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德国，是为了柏林的一座旧机场。
它叫滕普尔霍夫（Tempelhof Airport），是柏林最古老的机场，现在已经废弃了。从地图上看，它夸张地占据着柏林市中心的东南侧，是一片巨大的绿色。
从我当时的寓所走到滕普尔霍夫，大约需要15分钟。途中我会经过两个公车站，一个热闹的室内集市，一片安静的居民区，一家有机蔬果店，一座干涸的喷水池，一个铺着碎砂的公园，然后便可以看到旧机场外围的栅栏，栅栏上围着各种德文标语，标语上覆盖着涂鸦。
最初对滕普尔霍夫发生兴趣是在2013年夏天。那是我第一次来柏林，住在阿德龙酒店，装模作样地在早餐时间读Financial Times,白天待在房间里写一些生活方式报导。透过窗子，望着熙熙攘攘的勃兰登堡门，我曾以为柏林就那么一点儿大。有一天，同行的朋友从外面玩耍回来，对我说发现了一座只有风筝在飞的机场，她说那儿很酷，她在那晒了一整天，颧骨红彤彤的，几乎发亮了。
通过搜索，我知道了那个机场的由来。设计北京T3航站楼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把它形容为“所有现代机场的母亲”，目前保存的弧形航站楼有1.2公里长；它在1923年被投入使用，在2008年被关闭；它紧挨着柏林的城市南北轴线，曾是“日耳曼尼亚世界之都”规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躲过了柏林轰炸，在二战之后，它那里上演了分裂历史中的无数悲欢离合；后来它退出历史了，变成供柏林人民游玩休憩的大公园。
柏林人喜欢在那放风筝和野餐，因此当政府提出要重新规划机场旧址，甚至搞了个全民公投时，柏林人本能地投了反对票。有一度，滕普尔霍夫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2014年夏天，刚好在全民公投刚刚结束时，我在北京见到了时任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Klaus Wowereit）。“你应该好好问问市长先生有关机场的事”，一位柏林记者朋友对我说，“因为这不仅是反对机场旧址改造的投票，更像是反对市长先生的投票。”
市长先生友好而婉转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他觉得柏林是一个发展适度、而非无限向外扩张的城市，因此需要“仔细地规划和使用这座城市的土地”，柏林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转型，制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在哀伤的历史色调渐渐褪去之后，“柏林需要向它的居民承诺，带给他们进步的机会”。
2014年10月，我第二次来到柏林，并且专程为滕普尔霍夫机场而来。那时沃维莱特先生已经提前从市长的职位卸任了。他在柏林出生、长大、完成学业，并且连续两次当选柏林市长，风光一时。是他喊出了“我们很穷，但是很性感”的口号，将柏林打造成艺术家、写作者、设计师、潮流青年向往的地方。可如今，被公众指责“作秀”而“无能”，他实在无法继续担任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了。
我在晚秋的柏林景象中走向让沃维莱特先生饱受折磨的滕普尔霍夫机场。那个地方大得出奇，甚至让我误以为已经到了市郊。航站楼的外墙是由贝壳灰岩搭建的，这是纳粹德国最偏爱的一种材料。一位名叫蔡为的柏林建筑师曾经在文章里这么描述：“建筑的中部是一百米长的候机厅，侧翼是检修厂房，面向停机坪的一侧悬挂着巨大的户型钢制屋顶，这个顶侧挑大概有40米，不仅能够承受自重，上面盖个几米的雪也不是问题。”后来我结识了蔡为，我跟她说，我眼前的景象和她写下的一模一样。
更不可思议的是跑道与停机坪。漫长的跑道一直向远方延伸，骑车、轮滑、放风筝的人们，像渺小的蚂蚁移动在孤独的星球上一样。在风化严重的泊油路面和混凝土边界，植物恣意而无序地生长，天空是开放的，城市的边际非常模糊。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获准进入已被改造为办公区域的航站楼里面采访。接待我的是迈克尔·科雷布斯（Michael Krebs）博士，他是这儿的管理者（Park Manager）。他供职的绿色柏林公司（Grün Berlin）是一家国有的公园管理公司。我们面对面坐着，他身后就是面向停机坪的大窗户。这扇窗户像是一个取景器，在他不停地向外蹦出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英文单词时，我开了小差，目光偷偷穿过他的办公桌和浅褐色的西服，幻想是自己每天坐在这里，看着日出日落，打量着机场上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大多数市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公园是被人管理的，”他将滕普尔霍夫定义为一个公园，“这让我或多或少有些骄傲。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这块地方是没人管的，其实不是。”科雷布斯博士对我介绍，这里有保安，有工人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剪，有人工规划的宠物区域，还有确保云雀生活繁殖的草丛格局。滕普尔霍夫的访客稳定在一周3万人到5万人之间，管理者“对公园使用者的大部分活动都非常宽容，不过，”科雷布斯博士笑了一下，“我敢肯定地和你说，没有人敢在这种植大麻”。
后来我知道，在这片面积909公顷的旧机场上，生长着白杨、橡树、野樱桃、垂柳、槭树等高大的树木；低矮的草坪多是羊茅草、蓍草这类植被，供狐狸、野兔和田鼠休憩，还隐藏着一个废弃的雷达站；开着小黄花的植物叫做窄叶黄菀，依靠风力传播，从遥远的南非来到欧洲大陆，从德国西部的鲁尔山谷穿越到达柏林，与那些高矮不一的猪殃殃、野生艾菊、拂子茅、银背委陵菜组成了奇妙的组合。
蔡为在柏林生活了很多年，她还记得在念书的时候，“坐着环线轻轨去打工，总要路过机场巨大的停机坪”，远远望着那一片空旷无尽的土地，会产生“一种在柏林才感受到的神清气爽”。只要住在柏林市中心，就可以背着包走路到机场去搭飞机，“那是很多柏林人共有的美好回忆，毕竟，有几个大都市的机场是在市中心呢？”
在冷战时期，位于柏林墙西侧的滕普尔霍夫扮演过温暖的角色。1948年西德开始发行货币德国马克之后，斯大林下令封锁了西柏林所有的通道，200多万西柏林居民只能通过空运获得物资供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分钟都有一架飞机在这降落，那些飞机被亲昵地唤作“葡萄干炸弹”（Rosinenbomber），因为飞行员落地之后，常常会摆动机翼，用手帕做的降落伞空投葡萄干和巧克力棒，附近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在那段时间，由滕普尔霍夫机场抵达孤岛西柏林的物资总量有230万吨。
2008年机场关闭之后，机库被改用作体育中心、迪斯科的士高舞厅和录音棚，空旷的候机大厅用来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柏林著名的面包黄油时装展（Bread & Butter）就在这里举行。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在柏林高等艺术大学(UdK Berlin)当教授的时候，她班上的毕业生就在候机大厅里里面走秀，一时名流云集，甚至本校学生也要交20块钱门票才能入场。那天晚上，蔡为记得“成排的石头大方柱辉煌棋牌，跟『西太后』凛冽的气质相得益彰。”
但是在市政和开发商的眼光中，滕普尔霍夫称得上是城市中心“巨大的浪费”。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修修建建。外来人口年年增加，从2011年开始，每年大约有4.3万新移民迁入柏林，房价上涨，柏林的住宅面积逐渐饱和。于是，柏林政府打算在滕普尔霍夫兴建公寓、住宅和商业写字楼，以及公共图书馆、运动场和人工湖。
在写给市民的公开信中，机场被冠以“滕普尔霍夫自由公园”这个新名字，柏林建设局不仅陈述了开发需求，还向市民承诺保留滕普尔霍夫的停机坪，“永远让市民们自由自在地放风筝”，并保证“所有新的规划都在且只在机场周边的空地上”，其目的是在带动区域发展的同时，界定出“滕普尔霍夫自由公园”的边界空间。
在柏林登记在册的350万市民之中，蔡为作为被随机选中的市民之一，参加了在2013年11月举行的滕普尔霍夫机场规划征询意见会议。她记得，其他几十位被选中的普通市民，都“严肃认真地”阅读了市政邮寄给他们的所有材料，包括各种艰深难懂的图纸，却都“一致性地怒气冲冲”，没有人喜欢这个新规划，“而看上去，我这个中国人投了唯一的赞成票，”蔡为对我说。半年之后，在在2014年5月开始的全民公投中，64%的柏林市民投了反对票，希望滕普尔霍夫保持原貌。
2014年11月，居住在柏林的媒体人覃里雯邀请蔡为参加在当地十分红火的“串儿”（Chuanr）主题派对，并且担任演讲嘉宾。面对几乎同等数量的中国和德国观众，蔡为解释了为什么她出于一个普通市民和一位专业建筑师的角度，对这个机场的改建项目投了赞成票。“城市公园需要一个边界，就像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蔡为说，机场周边的轻轨和环城高速“像两道屏障，降低了滕普尔霍夫机场的可到达性，架空的轨道和繁忙的道路也不能起到界定空间的作用，这里总显得空旷而荒凉”。
她说的没错。有一天，我去柏林著名的Union-Film影棚参加中国画家曾梵志的一场展览，影棚就在紧挨着滕普尔霍夫的南侧街道上。“哦，那你要走很久的路了，”一位本地朋友对我说，“因为那边的公交车四十分钟才有一辆，也没有出租车会经过那。”在黑夜里，我靠手机导航穿过了四五个黑黢黢的街区和厂房，才在一座立交桥下面发现了展览的入口，唯一的标志就是门口停着许多昂贵的轿车。
而柏林政府新规划的区域，将分别从西、南、东三面环绕滕普尔霍夫的停机坪，界定出一个椭圆形的城市公共空间：西面的建筑功能为居住和办公，还将有柏林市立图书馆；南面靠近轻轨一带为商业建筑；东面作为新科隆区(Neukölln)的延展，主要是住宅建筑项目。北面没有做建筑规划，为的是保留与机场北部一街之隔的兔子草公园（Volkspark Hasenheide）的空间联系。“作为一个投身天朝建筑洪流中的人，”蔡为在柏林创立的建筑事务所主要服务中国客户，“我觉得这个规划已经非常合理，我已经非常感动了。”
听着蔡为的演讲，我用手机在谷歌地图上端详柏林的样子，89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大小小地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花园、绿地、河流、甚至墓地，一团一团的绿色装点着这个城市。无论何时在柏林行走，我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空旷和舒适。“既然你们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的公共空间，甚至在滕普尔霍夫对面，就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兔子草公园了，你们怎么还要反对机场的改建呢？”我指着地图问身边的一个德国人。“这是你们中国人的思维，呵呵，呵呵。”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场派对在一间叫做“Not Only Riesling”的小酒吧里举行，距离滕普尔霍夫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供应品质极佳却价格适中的葡萄酒，举着高脚杯的人群中不乏衣冠楚楚、谈吐优雅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伊娃·施泰恩菲特（Eva Sternfeld）教授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她用洪亮的嗓门、简单的英文对我解释她为什么投了反对票，“我们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她顿了顿，“柏林人也不喜欢改变。”
“他们几乎是从原则上反对一切可以反对的事物，”蔡为觉得这几乎是柏林人的本性了。她也承认，在客观原因上，市政确实没有在宣传新计划上下太多功夫，“大多数人只知道机场附近要盖房子了，要有商业行为，招致了市民的反感，”“但是，”她继续说，“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此偏执地、感性地反对，其实是有很有趣的。”
派对结束之后，我联系到了柏林设计师本杰明·福斯特-巴登尼斯（Benjamin Foerster-Baldenius）。他在一个名叫Raumlabor的设计事务所工作。顾名思义，Raum是“房子”，Labor是“实验”，Raumlabor是“房子实验”的意思。本杰明常年活跃在柏林建筑界，也深度参与了滕普尔霍夫的公共生活。“我们约在下午四点好吗？跑道上有最美丽的日落。”他在回覆我的邮件中这样写道。
下午四点，我们在瑟瑟寒风中相见，因为空旷，滕普尔霍夫一带的气温更低。本杰明第一句话就戏称自己是一个“反对建设的建筑师”，他毫不犹豫地在全民公投时投了反对票——“滕普尔霍夫的建设是利益导向的，所以我不喜欢”。
我们摘下手套，笨拙地握手。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和他们不满一岁的小女儿。这个金发小娃娃安静地坐在她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淡蓝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粉红的小鼻子下面还挂着两条鼻涕。柏林已经进入冬令时，天一直阴阴的，下午四点几乎已经看不到什么夕阳了。滕普尔霍夫的样子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不停呵出的白气让人视线模糊。这里的冬天格外萧瑟，每天太阳升起的时间还不到八个小时，旧机场仿佛即将冬眠。
在微弱的日光中，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了Allmende-Kontor项目前。这个德文单词又可以译作“社区空间办公室”（office for community space），像是一种小花园社区，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机场跑道的周边。柏林市民可以凭一欧元/每月的价格租一块一两平米大小的土地，作为“自留地”，种植喜爱的花草和简单的农作物。很多人都用大木箱子当作“地界”，拐进去能看到各种新鲜的画面：旧牛仔裤扎的稻草人、烂陶罐做的风铃、破木条堆成个凳子、歪歪斜斜的植物……“虽然种的是自己的东西，但这一块依然是公共开放的区域，”本杰明说，“任何人可以走进来，欣赏观看。”
这些迷你的花田菜圃被看作是展示都市农业和社区景观的平台，也被中低收入群体所拥护，人们利用空地进行种植，获得一点收成和少量的自给食物，吃不完的果蔬就摆在外面供人随意拿取，也有把自家产的生菜、番茄拿到周末市场交换其他物品，借机会宣传有机种植之类的知识。除此以外，居民还可以在网上提议要在滕普尔霍夫举办什么活动，比如独轮车工作坊、木工创作基地等等，滕普尔霍夫的官方网站上有专门的页面供登记使用，这可以一窥柏林特有的社区营建方式——倒很像是共产主义。
我和本杰明也聊到了“共产主义”这个词，“我一直很困惑，滕普尔霍夫究竟是什么？一个旧机场，一个公园，一片空地，还是什么？”本杰明说，“如果这是一个公园，难道不应该是24小时开放的吗？那为什么这里有一道门，还有人看门。如果这里是属于大家的，那为什么还要有保安呢？”
“公共空间不仅强调公共可达性，更主要的是大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精神。”本杰明说。他很遗憾地再次重复，滕普尔霍夫的改建方案是利益导向的，“开发地产，最终这里会沦为富裕阶层独享的豪华居住区”。自从滕普尔霍夫停止了繁忙的运输，变成一片绿色的公园之后，距离它最近的新科隆区（Neukölln）和十字山区（Kreuzburg）就成为柏林房产市场上涨的缩影——靠近公园一直都是社区的巨大优势。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从2008年以来，这一片的房价已经上涨了50%甚至更多，超过柏林平均房价的上涨幅度。
平心而论，与东柏林毫无个性的水泥房子相比，位于机场附近的这些街区，确实更加具有吸引力。譬如一栋位于新科隆区Baumschulenweg街上的三层公寓，那是我去拜访朋友时偶然看到的，历史将近百年，挑高很高，楼道里都散发着淡淡的实木地面的木质芳香。
新科隆区是冷战结束后的新兴社区，聚集着大量的移民，他们大多是早先参与西柏林建设的土耳其劳工和亲眷。它和十字山区类似，都曾因为地处东西柏林分界边缘而无人问津。柏林墙倒塌以后，低廉的房价一度吸引了大批先锋艺术家、贫穷的学生和新移民，在各种文化的交融下，逐渐发展为愈发时髦的地段。本杰明就住在十字山区，他的样子看起来也是一位“都市雅痞”，他承认，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前任柏林市长沃维莱特制造的名言“贫穷但是性感”的最佳解读。
我也喜欢这种气质。街边的那些年轻人在冷风里还穿着破洞牛仔裤，端着杯咖啡大大咧咧地坐着，摆弄贴着乱七八糟胶布的苹果电脑，或者举着本厚厚的书看。我看他们一眼，他们就回瞪我一眼。那种由内里散发出来的随意、快活和不合群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嫉妒。
社会学者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柏林再一次的“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创意阶层勃兴，城市发展以活化、更新等名义加速。街区的色彩浓郁，譬如从米特区到新科隆区，不仅是路边的商店风格发生了改变，路人的打扮也大不相同。而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当柏林人问起我居住在哪个区，他们并不想打听我的家底，而是想研究我的个性与生活态度。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吸引力让文化消费者和地产商着了迷。十字山区成为旅行指南上的必去之处。有一天清晨，我居然发现自己所住的措森那街（Zossener Strasse）出现了旅游巴士，巴士上陆陆续续下来了十几位美国游客，拿着自拍杆兴奋地拍照。更不用说本杰明这样的十字山区老居民，他有点因为自己住在这里而感到难过。物价连年上涨，房价也不断被推高，“经常会感到，现在的面包变得有多贵。”他很想念过去那种苦哈哈的穷日子。
本杰明说，反对旧机场开发的抗议者自发结成了一个名为“100%滕普尔霍夫”的公民组织，表明这片空地既是值得呵护的自然空间，也是人们需要的休憩场所。来自设计学校、建筑界的设计方案层出不穷，有的试图尝试新兴的水文管理系统，机场的空地设计成类似于折纸的模块，使自然降水能够移动并被收集；也有设计师想在这盖一座积雪盖顶的山峰，成为滑雪场所；也有人提出可以修建一个环状森林，增加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作为都市内的小生态圈。
浏览着这些异想天开的方案，我总会不自觉地把北京与柏林进行比较。我还记得为了筹备2008年奥运会，北京的居民是如何顺从地接受城市的大修大建，任由脚手架成为天际线的装点。带有小布尔乔亚味道的咖啡馆、服饰店、工作室渐渐进驻到鼓楼、国子监、大栅栏这些老街区，大杂院里出现了金发碧眼的新住客，再然后，昂贵的手工家具店、素食餐厅、瓷器陈列店、买手店一家接一家地安营扎寨。
北京的媒体人覃里雯对我说，柏林时常令她“回想起过去的北京”，因为柏林“国际化，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年轻人可以在这创业，文化多元活跃，脏兮兮，相对便宜”。但与北京相比，柏林并不是一个适合掘金的城市。我还记得沃维莱特先生站在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上，颇有些欣羡地对我说，“柏林能够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柏林的旁边是另一个联邦州勃兰登堡州，因此它无法像北京一样向外扩张。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实现平等、自由且随性的生活样本，“社会凝聚力特别重要”。
2014年的11月9月，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纪念日，我和几位柏林朋友也如约上街，观看气球放飞和庆典仪式。在那几日纷涌而至的报导中，我发现了一部分曾被我忽略了的细节：分裂时期，在东德的领土包围的半座城池当中，西柏林的居民理直气壮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夜店、地下摇滚、电子乐、脱衣舞具乐部、酒精以及学生运动。很多纪录片都展现了那种冷战奇景，没有安全感的人们在“世界尽头”，玩得放浪形骸，今朝有酒今朝醉。
生活在德国其他城市的人们总有句话说，“你太奇怪了……你应该去柏林。”到今天为止，柏林一直被看作是个年轻而脱序的城市。是历史创伤熄灭了柏林的雄心吗？“柏林不想要改变，并不是一种‘loser’的心态，”蔡为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为我解释，“他们见证过泡沫的破灭，也背负了很多痛苦。中国人也背负了痛苦，但我们的痛苦是现实的、可见的，而柏林人的那种痛苦是更形而上的东西。”墙倒塌以后，柏林人没有沉湎于某种发展竞赛之中，甚至对于浮光掠影式的繁华嗤之以鼻。“他们对于‘fancy’这个字眼失去兴趣，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童话，或者已经忘记童话了。”蔡为说。
“当然，未来怎样，还得看柏林人自己要不要真的改变。如果固守今日的意愿太强，那么它会一直穷下去，成为福利制度里的持久累赘。”覃里雯补充。
后来，随着天气愈发寒冷，我就很少到滕普尔霍夫去了。与此同时，有关它的讨论，也慢慢从热闹转向微弱。“总会有其他琐碎的议题继续消耗柏林人的精力。”我这样想着。2014年的圣诞节前，我离开柏林，回到国内。当我开始我慢慢整理资料，准备为滕普尔霍夫写些什么的时候，才发觉脑海中那个机场的意象总是与冬日柏林将要苏醒的早上相互重合，那是一种泛着灰的深蓝色。伴着眼前浮现的深蓝色的影子，我再次打开滕普尔霍夫的官方网站，首页上几个大字还没有换掉，它们是：“滕普尔霍夫，柏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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