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香港有了法例規定，流動小販和攤檔小販要領有許可牌照，否則禁止擺賣之後，「小販」算是香港社會的weakest link了。但，偏偏因為這weakest link，叫香港社會「騷亂」起來。
大家以為可以湊湊熱鬧，沾一點新年氣氛，奈何在最為人熟悉的「桂林夜市」，遇到最多的，不是拉布腸粉丶魚肉翅之類的地道小食，卻是人山人海，如臨大敵的小販管理隊（其實叫「小販懺滅隊」更爲準確）：結果掃蕩行動惹來路人不滿，「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更選擇「公民抗命」，在桂林街替「腸粉大王」開爐叫賣。她旋即被捕，被控無牌擺賣、阻街和因銷售食物用途加熱3項罪名。事件引發近百人到警署聲援。獲釋後，小麗老師一面以「具博士學歷而被捕的小販」來幽政府一默，一面呼籲「一齊到旺角篤魚蛋，一齊捍衛小販」。可是，一切不似預期，撐小販演變成充滿血和火的騷亂。弔詭的是，騷亂中的小販繼續失語，繼續成為weakest link，繼續是一塊乏人問津沉默的大地。
後殖民理論大師Gayatri 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問了個普通，後來成為經典的問題：「底層能夠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ivak反對知識分子為底層代言
經此一問，「底層人民」正式進入知識界的公共空間，發酵成刺激知識分子道德神經的敏感問題，並開啟了底層硏究。Spivak認為，對於一個沒有能力表述自己、更談不上有發言權的群體，去說服他們「是什麼」，或站在他們「立場」說話，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是什麼，從來都是個謎。他們沒有歷史、沒有特點，他們面目也模糊不清。他們的優良品質、他們的革命性，以至他們的偉大，都只是對他們一廂情願的表述。他們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偉大，也是一種扭曲；真正的他們仍然沒有出現。
所以作者提出，現在要做的只是去研究他們「如何被表述」，而各種表述扭曲了什麼，對他們產生了什麼影響，扭曲之後整體社會後果是什麼。只有當底層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底層，一切底層以外和從底層出身但已經擺脫了底層的人，都喪失了表述底層的能力。因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被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用底層來證明不屬於底層的東西，或將底層引入誤區。
這無疑是一段關於底層人民的激進論述。作者否定了20世紀以來，所有有關底層的論述和記錄。在一種義憤的激盪下，作者認為沒有話語權的底層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種表述，都是摻雜着個人私心和偏見的表述。換言之，作者是徹底地反對知識分子為底層代言，底層的主體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突顯，否則底層就根本不存在。
若將底層研究橫向移植到思考當前香港的小販問題，也值得我們駐足思考：
一、撐小販，撐法各異，言人人殊，哪一種撐法是小販最期待丶最需要？
二、撐的地方，除了朗豪坊，屯門和上水的小販也正受食環署和「城管人員」騷擾和凌虐，他們同樣急需支援。
三、撐的原點，是撐小販維生，還是借撐小販來鼓動風潮，兩者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
四、撐小販是一年一度的抗爭活動，還是孳孳不倦的運動？忽略了小販的文化，等於忽略了小販作為人的最根本東西，等於剝奪了小販的主體位置。
小販的沉默性勾起了文化人的「代言衝動」。小販硏究工作者馬國明沒有跟隨Spivak的道德烏托邦，等待小販的自主性話語的來臨。反之，他將對小販的關懷，化成如何將小販文化轉化為知識語言，也就是努力將小販納入知識生產的行列中。可以說，馬國明沒有將小販看成是牆上的一幅畫，而是將他們看成是牆上的一扇窗，從中可以觀察到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甚至藉此足以拉闊民主運動的想像。例如「小販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小販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小販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小販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小販才是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踐行者」……
小販，不是個學術問題，不是個基層市民退無可退的工作選擇，而是個「小販作為方法」的香港出路。
走筆至此，網上傳來上水小販的聲明，不妨視為小販的自我表述：「請不要再拍攝我們擺檔的地點丶攤檔和樣貌，並公開上載。因為此只會成為相關部門利用作打壓小販的工具，日後更易遭針對性拘捕。」
嗯，我聽到了。我知道了。
（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