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德國，是為了柏林的一座舊機場。
它叫滕普爾霍夫（Tempelhof Airport），是柏林最古老的機場，現在已經廢棄了。從地圖上看，它誇張地佔據着柏林市中心的東南側，是一片巨大的綠色。
從我當時的寓所走到滕普爾霍夫，大約需要15分鐘。途中我會經過兩個公車站，一個熱鬧的室內集市，一片安靜的居民區，一家有機蔬果店，一座乾涸的噴水池，一個鋪着碎砂的公園，然後便可以看到舊機場外圍的柵欄，柵欄上圍着各種德文標語，標語上覆蓋着塗鴉。
最初對滕普爾霍夫發生興趣是在2013年夏天。那是我第一次來柏林，住在阿德龍酒店，裝模作樣地在早餐時間讀Financial Times,白天待在房間裏寫一些生活方式報導。透過窗子，望着熙熙攘攘的勃蘭登堡門，我曾以為柏林就那麼一點兒大。有一天，同行的朋友從外面玩耍回來，對我說發現了一座只有風箏在飛的機場，她說那兒很酷，她在那曬了一整天，顴骨紅彤彤的，幾乎發亮了。
通過搜索，我知道了那個機場的由來。設計北京T3航站樓的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把它形容為「所有現代機場的母親」，目前保存的弧形航站樓有1.2公里長；它在1923年被投入使用，在2008年被關閉；它緊挨着柏林的城市南北軸線，曾是「日耳曼尼亞世界之都」規劃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躲過了柏林轟炸，在二戰之後，它那裏上演了分裂歷史中的無數悲歡離合；後來它退出歷史了，變成供柏林人民遊玩休憩的大公園。
柏林人喜歡在那放風箏和野餐，因此當政府提出要重新規劃機場舊址，甚至搞了個全民公投時，柏林人本能地投了反對票。有一度，滕普爾霍夫成為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2014年夏天，剛好在全民公投剛剛結束時，我在北京見到了時任柏林市長克勞斯·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你應該好好問問市長先生有關機場的事」，一位柏林記者朋友對我說，「因為這不僅是反對機場舊址改造的投票，更像是反對市長先生的投票。」
市長先生友好而婉轉地回答了我的提問，他覺得柏林是一個發展適度、而非無限向外擴張的城市，因此需要「仔細地規劃和使用這座城市的土地」，柏林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轉型，製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就業崗位」，在哀傷的歷史色調漸漸褪去之後，「柏林需要向它的居民承諾，帶給他們進步的機會」。
2014年10月，我第二次來到柏林，並且專程為滕普爾霍夫機場而來。那時沃維萊特先生已經提前從市長的職位卸任了。他在柏林出生、長大、完成學業，並且連續兩次當選柏林市長，風光一時。是他喊出了「我們很窮，但是很性感」的口號，將柏林打造成藝術家、寫作者、設計師、潮流青年嚮往的地方。可如今，被公眾指責「作秀」而「無能」，他實在無法繼續擔任這座城市的「代言人」了。
我在晚秋的柏林景象中走向讓沃維萊特先生飽受折磨的滕普爾霍夫機場。那個地方大得出奇，甚至讓我誤以為已經到了市郊。航站樓的外牆是由貝殼灰岩搭建的，這是納粹德國最偏愛的一種材料。一位名叫蔡為的柏林建築師曾經在文章裏這麼描述：「建築的中部是一百米長的候機廳，側翼是檢修廠房，面向停機坪的一側懸掛着巨大的戶型鋼製屋頂，這個頂側挑大概有40米，不僅能夠承受自重，上面蓋個幾米的雪也不是問題。」後來我結識了蔡為，我跟她說，我眼前的景象和她寫下的一模一樣。
更不可思議的是跑道與停機坪。漫長的跑道一直向遠方延伸，騎車、輪滑、放風箏的人們，像渺小的螞蟻移動在孤獨的星球上一樣。在風化嚴重的泊油路面和混凝土邊界，植物恣意而無序地生長，天空是開放的，城市的邊際非常模糊。
幾天後的一個清晨，我獲准進入已被改造為辦公區域的航站樓裏面採訪。接待我的是邁克爾·科雷布斯（Michael Krebs）博士，他是這兒的管理者（Park Manager）。他供職的綠色柏林公司（Grün Berlin）是一家國有的公園管理公司。我們面對面坐着，他身後就是面向停機坪的大窗戶。這扇窗戶像是一個取景器，在他不停地向外蹦出帶有濃重德國口音的英文單詞時，我開了小差，目光偷偷穿過他的辦公桌和淺褐色的西服，幻想是自己每天坐在這裏，看着日出日落，打量着機場上每一個鮮活的生命。
「大多數市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公園是被人管理的，」他將滕普爾霍夫定義為一個公園，「這讓我或多或少有些驕傲。因為在人們的印象中，這塊地方是沒人管的，其實不是。」科雷布斯博士對我介紹，這裏有保安，有工人定期對植物進行修剪，有人工規劃的寵物區域，還有確保雲雀生活繁殖的草叢格局。滕普爾霍夫的訪客穩定在一周3萬人到5萬人之間，管理者「對公園使用者的大部分活動都非常寬容，不過，」科雷布斯博士笑了一下，「我敢肯定地和你說，沒有人敢在這種植大麻」。
後來我知道，在這片面積909公頃的舊機場上，生長着白楊、橡樹、野櫻桃、垂柳、槭樹等高大的樹木；低矮的草坪多是羊茅草、蓍草這類植被，供狐狸、野兔和田鼠休憩，還隱藏着一個廢棄的雷達站；開着小黃花的植物叫做窄葉黃菀，依靠風力傳播，從遙遠的南非來到歐洲大陸，從德國西部的魯爾山谷穿越到達柏林，與那些高矮不一的豬殃殃、野生艾菊、拂子茅、銀背委陵菜組成了奇妙的組合。
蔡為在柏林生活了很多年，她還記得在唸書的時候，「坐着環線輕軌去打工，總要路過機場巨大的停機坪」，遠遠望着那一片空曠無盡的土地，會產生「一種在柏林才感受到的神清氣爽」。只要住在柏林市中心，就可以背着包走路到機場去搭飛機，「那是很多柏林人共有的美好回憶，畢竟，有幾個大都市的機場是在市中心呢？」
在冷戰時期，位於柏林牆西側的滕普爾霍夫扮演過溫暖的角色。1948年西德開始發行貨幣德國馬克之後，斯大林下令封鎖了西柏林所有的通道，200多萬西柏林居民只能通過空運獲得物資供應。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平均每分鐘都有一架飛機在這降落，那些飛機被親暱地喚作「葡萄乾炸彈」（Rosinenbomber），因為飛行員落地之後，常常會擺動機翼，用手帕做的降落傘空投葡萄乾和巧克力棒，附近的孩子們歡呼雀躍。在那段時間，由滕普爾霍夫機場抵達孤島西柏林的物資總量有230萬噸。
2008年機場關閉之後，機庫被改用作體育中心、迪斯科的士高舞廳和錄音棚，空曠的候機大廳用來舉辦一些大型活動，柏林著名的麵包黃油時裝展（Bread & Butter）就在這裏舉行。薇薇安·韋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在柏林高等藝術大學(UdK Berlin)當教授的時候，她班上的畢業生就在候機大廳裏面走秀，一時名流雲集，甚至本校學生也要交20塊錢門票才能入場。那天晚上，蔡為記得「成排的石頭大方柱輝煌棋牌，跟『西太后』凜冽的氣質相得益彰。」
但是在市政和開發商的眼光中，滕普爾霍夫稱得上是城市中心「巨大的浪費」。作為德國的首都，柏林一直都沒有停止過修修建建。外來人口年年增加，從2011年開始，每年大約有4.3萬新移民遷入柏林，房價上漲，柏林的住宅面積逐漸飽和。於是，柏林政府打算在滕普爾霍夫興建公寓、住宅和商業寫字樓，以及公共圖書館、運動場和人工湖。
在寫給市民的公開信中，機場被冠以「滕普爾霍夫自由公園」這個新名字，柏林建設局不僅陳述了開發需求，還向市民承諾保留滕普爾霍夫的停機坪，「永遠讓市民們自由自在地放風箏」，並保證「所有新的規劃都在且只在機場周邊的空地上」，其目的是在帶動區域發展的同時，界定出「滕普爾霍夫自由公園」的邊界空間。
在柏林登記在冊的350萬市民之中，蔡為作為被隨機選中的市民之一，參加了在2013年11月舉行的滕普爾霍夫機場規劃徵詢意見會議。她記得，其他幾十位被選中的普通市民，都「嚴肅認真地」閱讀了市政郵寄給他們的所有材料，包括各種艱深難懂的圖紙，卻都「一致性地怒氣沖沖」，沒有人喜歡這個新規劃，「而看上去，我這個中國人投了唯一的贊成票，」蔡為對我說。半年之後，在在2014年5月開始的全民公投中，64%的柏林市民投了反對票，希望滕普爾霍夫保持原貌。
2014年11月，居住在柏林的媒體人覃里雯邀請蔡為參加在當地十分紅火的「串兒」（Chuanr）主題派對，並且擔任演講嘉賓。面對幾乎同等數量的中國和德國觀眾，蔡為解釋了為什麼她出於一個普通市民和一位專業建築師的角度，對這個機場的改建項目投了贊成票。「城市公園需要一個邊界，就像紐約的中央公園一樣，」蔡為說，機場周邊的輕軌和環城高速「像兩道屏障，降低了滕普爾霍夫機場的可到達性，架空的軌道和繁忙的道路也不能起到界定空間的作用，這裏總顯得空曠而荒涼」。
她說的沒錯。有一天，我去柏林著名的Union-Film影棚參加中國畫家曾梵志的一場展覽，影棚就在緊挨着滕普爾霍夫的南側街道上。「哦，那你要走很久的路了，」一位本地朋友對我說，「因為那邊的公交車四十分鐘才有一輛，也沒有出租車會經過那。」在黑夜裏，我靠手機導航穿過了四五個黑黢黢的街區和廠房，才在一座立交橋下面發現了展覽的入口，唯一的標誌就是門口停着許多昂貴的轎車。
而柏林政府新規劃的區域，將分別從西、南、東三面環繞滕普爾霍夫的停機坪，界定出一個橢圓形的城市公共空間：西面的建築功能為居住和辦公，還將有柏林市立圖書館；南面靠近輕軌一帶為商業建築；東面作為新科隆區(Neukölln)的延展，主要是住宅建築項目。北面沒有做建築規劃，為的是保留與機場北部一街之隔的兔子草公園（Volkspark Hasenheide）的空間聯繫。「作為一個投身天朝建築洪流中的人，」蔡為在柏林創立的建築事務所主要服務中國客戶，「我覺得這個規劃已經非常合理，我已經非常感動了。」
聽着蔡為的演講，我用手機在谷歌地圖上端詳柏林的樣子，89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大小小地散落着各種各樣的公共空間，花園、綠地、河流、甚至墓地，一團一團的綠色裝點着這個城市。無論何時在柏林行走，我都會感覺到非常的空曠和舒適。「既然你們已經擁有了這麼多的公共空間，甚至在滕普爾霍夫對面，就有一個面積很大的兔子草公園了，你們怎麼還要反對機場的改建呢？」我指着地圖問身邊的一個德國人。「這是你們中國人的思維，呵呵， 呵呵。」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場派對在一間叫做“Not Only Riesling”的小酒吧裏舉行，距離滕普爾霍夫只有幾個街區的距離，供應品質極佳卻價格適中的葡萄酒，舉着高腳杯的人群中不乏衣冠楚楚、談吐優雅的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伊娃·施泰恩菲特（Eva Sternfeld）教授在柏林自由大學任教，她用洪亮的嗓門、簡單的英文對我解釋她為什麼投了反對票，「我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她頓了頓，「柏林人也不喜歡改變。」
「他們幾乎是從原則上反對一切可以反對的事物，」蔡為覺得這幾乎是柏林人的本性了。她也承認，在客觀原因上，市政確實沒有在宣傳新計劃上下太多功夫，「大多數人只知道機場附近要蓋房子了，要有商業行為，招致了市民的反感，」「但是，」她繼續說，「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如此偏執地、感性地反對，其實是有很有趣的。」
派對結束之後，我聯繫到了柏林設計師本傑明·福斯特-巴登尼斯（Benjamin Foerster-Baldenius）。他在一個名叫Raumlabor的設計事務所工作。顧名思義，Raum是「房子」，Labor是「實驗」，Raumlabor是「房子實驗」的意思。本傑明常年活躍在柏林建築界，也深度參與了滕普爾霍夫的公共生活。「我們約在下午四點好嗎？跑道上有最美麗的日落。」他在回覆我的郵件中這樣寫道。
下午四點，我們在瑟瑟寒風中相見，因為空曠，滕普爾霍夫一帶的氣溫更低。本傑明第一句話就戲稱自己是一個「反對建設的建築師」，他毫不猶豫地在全民公投時投了反對票——「滕普爾霍夫的建設是利益導向的，所以我不喜歡」。
我們摘下手套，笨拙地握手。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女朋友和他們不滿一歲的小女兒。這個金髮小娃娃安靜地坐在她爸爸的自行車後座，淡藍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粉紅的小鼻子下面還掛着兩條鼻涕。柏林已經進入冬令時，天一直陰陰的，下午四點幾乎已經看不到什麼夕陽了。滕普爾霍夫的樣子和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不太一樣，不停呵出的白氣讓人視線模糊。這裏的冬天格外蕭瑟，每天太陽升起的時間還不到八個小時，舊機場彷彿即將冬眠。
在微弱的日光中，我們推着自行車，走到了Allmende-Kontor項目前。這個德文單詞又可以譯作「社區空間辦公室」（office for community space），像是一種小花園社區，錯落有致地散布在機場跑道的周邊。柏林市民可以憑一歐元/每月的價格租一塊一兩平米大小的土地，作為「自留地」，種植喜愛的花草和簡單的農作物。很多人都用大木箱子當作「地界」，拐進去能看到各種新鮮的畫面：舊牛仔褲扎的稻草人、爛陶罐做的風鈴、破木條堆成個凳子、歪歪斜斜的植物……「雖然種的是自己的東西，但這一塊依然是公共開放的區域，」本傑明說，「任何人可以走進來，欣賞觀看。」
這些迷你的花田菜圃被看作是展示都市農業和社區景觀的平台，也被中低收入群體所擁護，人們利用空地進行種植，獲得一點收成和少量的自給食物，吃不完的果蔬就擺在外面供人隨意拿取，也有把自家產的生菜、番茄拿到週末市場交換其他物品，借機會宣傳有機種植之類的知識。除此以外，居民還可以在網上提議要在滕普爾霍夫舉辦什麼活動，比如獨輪車工作坊、木工創作基地等等，滕普爾霍夫的官方網站上有專門的頁面供登記使用，這可以一窺柏林特有的社區營建方式——倒很像是共產主義。
我和本傑明也聊到了「共產主義」這個詞，「我一直很困惑，滕普爾霍夫究竟是什麼？一個舊機場，一個公園，一片空地，還是什麼？」本傑明說，「如果這是一個公園，難道不應該是24小時開放的嗎？那為什麼這裏有一道門，還有人看門。如果這裏是屬於大家的，那為什麼還要有保安呢？」
「公共空間不僅強調公共可達性，更主要的是大眾參與社會生活的公共精神。」本傑明說。他很遺憾地再次重複，滕普爾霍夫的改建方案是利益導向的，「開發地產，最終這裏會淪為富裕階層獨享的豪華居住區」。自從滕普爾霍夫停止了繁忙的運輸，變成一片綠色的公園之後，距離它最近的新科隆區（Neukölln）和十字山區（Kreuzburg）就成為柏林房產市場上漲的縮影——靠近公園一直都是社區的巨大優勢。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從2008年以來，這一片的房價已經上漲了50%甚至更多，超過柏林平均房價的上漲幅度。
平心而論，與東柏林毫無個性的水泥房子相比，位於機場附近的這些街區，確實更加具有吸引力。譬如一棟位於新科隆區Baumschulenweg街上的三層公寓，那是我去拜訪朋友時偶然看到的，歷史將近百年，挑高很高，樓道裏都散發着淡淡的實木地面的木質芳香。
新科隆區是冷戰結束後的新興社區，聚集着大量的移民，他們大多是早先參與西柏林建設的土耳其勞工和親眷。它和十字山區類似，都曾因為地處東西柏林分界邊緣而無人問津。柏林牆倒塌以後，低廉的房價一度吸引了大批先鋒藝術家、貧窮的學生和新移民，在各種文化的交融下，逐漸發展為愈發時髦的地段。本傑明就住在十字山區，他的樣子看起來也是一位「都市雅痞」，他承認，這個地方簡直就是前任柏林市長沃維萊特製造的名言「貧窮但是性感」的最佳解讀。
我也喜歡這種氣質。街邊的那些年輕人在冷風裏還穿着破洞牛仔褲，端着杯咖啡大大咧咧地坐着，擺弄貼着亂七八糟膠布的蘋果電腦，或者舉着本厚厚的書看。我看他們一眼，他們就回瞪我一眼。那種由內裏散發出來的隨意、快活和不合群甚至讓我覺得有點嫉妒。
社會學者將這種現象形容為柏林再一次的「城市士紳化」（Gentrification）——創意階層勃興，城市發展以活化、更新等名義加速。街區的色彩濃郁，譬如從米特區到新科隆區，不僅是路邊的商店風格發生了改變，路人的打扮也大不相同。而與歐洲其他地方不同，當柏林人問起我居住在哪個區，他們並不想打聽我的家底，而是想研究我的個性與生活態度。
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吸引力讓文化消費者和地產商着了迷。十字山區成為旅行指南上的必去之處。有一天清晨，我居然發現自己所住的措森那街（Zossener Strasse）出現了旅遊巴士，巴士上陸陸續續下來了十幾位美國遊客，拿着自拍桿興奮地拍照。更不用說本傑明這樣的十字山區老居民，他有點因為自己住在這裏而感到難過。物價連年上漲，房價也不斷被推高，「經常會感到，現在的麵包變得有多貴。」他很想念過去那種苦哈哈的窮日子。
本傑明說，反對舊機場開發的抗議者自發結成了一個名為「100%滕普爾霍夫」的公民組織，表明這片空地既是值得呵護的自然空間，也是人們需要的休憩場所。來自設計學校、建築界的設計方案層出不窮，有的試圖嘗試新興的水文管理系統，機場的空地設計成類似於摺紙的模塊，使自然降水能夠移動並被收集；也有設計師想在這蓋一座積雪蓋頂的山峰，成為滑雪場所；也有人提出可以修建一個環狀森林，增加野生動物的多樣性，作為都市內的小生態圈。
瀏覽着這些異想天開的方案，我總會不自覺地把北京與柏林進行比較。我還記得為了籌備2008年奧運會，北京的居民是如何順從地接受城市的大修大建，任由腳手架成為天際線的裝點。帶有小布爾喬亞味道的咖啡館、服飾店、工作室漸漸進駐到鼓樓、國子監、大柵欄這些老街區，大雜院裏出現了金髮碧眼的新住客，再然後，昂貴的手工家具店、素食餐廳、瓷器陳列店、買手店一家接一家地安營扎寨。
北京的媒體人覃里雯對我說，柏林時常令她「回想起過去的北京」，因為柏林「國際化，有一定的社會流動性，年輕人可以在這創業，文化多元活躍，髒兮兮，相對便宜」。但與北京相比，柏林並不是一個適合掘金的城市。我還記得沃維萊特先生站在熱鬧的王府井大街上，頗有些欣羨地對我說，「柏林能夠提供的是一種生活態度」。柏林的旁邊是另一個聯邦州勃蘭登堡州，因此它無法像北京一樣向外擴張。要在有限的空間之內實現平等、自由且隨性的生活樣本，「社會凝聚力特別重要」。
2014年的11月9月，是柏林牆倒塌25週年的紀念日，我和幾位柏林朋友也如約上街，觀看氣球放飛和慶典儀式。在那幾日紛湧而至的報導中，我發現了一部分曾被我忽略了的細節：分裂時期，在東德的領土包圍的半座城池當中，西柏林的居民理直氣壯地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夜店、地下搖滾、電子樂、脫衣舞俱樂部、酒精以及學生運動。很多紀錄片都展現了那種冷戰奇景，沒有安全感的人們在「世界盡頭」，玩得放浪形骸，今朝有酒今朝醉。
生活在德國其他城市的人們總有句話說，「你太奇怪了……你應該去柏林。」到今天為止，柏林一直被看作是個年輕而脫序的城市。是歷史創傷熄滅了柏林的雄心嗎？「柏林不想要改變，並不是一種‘loser’的心態，」蔡為用一個第三者的視角為我解釋，「他們見證過泡沫的破滅，也背負了很多痛苦。中國人也背負了痛苦，但我們的痛苦是現實的、可見的，而柏林人的那種痛苦是更形而上的東西。」牆倒塌以後，柏林人沒有沉湎於某種發展競賽之中，甚至對於浮光掠影式的繁華嗤之以鼻。「他們對於‘fancy’這個字眼失去興趣，是因為他們不再相信童話，或者已經忘記童話了。」蔡為說。
「當然，未來怎樣，還得看柏林人自己要不要真的改變。如果固守今日的意願太強，那麼它會一直窮下去，成為福利制度裏的持久累贅。」覃里雯補充。
後來，隨着天氣愈發寒冷，我就很少到滕普爾霍夫去了。與此同時，有關它的討論，也慢慢從熱鬧轉向微弱。「總會有其他瑣碎的議題繼續消耗柏林人的精力。」我這樣想着。2014年的聖誕節前，我離開柏林，回到國內。當我開始我慢慢整理資料，準備為滕普爾霍夫寫些什麼的時候，才發覺腦海中那個機場的意象總是與冬日柏林將要蘇醒的早上相互重合，那是一種泛着灰的深藍色。伴着眼前浮現的深藍色的影子，我再次打開滕普爾霍夫的官方網站，首頁上幾個大字還沒有換掉，它們是：「滕普爾霍夫，柏林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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