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賈培德：台灣選舉辯論的制度改革

第十四任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已然落幕，在選舉的最後15天，自去年12月25日至今年1月8日，總共舉辦了一場副總統、兩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以及一場副總統、三場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電視辯論會一場大約兩個半小時，電視政見發表會一場大約一個半小時，也就是說在15天內，選民要消化總共十三個半小時的公共論述內容。辯論會跟政見發表會各自的目的是什麼，他們在制度上有什麼差別？目前候選人辯論會的舉辦，是否達到預期的成效？本文將先釐清辯論在選舉過程中的角色，再指出當前辯論制度的缺陷，並提供改革建議。

什麼是政見發表會？什麼又是辯論會？

讓我們先從事物的基本開始：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5條

從法條內容可以看出來，以國家的角度來說，政見發表會的重要性高於辯論會。政見發表會是法定一定要辦，而且完全公費公辦；但辯論會是由民間舉辦，可辦可不辦，依中選會另行規定，國家僅補助「電視台時段費」。

這是因為「政見發表會」被視為是人民參政基本權利的一部分。國家為了保障每一位人民在行使被選舉權時，都至少能有最基本的空間將參政理念與政見傳播給其他民眾，在民國69年制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初，就將舉辦政見發表會納入成為政府的義務。

但是「電視辯論會」並沒有這樣的地位。電視辯論會第一次出現在我國法律當中，是在民國84年制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時，不但非由官方以公費舉辦，也未強制舉辦，更不見於其他公職人員選舉相關法規中。

而「辯論會」從其活動性質來看，是針對某項議題，在不同持方之間進行辯證，以釐清各方意見與立場優劣為目的。

所以，「電視政見發表會」與「電視辯論會」在定位上的差異很清楚：一是「表達」、一是「比較」，在選舉活動中各自擔負了不同任務。

現實與理想總有落差，我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的運作結果並不理想。我認為這反映了制度設計上的兩個重要問題：

一、應該邀請幾組候選人？

我國的總統辯論是從2004年開始舉辦，至今才第四次，這四次當中最高的候選人組數是三組。在2012年與今年的總統選舉當中，除了國民兩大黨之外，宋楚瑜都參選，但都只是陪榜，自始無望選上。在這兩次總統辯論裏，宋楚瑜都徹底被邊緣化，國民兩黨候選人着眼於攻擊主要競爭對手，僅是禮貌性地提及宋楚瑜而已。

這樣的結果除了浪費時間與資源之外，更嚴重的是減少了主要候選人間交鋒與追問的機會。常常在國民兩黨候選人的發言中間，卡了一段宋的發言，本已聚焦的議題就消失了。

事實上，2000年時的總統選舉，更是有五組候選人同時競選。要是當年就開辦總統辯論的話，問題可能會更明顯。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可能的方向：一是減少參與候選人的數目，將攻防焦點集中。

以美國2012年時舉行的總統辯論為例，當年除了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的候選人之外，還有四組主要的小黨候選人；而兩大黨候選人參加的三場辯論，都未邀請其他四組小黨候選人。另有一場總統辯論，邀請包含兩大黨在內的七組候選人，但兩大黨未參與。剩下的三場總統辯論都僅只邀請小黨候選人參與，其他獨立候選人更是完全未被任何辯論會邀請。

這樣的安排方式可以將實際上的競爭對手分組，競爭才能聚焦，避免將事實上競爭關係不足的候選人全擺上舞台，而使發言零散失焦的問題。

但是，美國與我國政治環境並不完全相同。美國是很明確的兩黨制，即使有這麼多組候選人參選，2012年的總統選舉除了兩大黨之外，沒有任何一組候選人拿到超過1%的選票。加上美國採「勝者全拿」的選舉人團制，沒有機會得到各州相對多數的小黨候選人，與大黨候選人在意義上確實完全不同。

但是我國不但在2000年國民黨分裂時，第三高票的連戰得到了23.1%的選票，今年總統大選中的宋楚瑜也拿下了12.8%的選票，距離國民黨的朱立倫只有18%的差距，影響力與競爭能力與美國的小黨候選人比起來不可同日而語。若要採取美國的作法，恐怕必須衡量該屆選情，以選票明顯僅為兩大黨瓜分時較為適合。

第二種可能方向，是大幅加強主持人的權力，由主持人負責平衡各組發言與集中戰場。

我國目前無論是總統辯論會或是政見發表會的主持人，都僅僅是介紹流程的念稿花瓶而已。在政府公辦，流程與性質較為單純的政見發表會當中，主持人的角色謙抑是應該的；但對於總統辯論會來說，主持人便可能肩負更大的責任。

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是去年四月，由英國獨立電視台ITV舉辦的英國國會大選七黨領導人辯論（The ITV Leaders’ Debate），保守黨、工黨、自民黨、蘇格蘭民族黨、英國獨立黨、威爾士黨和綠黨的領導人全部都在同一個舞台上辯論。流程中針對四大議題，四段各十八分鐘的辯論階段，完全由主持人Julie Etchingham掌控。她必須控制每人發言的時間長度，選擇追問者，決定議題的追問深度，照顧較邊緣化的代表，平衡發言時間，更必須在場上偶爾失序時，強力介入維持秩序。

這是非常困難，需要高度智慧的工作，但可以有效地解決單以制度難以兼顧的效率與公平。各黨領導人快捷的反應也功不可沒，整場辯論進行節奏之明快，恐怕不輸精心製作的美式電視影集。以目前我國政黨領袖的辯論能力，主持人選的素質，以及民眾對這種不靠制度明文達成平等作法的信任程度，實行條件上也還差了一些。

二、交互詰問與現場提問，到底該怎麼問？

「交互詰問（cross-examination）」是來自於法庭辯論中的專有名詞，指的是對立方針對證人的詰問程序，由一方提問，另一方回答，答辯者不得惡意逃避問題，必須針對問題回答。這樣的詰問方式能夠快速聚焦，深入問題核心，有助於排除答辯者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的狀況。「政策性辯論（policy debate）」借用「交互詰問」來幫助辯證複雜的公共政策議題。在台灣，自新制奧瑞岡制辯論制度普及之後，「交互詰問」也成為台灣辯論實務中必要的程序之一（這裏有一個「交互詰問」的範例。）

交互詰問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由質詢者控制時間，並且擁有打斷答辯者並追問的權力。在我國曾經實行過的所有政治辯論中，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交互詰問」。我在觀看電視辯論時一直很疑惑：為什麼我們可以大喇喇地將這四個字打在電視螢幕上？

我國政治辯論歷史裏，勉強可算有少許交互詰問功能的，是「追問」制。「追問」制是指提問者在固定時限內提問，答詢者在固定時限內回答，但提問者可以在答詢後繼續進行追問，由答詢者再回答。在直轄市長候選人辯論（如柯文哲與連勝文），或是單一政策辯論（如雙英ECFA辯論）中都曾出現過，但就是沒有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被採用；即使是只有兩組候選人的狀況下都沒有。

「追問」制下的提問者，雖然無法如「交互詰問」般精準的控制質詢節奏、阻止答詢者離題，但至少可以在追問時指出答詢者回答時所犯的錯誤，或是更進一步提出問題。相較於此，我國總統候選人辯論中一問一答的所謂「交互詰問」，幾乎只能考驗候選人的反應與口才，並沒有太多釐清爭點的效果。

在現場提問方面，在這次總統選舉的辯論中分成兩種：媒體提問與公民提問，無論是哪一種，都有與前述的所謂「交互詰問」一樣的問題。

若參考英美選舉辯論的經驗，這種現場提問，通常只是扮演後續辯論的引子；辯論重點是在提問設定的戰場上後續的大量攻防。例如前述的英國國會大選七黨領導人辯論，有四段現場提問，分別指向財政、健保、移民與青年四大議題。每段現場提問，都有長達十八分鐘的七黨領導人大亂鬥，讓這項議題得以被充分的辯論。或是像美國2012年的第二場總統辯論，在每題現場提問之後，雙方候選人至少都有兩輪發言機會。

反觀我國的總統候選人辯論，無論是媒體提問或公民提問，都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這最多只能說是即席演講。甚至，公民提問還會將題目在前一天晚上預先通知各組候選人，連考驗臨場反應的效果都沒有，遑論辯論原應有的釐清議題功能了。

另外，公民提問在制度設計上，今年是與沃草！（Watchout，台灣一獨立媒體）的「總統，給問嗎？」合作，由民眾在各項政策分類下自由提出問題，若得到一定數量的網友支持，便有機會經抽籤成為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被提出的問題。

而既然是僅由民眾篩選的公民提問，提問品質必然有其限度。有時是對現實認識不清，或是政策可行性過低。例如在第二場總統候選人辯論中，有公民提問要求未來的當選者推廣「免費上網」，但這不僅須耗費鉅資，也阻礙網路資源的有效使用，因此三位候選人不約而同的僅談「寬頻建設」而避談免費上網。

有時是提問技術不佳造成問題無效。像是在第二場總統辯論中關於中央銀行改革的問題，提問本身設定了一個前提，認為央行的決策錯誤是台灣目前結構性經濟困境的主因。這個前提受到三位候選人的齊聲反對，並以此拒絕回答問題。其實，若不設前提，直接提問是否願意進行央行改革與具體作法，候選人就必須正面回答問題。

但是，我們應該理解，公民提問的價值本來就在了解候選人們對「民眾關心的問題」的看法，而不一定要是對「正確或重要的問題」的看法，因為民意即使容易發生錯誤或產生扭曲，那也都是民選總統天經地義必須也應該面對的。

當然，公民提問的篩選機制也還有改良的可能，但我們最終還是必須在民眾意見與專業意見中做出抉擇，魚與熊掌兼得在提問制度的本質上是難以達成的。

我國第一次的候選人辯論始於1993年的縣市長選舉，199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收視率突破45.5%，正式將候選人辯論納入成為台灣政治生活的一部份。現在再回頭看當年趙少康、陳水扁、黃大洲的辯論可以發現，今日候選人在風度、使用的傳播語言與辯論策略上，確實比起當年進步了，也文明了不少，這代表了選民在民主素養上的發展。但可惜的是辯論制度的改良並不足夠，使得台灣的候選人辯論對於選民，以至於對候選人的幫助，都沒有達到它原來應具備的效果。

（賈培德，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畢、配音員、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理事長、劇場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