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贾培德：台湾选举辩论的制度改革

第十四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选举已然落幕，在选举的最后15天，自去年12月25日至今年1月8日，总共举办了一场副总统、两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以及一场副总统、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

电视辩论会一场大约两个半小时，电视政见发表会一场大约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在15天内，选民要消化总共十三个半小时的公共论述内容。辩论会跟政见发表会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在制度上有什么差别？目前候选人辩论会的举办，是否达到预期的成效？本文将先厘清辩论在选举过程中的角色，再指出当前辩论制度的缺陷，并提供改革建议。

什么是政见发表会？什么又是辩论会？

让我们先从事物的基本开始：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45条

从法条内容可以看出来，以国家的角度来说，政见发表会的重要性高于辩论会。政见发表会是法定一定要办，而且完全公费公办；但辩论会是由民间举办，可办可不办，依中选会另行规定，国家仅补助“电视台时段费”。

这是因为“政见发表会”被视为是人民参政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国家为了保障每一位人民在行使被选举权时，都至少能有最基本的空间将参政理念与政见传播给其他民众，在民国69年制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初，就将举办政见发表会纳入成为政府的义务。

但是“电视辩论会”并没有这样的地位。电视辩论会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当中，是在民国84年制定“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时，不但非由官方以公费举办，也未强制举办，更不见于其他公职人员选举相关法规中。

而“辩论会”从其活动性质来看，是针对某项议题，在不同持方之间进行辩证，以厘清各方意见与立场优劣为目的。

所以，“电视政见发表会”与“电视辩论会”在定位上的差异很清楚：一是“表达”、一是“比较”，在选举活动中各自担负了不同任务。

现实与理想总有落差，我国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运作结果并不理想。我认为这反映了制度设计上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应该邀请几组候选人？

我国的总统辩论是从2004年开始举办，至今才第四次，这四次当中最高的候选人组数是三组。在2012年与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除了国民两大党之外，宋楚瑜都参选，但都只是陪榜，自始无望选上。在这两次总统辩论里，宋楚瑜都彻底被边缘化，国民两党候选人着眼于攻击主要竞争对手，仅是礼貌性地提及宋楚瑜而已。

这样的结果除了浪费时间与资源之外，更严重的是减少了主要候选人间交锋与追问的机会。常常在国民两党候选人的发言中间，卡了一段宋的发言，本已聚焦的议题就消失了。

事实上，2000年时的总统选举，更是有五组候选人同时竞选。要是当年就开办总统辩论的话，问题可能会更明显。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向：一是减少参与候选人的数目，将攻防焦点集中。

以美国2012年时举行的总统辩论为例，当年除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党的候选人之外，还有四组主要的小党候选人；而两大党候选人参加的三场辩论，都未邀请其他四组小党候选人。另有一场总统辩论，邀请包含两大党在内的七组候选人，但两大党未参与。剩下的三场总统辩论都仅只邀请小党候选人参与，其他独立候选人更是完全未被任何辩论会邀请。

这样的安排方式可以将实际上的竞争对手分组，竞争才能聚焦，避免将事实上竞争关系不足的候选人全摆上舞台，而使发言零散失焦的问题。

但是，美国与我国政治环境并不完全相同。美国是很明确的两党制，即使有这么多组候选人参选，2012年的总统选举除了两大党之外，没有任何一组候选人拿到超过1%的选票。加上美国采“胜者全拿”的选举人团制，没有机会得到各州相对多数的小党候选人，与大党候选人在意义上确实完全不同。

但是我国不但在2000年国民党分裂时，第三高票的连战得到了23.1%的选票，今年总统大选中的宋楚瑜也拿下了12.8%的选票，距离国民党的朱立伦只有18%的差距，影响力与竞争能力与美国的小党候选人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若要采取美国的作法，恐怕必须衡量该届选情，以选票明显仅为两大党瓜分时较为适合。

第二种可能方向，是大幅加强主持人的权力，由主持人负责平衡各组发言与集中战场。

我国目前无论是总统辩论会或是政见发表会的主持人，都仅仅是介绍流程的念稿花瓶而已。在政府公办，流程与性质较为单纯的政见发表会当中，主持人的角色谦抑是应该的；但对于总统辩论会来说，主持人便可能肩负更大的责任。

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去年四月，由英国独立电视台ITV举办的英国国会大选七党领导人辩论（The ITV Leaders’ Debate），保守党、工党、自民党、苏格兰民族党、英国独立党、威尔士党和绿党的领导人全部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辩论。流程中针对四大议题，四段各十八分钟的辩论阶段，完全由主持人Julie Etchingham掌控。她必须控制每人发言的时间长度，选择追问者，决定议题的追问深度，照顾较边缘化的代表，平衡发言时间，更必须在场上偶尔失序时，强力介入维持秩序。

这是非常困难，需要高度智慧的工作，但可以有效地解决单以制度难以兼顾的效率与公平。各党领导人快捷的反应也功不可没，整场辩论进行节奏之明快，恐怕不输精心制作的美式电视影集。以目前我国政党领袖的辩论能力，主持人选的素质，以及民众对这种不靠制度明文达成平等作法的信任程度，实行条件上也还差了一些。

二、交互诘问与现场提问，到底该怎么问？

“交互诘问（cross-examination）”是来自于法庭辩论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对立方针对证人的诘问程序，由一方提问，另一方回答，答辩者不得恶意逃避问题，必须针对问题回答。这样的诘问方式能够快速聚焦，深入问题核心，有助于排除答辩者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的状况。“政策性辩论（policy debate）”借用“交互诘问”来帮助辩证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在台湾，自新制奥瑞冈制辩论制度普及之后，“交互诘问”也成为台湾辩论实务中必要的程序之一（这里有一个“交互诘问”的范例。）

交互诘问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由质询者控制时间，并且拥有打断答辩者并追问的权力。在我国曾经实行过的所有政治辩论中，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互诘问”。我在观看电视辩论时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可以大喇喇地将这四个字打在电视萤幕上？

我国政治辩论历史里，勉强可算有少许交互诘问功能的，是“追问”制。“追问”制是指提问者在固定时限内提问，答询者在固定时限内回答，但提问者可以在答询后继续进行追问，由答询者再回答。在直辖市长候选人辩论（如柯文哲与连胜文），或是单一政策辩论（如双英ECFA辩论）中都曾出现过，但就是没有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被采用；即使是只有两组候选人的状况下都没有。

“追问”制下的提问者，虽然无法如“交互诘问”般精准的控制质询节奏、阻止答询者离题，但至少可以在追问时指出答询者回答时所犯的错误，或是更进一步提出问题。相较于此，我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一问一答的所谓“交互诘问”，几乎只能考验候选人的反应与口才，并没有太多厘清争点的效果。

在现场提问方面，在这次总统选举的辩论中分成两种：媒体提问与公民提问，无论是哪一种，都有与前述的所谓“交互诘问”一样的问题。

若参考英美选举辩论的经验，这种现场提问，通常只是扮演后续辩论的引子；辩论重点是在提问设定的战场上后续的大量攻防。例如前述的英国国会大选七党领导人辩论，有四段现场提问，分别指向财政、健保、移民与青年四大议题。每段现场提问，都有长达十八分钟的七党领导人大乱斗，让这项议题得以被充分的辩论。或是像美国2012年的第二场总统辩论，在每题现场提问之后，双方候选人至少都有两轮发言机会。

反观我国的总统候选人辩论，无论是媒体提问或公民提问，都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这最多只能说是即席演讲。甚至，公民提问还会将题目在前一天晚上预先通知各组候选人，连考验临场反应的效果都没有，遑论辩论原应有的厘清议题功能了。

另外，公民提问在制度设计上，今年是与沃草！（Watchout，台湾一独立媒体）的“总统，给问吗？”合作，由民众在各项政策分类下自由提出问题，若得到一定数量的网友支持，便有机会经抽签成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中被提出的问题。

而既然是仅由民众筛选的公民提问，提问品质必然有其限度。有时是对现实认识不清，或是政策可行性过低。例如在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有公民提问要求未来的当选者推广“免费上网”，但这不仅须耗费巨资，也阻碍网路资源的有效使用，因此三位候选人不约而同的仅谈“宽频建设”而避谈免费上网。

有时是提问技术不佳造成问题无效。像是在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关于中央银行改革的问题，提问本身设定了一个前提，认为央行的决策错误是台湾目前结构性经济困境的主因。这个前提受到三位候选人的齐声反对，并以此拒绝回答问题。其实，若不设前提，直接提问是否愿意进行央行改革与具体作法，候选人就必须正面回答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公民提问的价值本来就在了解候选人们对“民众关心的问题”的看法，而不一定要是对“正确或重要的问题”的看法，因为民意即使容易发生错误或产生扭曲，那也都是民选总统天经地义必须也应该面对的。

当然，公民提问的筛选机制也还有改良的可能，但我们最终还是必须在民众意见与专业意见中做出抉择，鱼与熊掌兼得在提问制度的本质上是难以达成的。

我国第一次的候选人辩论始于1993年的县市长选举，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辩论收视率突破45.5%，正式将候选人辩论纳入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一部份。现在再回头看当年赵少康、陈水扁、黄大洲的辩论可以发现，今日候选人在风度、使用的传播语言与辩论策略上，确实比起当年进步了，也文明了不少，这代表了选民在民主素养上的发展。但可惜的是辩论制度的改良并不足够，使得台湾的候选人辩论对于选民，以至于对候选人的帮助，都没有达到它原来应具备的效果。

（贾培德，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毕、配音员、中华辩论推广协进会理事长、剧场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