百張唱片。
起初我只有200張唱片，一邊賣，一邊收，200變成400，變成600，變成800，後來實在太多太重，無法搬上搬下，我索性就睡在街上，這樣幾好，我喜歡嬉皮生活。
鬍鬚仔當然就是越南華人阿Paul，西貢淪陷前幾個月，他的父親花費五塊金條，送他搭上逃去香港的漁船，輾轉流徙，最後成功登陸，進入一個「到處是廣告牌，是彩色電視機，五光十色」的香港。那是越南船民大規模到來之前的香港，管治疏鬆，Paul並不費力找到舅父，又在越南華裔圈中謀得工作。但他自由散漫的性格，做不成朝九晚五的工作，無論是零售店還是參觀。幾年間存下的錢，最後只夠買一個睡覺的地方。身無長物，他就在鴨寮街賣起最後的財產：黑膠唱片。
那時的香港經濟富庶，消費主義盛行，人們不斷買買買的同時，也不斷扔扔扔。路邊常能見到功能完好的家用電器、傢俱、衣物，也有Paul感興趣的唱片和磁帶。「我每每看到品質良好的唱片被當作垃圾亂丟，就會心痛，自然而然就去收，感覺就是被人遺棄的文化，我來保存。」
他沒有電話，也沒有傳呼機，如果有人要買碟，或是要出售存貨，只要來鴨寮街找他就行，24小時都在，他形容自己是牛仔，守護的並非牲畜，而是一堆堆碟片。說起那些年，他蠻自豪，可也耿耿於懷風言風語。因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形象，他被路人罵過神經病，罵過像馬騮（廣東話「猴子」），也有人故意毀壞他的攤檔。這些遭遇讓他對香港始終有負面印象，「香港是保守的，不能接受嬉皮士，不能接受不愛錢的人。」
可他來了就沒有走，在魚龍混雜的深水埗生出根，攤檔一搬再搬，鄰居始終是小販、露天牙醫、低檔上海菜館老闆、賣廢紙的老太太，還有站街女郎。
2005年，波士頓
直到打理行李時，Andrew Guthrie還是沒能完全相信自己要移居香港。他是土生土長的波士頓人，喜歡開一針見血的諷刺笑話。很難定義他是個什麼人，他教過攝影、開過畫展，有段時間專職裱畫，1980年代混跡在紐約的地下藝術圈裏。事實上，他最喜歡開著音樂坐在房中的沙發裏，一個下午什麼也不做。
收拾完衣物，他決定要帶些唱片去香港。他當然有CD播放機，電腦上也有七八個播放器。可黑膠唱片對他來說是記憶載體，可以提醒他他的過去，過去的空間，空間裏的那些人與事。
Andrew和阿Paul是同一代人，家裏也有哥哥弟弟。他的哥哥就是Paul口中的美國大兵，曾經在西貢服役，因為對於政府宣傳和戰地真相出入過大，在回波士頓休假期間向媒體爆料，算是當年市內風雲人物。對於越戰，Andrew和更多美國人一樣，是通過二手信息和媒體再現接觸的。他生性安靜，倒沒有像其他男孩那樣對武器和戰鬥充滿好奇與嚮往，可也不停向哥哥打聽在東南亞雨林中的見聞。
Paul在越南看到的電影，聽到的音樂，的確和Andrew同步，甚至Andrew在麻州也曾因著好奇心去聽越南美軍廣播網的節目。成長的年月正是美國反戰、性解放、搖滾樂等反主流文化高漲的時代。這一生人，每說到要去亞洲，從沒想到目的地是香港。「我想，很多和我同齡的美國人都有越南情結，如果可以，都想去胡志明市看看，到底是什麼樣。」
在香港，他受聘於一所藝術院校，兼職教授攝影。起初他住在港島天后中產社區，覺得始終和香港人隔著一層，平日工作生活，均用英文溝通，講話內容也多和業務有關。這種離地的生活讓人覺得空虛又不實在。於是他開始嘗試其他進入香港的方式。
城市裏有些特定的空間會給陌生來客熟悉的撫慰。視人而定，可以是書店、影院、球場、公園，甚至有時7-11、麥當勞、星巴克類的連鎖店也能讓你在異鄉感覺抓到了什麼穩固的東西，可以依靠。於Andrew，那是唱片店，販賣音樂的地方。
樂迷有自己的信息網，通常是一張唱片串起幾個人，一個人串起幾個地方。Andrew記不清經歷了多少張唱片和多少個人，最終他發現自己站在人來人往的鴨寮街，手中捏著別人寫給他的地址，視線跳過街中央的手機套攤販，尋找對的號碼牌。
那是小唐樓的第五層，一切都舊和擁擠，店門口堆著紙皮箱，敲門半晌才有人應。額上紮著彩色頭巾的小個子華人探出半個腦袋，說：「請等等，過五分鐘開店。」於是他在門外等，隱約聽到門內悉悉索索的聲音。
門打開，他還是吃了一驚，從地到天花板，這哪裏是店，明明是唱片貨倉。五六百呎的小空間，中心是一疊疊唱片，齊膝高，然後向四圍蔓延，越堆越高，牆的臨近是唱片築起的新牆。
中間那片唱片中有個彩色播放器，「只要你想，Paul就會播你喜歡的音樂，不買也行。」沒人點播，Paul就放自己愛聽的。房間後面連著他的小小臥室，他不愛出門，真真正正「活在音樂裏」。2003年，他結束了街頭擺攤的生活，用存到的錢租下這裏，又在屯門租了一個小倉庫，終於有足夠空間存放上萬張唱片。
這是近三十年的收藏結果，當然仍然有唱片被買走，又有新的流進來。說是應有盡有，絕不誇張，最奇妙是，這些寶貝擺在一起，似乎沒有任何聯繫。山口百惠旁邊也許是柬埔寨民樂，馮寶寶後面藏著朋克樂隊。「都在我腦子裏，我不需要目錄，也不需要標籤。」Paul平平淡淡解釋，在他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Andrew初初來總要挑戰這聽上去過於自信的宣傳，但幾次三番之後，不得不信——哪怕他給的線索不是樂手的名字，不是專輯的曲目，而是封面設計的一個細節，或是歌詞提到的某個地方，甚至五六秒的旋律，Paul都點點頭，埋身碟堆，輕快準確，撿出藏在記憶裏多年不見的碟片。
這個「找唱片」的遊戲玩膩了，Andrew開始和Paul搭訕，也和進出的顧客隨便聊聊。「我真得很怕他介意我是美國人，對我們這一代來說，越戰的惡夢實在太深刻。」
可只說了幾句，兩人就發現雖遠隔萬里，他們的童年聽得是同樣的歌，穿著同樣的衣服。慢慢的，這爿店成了Andrew經常出沒的地方，聽音樂，挑唱片，或是什麼也不做，打發時間。
Paul的英文帶香港口音，足夠好，講話每有詩意，可他並不愛說，只喜歡不斷提及對他意義深刻的人生瞬間，比如某日在西貢學校經歷的轟炸，某晚在街上被香港路上侮辱的辛酸。Andrew卻對這個瘦小頑固的嬉皮士生出無數好奇，幾年裏耐心無窮地細細地問，靜靜地聽，想要梳理出大概。
2015年，回到過去
XXX，是香港一家地下俱樂部的正式名字。內裏囂張的俱樂部，外表卻低調到隱形。星期五的晚上，乘坐港鐵到上環，永樂街舊樓地面那層，定神看，五金店舊鐵皮招牌下，小傢俬店旁，小小一扇門，頂上尋常幾何圖案般兩道橫線加「XXX」，那就是當晚活動的所在。
這個地庫單位除洗手間外完全打通，燈光設計花了額外心思，打開來，螢光般射在金屬表面的吧台桌椅，頭頂上是香港特有裸露在外的各種水泥管道，一派後現代風格。XXX常辦live house，大多是電子音和DJ打碟，燈光動起來，和外面完全是兩個世界。
這一晚的XXX，是Andrew近年來策劃的音樂活動「Pitch Your Culture」的舉辦地。這個小小的音樂論壇在香港各個奇怪角落不定期舉行，每次會有五六個人，根據主題，選擇音樂給大家播放，然後解釋為什麼選這首歌。和學術討論以及業界宣傳完全不同，每次的主題都很私人主觀，比如「記憶中的第一支歌」、「你的城市」、「最討厭的歌曲」，講到最後都是人生故事，大到新加坡的少數族裔政治，小到和父母的情感疏離。
這次的主題就是「Paul的唱片店」，講的人有Paul，有Andrew，還有更多在Paul的店裏淘碟的人。那天也是Andrew新書《Paul的唱片店》的另類新書發佈會。號稱足不出戶，討厭社交的Paul，看起來蠻震驚會來那麼多人。他認真打扮，穿著黑色皮夾克靦腆聽著別人口中的自己。
有幾個日本黑膠發燒友搶到話筒問：「你為什麼喜歡黑膠唱片？」
問題不免泛泛，答者卻格外動情：「黑膠是有記憶的，對我來說就是七十年代。你們看，時間不會停流一直在變，在變，可是點開唱片，有音樂，也有後來添上的雜音，對我來說就是七十年代。我的唱片店就是我自己的博物館，裏面有我記憶中所有珍貴的東西。」
我很好奇他對於凝固時光的這種執著，問他來香港之後有沒有回去西貢——現在叫胡志明市了當然，有沒有去過美國，如果有，是否情感曾經有波動。Paul先說美國，他賣碟攢到錢，即刻飛去紐約，然後租車直上胡士托，那是他心裏的聖地。他沒有提起在那裏看到了什麼，卻不停強調，在去的路上車裏沒有音樂可放，「但是沒關係，我在腦裏放，都在腦裏。」
越南他從沒有回去過。他的家人後來移民去了加拿大，胡志明市還有幾個親戚。「我作夢都在西貢的街上，和我的哥哥閒逛，我們唱歌，騎摩托。如果現在回去西貢，我只想去唐人街，找到我家的老房子——如果還在，敲敲門⋯⋯希望打開門的人，是十五歲的我，然後什麼都沒發生，只有音樂，沒有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