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寬大的墨鏡下緣幾乎和口罩上緣接在一起，這意味着她大半張臉都已經被遮住，即使直視鏡頭，也不可能被認出來。縱使如此，照片上她依然垂着頭，視線看向右下方，和照片另一邊的《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總編輯馬維敏輕鬆自然的笑容大相徑庭，她和兩位《蘋果日報》高管握手的姿勢，也顯得勉強而不自然。
這是一場「頒獎典禮」的報導，頒發的是「爆料拿獎新台幣200萬」的揭曉典禮。這名Y小姐因為向蘋果提供了一段清晰、完整的「八仙塵爆」現場影音，事發一瞬間的傷者四散奔逃的影像，以及驚嚇尖叫的聲音清晰可聞。這支「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影音，一天之內超過269萬次點閱，獲得了「單月最高」及「單週最高」兩項獎勵，共得到新台幣220萬元獎金。
為了想在24小時發生的即時新聞大海中撈針，《蘋果日報》推出「爆料拿獎金」政策，鼓勵一般民眾提供爆料訊息，一般提供影像有新台幣2000元獎金，照片新台幣1000元。但爆料內容如果能大量吸引點閱，《蘋果日報》還有豐厚的獎金，Y小姐獲得的就是這份大獎。
爆料拿獎金 新聞倫理堪憂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作法有點爭議，有點像是花錢買新聞，但高層解釋，這是為了讓民眾累積對我們的信任，以後發生大事，他們也會第一個想到我們。」但對於高層的說法，《蘋果日報》記者阿中（化名）對端傳媒說，他心裏仍抱有疑問。
早在蘋果推出「爆料賺獎金」活動時，《蘋果日報》工會就曾經因為這項活動涉及嚴重的新聞倫理問題，公開聲明反對。聲明中說，讓爆料成為賺取金錢的手段，造假、濫爆等問題勢必浮現且恐難控制。
工會在聲明中強調，依新聞產製流程，所有爆料均仍須靠第一線記者進一步查證後才能刊登，以暴利吸引民眾大量爆料，不僅扭曲新聞本質，更打擊辛苦採訪、查證的記者士氣，更將讓已處於過勞環境的記者工作負擔更重。
工會呼籲《蘋果日報》管理層三思，停止這項活動。但高層並沒有採納。
隨着這項政策的推出，線上記者更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因為高層要求，只要有人爆料，線上記者就得處理。阿中說：「曾經有同事同一天接到好幾則爆料，只好打去問官員回應。但很多爆料內容都是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問久了官員也會動氣。像有次他晚上10點多又是為了這種雞毛蒜皮爆料，打給官員問回應，結果對方不耐煩地說：『這種事你也要問？現在都幾點了？你沒家庭我有家庭好嗎？』記者只能摸摸鼻子道歉。」
記者人力固定，但媒體卻沒有因應閱聽者對資訊即時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處理無限的事，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每況愈下。
曾因休假問題，差點發動罷工槓上資方的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也難掩氣憤地說，主管常常滑着手機看到一條消息，就想也不想的要前線記者去確認，「但每個時段的記者人力是固定的，他要插一條進來，但原訂安排要做的還是得做，記者工作量就會增加。更讓人生氣的是，常常兩組SNG（衛星新聞轉播）派過去，消息卻根本是錯的！沒那件事！你說會不會氣死人？」
鄭一平的批評指出一個重點：記者人力固定，但媒體卻沒有因應閱聽者對資訊即時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處理無限的事，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每況愈下。
是什麼樣的策略思維讓《蘋果日報》決策高層如此鐵了心，無限期支持「爆料換流量」？ 台灣公共電視台資深研究員何國華在2014年7月發表了一篇報告《聯合報和蘋果日報的轉型驅力》，文中訪問了台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這位即時新聞的操盤手直截了當地說：網路閱讀行為和報紙不同，網友有興趣的內容，網路即時新聞就要報導。
廢文＝生存之道？
報告引述陳裕鑫認為《蘋果》的策略是「要，就全部都要，不要把『廢文』市場讓給別人。」
所謂「廢文」，一般指的是沒有公益性、缺少新聞價值，瑣碎而沒有意義的報導。近年來《蘋果》即時最著名的廢文，可能要算是一則藝人歐陽妮妮早上穿外套發現口袋裏有新台幣200元的「即時新聞」。
但陳裕鑫認為，「雖然有人認為廢文不符合主流想法，但不做就是死路一條。」「廢文不是《蘋果》的攻擊策略，而是防守策略，少了這道防線就是死路一條。」
陳裕鑫說，藉着這樣的策略，「其他網站連抄都來不及抄，流量成長也就不如《蘋果》，因為我們提供多元原創內容。」所謂「多元」，就是「專業的要更專業，快要更快，廢文要更廢。」
「靠網路訊息或民眾爆料刺激流量，短期來看好像有效，但就商業邏輯來看，一個媒體沒有特色，大家做的新聞都越來越像，甚至和內容農場沒有兩樣，廣告主為什麼要下廣告在你這裏？」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強調，讀者或許一次兩次會被騙進來看，但久了之後，就不會再信任這家媒體。媒體不思考如何做出差異化的內容，讓自身有區別性，最後只會走到死胡同。但台灣媒體在面對網路時代的浪潮，以及伴隨而來的廣告營收下滑時，卻已亂了方寸。
讀者爆料，難道只能生吞活剝地拿來賺點閱率嗎？顯然不是如此。
過去媒體製造單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必須改變。……只靠持續追求即時新聞來滿足閱聽人，只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盲目狩獵。累死記者，也讓新聞品質下降。
網路、社群與媒體產業間關係在近十年內產生重大變革，過去作為主要資訊提供者的媒體，逐漸轉變角色，與公民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合作關係。而透過公民提供訊息，讓媒體有能力掌握24小時、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新聞事件。
2005年英國倫敦地鐵爆炸，彼時英國廣播公司（BBC）收到兩萬多封電子郵件，三百多張照片，以及爆炸時的影像檔案。BBC認可這些民眾訊息有報導價值，將之用在報導內容中。地鐵爆炸案開啟媒體與民眾的頻繁合作序幕，此後BBC每天都會收到上百封民眾提供的訊息。
2012年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所屬的「陶氏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出版了一份重要報告《後工業新聞》（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3位作者分別是陶氏中心主任Emily Bell，紐約市立大學媒體文化系的C.W. Anderson，以及新媒體倡議者Clay Shirky。
報告指出一個重點：過去媒體製造單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必須改變，他們稱之為「可介入的工作流程」（hackable workflow），「內容不再是只使用一次就丟掉，而是不同層次的再運用」。在這個流程中沒有一個最終產品，而是這些素材可以不斷地被加工、加入新元素，成為不同形式與內容的產品。這樣才可能滿足行動數位時代閱聽人隨時需要資訊的需求。
否則，只靠持續追求即時新聞來滿足閱聽人，只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盲目狩獵。累死記者，也讓新聞品質下降。
與民合作 新聞製產新模式
在國外，不少老牌媒體都早已積極投入與民眾合作的新聞製作模式，例如有線美國電視新聞網（CNN）設置專屬的公民新聞平台──CNN iReport，鼓勵民眾提供新聞素材，之後更設立了公民新聞獎“iReport Award”。英國《衛報》則是在經歷幾次重大事件後，發覺民眾提供的資訊能促成新聞報導的突破，因此成立了“GuardianWitness”，不但鼓勵民眾提供訊息，也會主動設定議題，再邀請民眾提供資訊，並從中製作新聞。
之後更與電信業者合作，推出“EE Guardian Witness”，作為全世界第一個公民記者行動軟體。不只是邀請民眾提供素材，“EE Guardian Witness”背後有一組專業編輯領軍，設定互動主題、邀請各地民眾採寫即時新聞。
「不過國外大型媒體並不會去競爭『即時新聞』，對他們來說，那是小報在做的，他們的品牌區隔在於深度報導。面對網路崛起和科技進步，他們思考的是如何運用技術改變報導形式，而非內容。」劉昌德說道。
不幸的是，台灣科技與經濟並沒有同步發展，加上過去文人辦報的風氣已衰弱，現在的媒體經營者往往只是生意人，少了將新聞產業視為文化一環，只把媒體當成商業。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中正大學社科院副院長胡元輝說，在經濟疲軟的前提下，台灣媒體高層又沒有理念支撐，在投資上只會越趨保守，最後以縮減人力和便宜行事的手段，應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因此在台灣，公民與媒體的合作模式，只建立在「爆料」層次，而沒有更加良性的成長。
新聞環境就像台灣的電視產業，十年間老闆不願投資，節目品質低落、人才外流，惡性循環加劇，但觀眾對於優質節目的需求並未消失，只能向外尋求。
如何遏止媒體環境持續惡化？胡元輝認為，媒體的工會應成為第一道防線，「媒體從業人員的勞動價值和勞動狀況在現況下越來越糟，除非透過工會要求資方重新分配資源，將人力投資在好的報導上，否則只會爛下去罷了。」
1997年成立的老牌獨立媒體──苦勞網，當年創辦人之一的孫窮理也直言，工會必須考慮媒體環境惡劣下的外部問題，「現在媒體會用大量的工讀生來抄網路、改新聞，擴充即時新聞的量。久了以後，老闆難道不會覺得：『我養工讀生就可以做的事，養記者幹嘛？』」不阻止環境繼續惡劣，讓新聞產製重回生產有品質的內容上，或許有一天，記者的工作都將被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胡元輝認為，一個相對優質的「對照組」，或許可成為刺激主流媒體改善的契機，「像是透過政府以基金會方式提供補助，讓優質新聞能取得資金。另外政府投資公共媒體也是一條路徑。」
而台灣這幾年蓬勃發展的非主流媒體，也的確是對主流媒體弱化的反思和回應，許多重大事件中，非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與深度報導內容，都讓它們擴大自身的觸擊率。例如近年因為食品安全議題，讓深入報導農業、食安的非主流媒體「上下游」受到許多重視。非主流媒體選擇以相對有限的人力資源，深掘議題各種面向的報導方式，逐步建立起品牌的獨特性和支持度，走出不與主流媒體搶攻流量的路。
孫窮理分析，「近幾年台灣幾個非主流媒體的募款能量，加上近期出現以群眾募資方式成立的新興媒體，加起來幾乎能得到新台幣1千萬上下的資金。而要能對主流媒體產生壓力，就要看非主流媒體有沒有能耐撐起這片市場，並且擴大募款能量。」
不過孫窮理也提醒，近年的重大社會爭議，雖然讓非主流媒體的能見度提升，但也標示出非主流媒體與政治版圖變動間的因果關係──對於執政團隊的不滿，反應在支持深入報導政府缺失的非主流媒體上。但是，若當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後，非主流媒體是否還能獲得支持，抑或在議題上是否還能維持一貫的批判立場，都還有待觀察。
當然，不論是強化工會談判能力，或者提升非主流媒體的影響力，仍需要時間經營；只是，現時媒體高層不願投入資源，媒體環境持續惡化，卻已刻不容緩。劉昌德感慨，新聞環境就像台灣的電視產業，十年間老闆不願投資，節目品質低落、人才外流，惡性循環加劇，但觀眾對於優質節目的需求並未消失，只能向外尋求。如今新聞產業也已走上影視產業這條血淋淋的路。能否捱過寒冬，多數記者心中早已不敢抱着期待。
（為了保護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數受訪者採用化名，特此向讀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