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來回回，困擾全世界的似乎都是這些類似的事。 2015 年 KINO 德國電影節呈現了新一代德國青年導演的影響追求與擔憂，《我們年輕，所以勇武》是今年 KINO 展映的十六部影片之一，經由香港歌德學院挑選，在香港放映兩場。這部電影記錄了很多人或許已經遺忘的羅斯托克騷亂。
羅斯托克騷亂已經過去二十三年。事發時，導演布漢昆班尼年紀還小。 羅斯托克是德國北部的港口城市，人口約二十萬。 1992 年夏天，東區爆發了反移民暴動。大量市民參與到這次暴動之中，整個暴動持續了四天。最後一晚，三千名參與者聚集起來，在一棟居民樓防火。這座大樓當時有 150 名尚未疏散的越南難民。
布漢昆班尼回憶自己看到的報導，直呼不可思議。「其中很多人看上去就像我的鄰居一樣，很多人看上去像我父母的朋友，很多人看上去像我的朋友，他們在攻擊看上去像我那樣的人。」昆班尼的父母從阿富汗逃難到德國，並在德國生下了他。在 1992 年，他只有幾歲。當時他極為震懾，只是年紀小得來無法形容那種心情到底為何。這只是種子，一路走到 2010 年，他突然反應過來，一種恐懼與憤怒找上門來。「我開始回想，到底發生了什麼。」
「德國的歷史很沉重，我們記得二戰，卻把近來的事件忘記了」
他發現這次事件並沒引起什麼回響，這麼多年以來，舉辦了一次座談，拍過一部紀錄片，僅此而已。布漢昆班尼擔心這件事之後就會淡化，會消逝，在歷史中最後無其蹤跡。他跑去跟監製講，讓我們拍一部電影吧，這是德國歷史上醜陋卻又重要的一環。他認為劇情片有別於紀錄片，應該把這件事付諸影像，讓人可以察覺，可以感應。
他有別樣的心情：「不僅關注受害者，更想關注施暴的那些人，我想要了解他們，當我還小的時候，我懼怕這種人，我想要了解這種人，我要終止這種恐懼。」那是柏林牆倒下之後的迷茫年代，時局緊張。左翼，右翼，外來人士，同性戀群體，不同的群體之間紛爭不斷。布漢昆班尼粗略看了下統計，衝突事件多達 10000 到 15000 起。
「他們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
動手寫劇本之前，昆班尼花了一年時間做資料搜集。訪問了警察，施暴者，越南難民，大樓之中的居民。當年的人如今還記得嗎？有一部分人那時是帶着政見去的，在那樣迷茫的氣氛下，認定這次暴動是新時代的開端，認為接下來會有全國範圍內的革命。新納粹將其視之為戰場。「在柏林牆倒下之前，羅斯托克的失業率官方數字是 0 ，但到 1992 年，失業率上升到了 30% ，無業人士當中有許多是 18-25 歲的年輕人，年輕一代沒有希望，看不到未來。」
另一部分人並沒有什麼主觀偏向，大多是普通市民，他們純粹像被一個磁場吸引，茫茫然走向了暴力場所。其中有一個主婦，她並不是納粹，完全去看熱鬧。當人群騷動，警察開始驅趕棒打集會民眾，她突然間變得很激動，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扔過去。第二天早上醒來，她回憶起昨晚的所作所為，也吃驚地無法相信。
在電影裏，觀眾見不到血淋淋的暴力。昆班尼用冷靜克制的鏡頭，加上黑白畫面製造出緊張的氛圍，觀眾不由得時時為劇中的主角擔憂。他的鏡頭往往點到即止，在最緊要的關頭，往往輕輕一帶就避過了。這種隱而不發的處理，讓壓迫感和張力如影隨形。「因為事件中沒有人死亡。即便如此，這也是相當殘忍的事件，我覺得這種心理上的暴力描寫也很殘忍，才會讓人更關心這些人的命運。」
「我小時候所處環境並不友善，現在好多了」
「在我讀書時，我是高中全校唯一的移民學生。如今我們有 20% 的學生有移民背景。我們的社群變得更多元化了。」當新一波難民潮來臨的時候，德國似乎已經有所預備。不見得人人的立場都如此，但中產階層在努力施放歡迎的氣息。「我們在很主動地去面對，而不是消極地等待政策，法令。」難民組織和有關部門也在主動想辦法，給難民德國簽證，如果等待政治手段去解決，一切就太慢了。昆班尼並不覺得一切都完美了，但情形比 1992 年實在好太多。
拍攝這部影片，也讓他更深切認可自己的身份。他如今認為自己是德國人嗎？「比從前更加認同自己是個德國人。」他翻開史書，查閱資料，當看到德國歷史上的污點，即便是那些與他的年代毫無關聯的事件，他依然會有羞恥感湧上心底。「我一直覺得德國是我的家，只是以前常常懷疑在家裏我真的受歡迎嗎？你知道，有沒有家和在家裏受不受歡迎完全是兩件事。」
當他帶着這部電影走遍世界，看到不同觀眾的反應，心裏會止不住感慨。他的前兩部電影都關於少數族群或者社會的邊緣人，這樣的現象或許在很多國家及地區都會出現。當觀眾在戲院花兩個小時看完電影，能夠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或事，他就有一種特別的滿足感。「你是記者，你記錄事實。而我是讓這些事實在情感上更靠近觀眾。你的工作是報導，我的工作是觸動。」
（嗚謝香港歌德學院提供訪問及拍攝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