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體檢台灣媒體系列三

「即時新聞」成癮 台灣媒體慢性自殺(下)

「專業的要更專業,快要更快,廢文要更廢。」──台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


「爆料拿獎新台幣200萬」的揭曉典禮。網絡截圖

她寬大的墨鏡下緣幾乎和口罩上緣接在一起,這意味着她大半張臉都已經被遮住,即使直視鏡頭,也不可能被認出來。縱使如此,照片上她依然垂着頭,視線看向右下方,和照片另一邊的《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總編輯馬維敏輕鬆自然的笑容大相徑庭,她和兩位《蘋果日報》高管握手的姿勢,也顯得勉強而不自然。

這是一場「頒獎典禮」的報導,頒發的是「爆料拿獎新台幣200萬」的揭曉典禮。這名Y小姐因為向蘋果提供了一段清晰、完整的「八仙塵爆」現場影音,事發一瞬間的傷者四散奔逃的影像,以及驚嚇尖叫的聲音清晰可聞。這支「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影音,一天之內超過269萬次點閱,獲得了「單月最高」及「單週最高」兩項獎勵,共得到新台幣220萬元獎金。

為了想在24小時發生的即時新聞大海中撈針,《蘋果日報》推出「爆料拿獎金」政策,鼓勵一般民眾提供爆料訊息,一般提供影像有新台幣2000元獎金,照片新台幣1000元。但爆料內容如果能大量吸引點閱,《蘋果日報》還有豐厚的獎金,Y小姐獲得的就是這份大獎。

爆料拿獎金 新聞倫理堪憂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作法有點爭議,有點像是花錢買新聞,但高層解釋,這是為了讓民眾累積對我們的信任,以後發生大事,他們也會第一個想到我們。」但對於高層的說法,《蘋果日報》記者阿中(化名)對端傳媒說,他心裏仍抱有疑問。

早在蘋果推出「爆料賺獎金」活動時,《蘋果日報》工會就曾經因為這項活動涉及嚴重的新聞倫理問題,公開聲明反對。聲明中說,讓爆料成為賺取金錢的手段,造假、濫爆等問題勢必浮現且恐難控制。

工會在聲明中強調,依新聞產製流程,所有爆料均仍須靠第一線記者進一步查證後才能刊登,以暴利吸引民眾大量爆料,不僅扭曲新聞本質,更打擊辛苦採訪、查證的記者士氣,更將讓已處於過勞環境的記者工作負擔更重。

工會呼籲《蘋果日報》管理層三思,停止這項活動。但高層並沒有採納。

隨着這項政策的推出,線上記者更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因為高層要求,只要有人爆料,線上記者就得處理。阿中說:「曾經有同事同一天接到好幾則爆料,只好打去問官員回應。但很多爆料內容都是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問久了官員也會動氣。像有次他晚上10點多又是為了這種雞毛蒜皮爆料,打給官員問回應,結果對方不耐煩地說:『這種事你也要問?現在都幾點了?你沒家庭我有家庭好嗎?』記者只能摸摸鼻子道歉。」

記者人力固定,但媒體卻沒有因應閱聽者對資訊即時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處理無限的事,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每況愈下。

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

曾因休假問題,差點發動罷工槓上資方的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也難掩氣憤地說,主管常常滑着手機看到一條消息,就想也不想的要前線記者去確認,「但每個時段的記者人力是固定的,他要插一條進來,但原訂安排要做的還是得做,記者工作量就會增加。更讓人生氣的是,常常兩組SNG(衛星新聞轉播)派過去,消息卻根本是錯的!沒那件事!你說會不會氣死人?」

鄭一平的批評指出一個重點:記者人力固定,但媒體卻沒有因應閱聽者對資訊即時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處理無限的事,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每況愈下。

是什麼樣的策略思維讓《蘋果日報》決策高層如此鐵了心,無限期支持「爆料換流量」? 台灣公共電視台資深研究員何國華在2014年7月發表了一篇報告《聯合報和蘋果日報的轉型驅力》,文中訪問了台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這位即時新聞的操盤手直截了當地說:網路閱讀行為和報紙不同,網友有興趣的內容,網路即時新聞就要報導。

廢文=生存之道?

報告引述陳裕鑫認為《蘋果》的策略是「要,就全部都要,不要把『廢文』市場讓給別人。」

所謂「廢文」,一般指的是沒有公益性、缺少新聞價值,瑣碎而沒有意義的報導。近年來《蘋果》即時最著名的廢文,可能要算是一則藝人歐陽妮妮早上穿外套發現口袋裏有新台幣200元的「即時新聞」。

但陳裕鑫認為,「雖然有人認為廢文不符合主流想法,但不做就是死路一條。」「廢文不是《蘋果》的攻擊策略,而是防守策略,少了這道防線就是死路一條。」

陳裕鑫說,藉着這樣的策略,「其他網站連抄都來不及抄,流量成長也就不如《蘋果》,因為我們提供多元原創內容。」所謂「多元」,就是「專業的要更專業,快要更快,廢文要更廢。」

「靠網路訊息或民眾爆料刺激流量,短期來看好像有效,但就商業邏輯來看,一個媒體沒有特色,大家做的新聞都越來越像,甚至和內容農場沒有兩樣,廣告主為什麼要下廣告在你這裏?」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強調,讀者或許一次兩次會被騙進來看,但久了之後,就不會再信任這家媒體。媒體不思考如何做出差異化的內容,讓自身有區別性,最後只會走到死胡同。但台灣媒體在面對網路時代的浪潮,以及伴隨而來的廣告營收下滑時,卻已亂了方寸。

讀者爆料,難道只能生吞活剝地拿來賺點閱率嗎?顯然不是如此。

過去媒體製造單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必須改變。……只靠持續追求即時新聞來滿足閱聽人,只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盲目狩獵。累死記者,也讓新聞品質下降。

網路、社群與媒體產業間關係在近十年內產生重大變革,過去作為主要資訊提供者的媒體,逐漸轉變角色,與公民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合作關係。而透過公民提供訊息,讓媒體有能力掌握24小時、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新聞事件。

2005年英國倫敦地鐵爆炸,彼時英國廣播公司(BBC)收到兩萬多封電子郵件,三百多張照片,以及爆炸時的影像檔案。BBC認可這些民眾訊息有報導價值,將之用在報導內容中。地鐵爆炸案開啟媒體與民眾的頻繁合作序幕,此後BBC每天都會收到上百封民眾提供的訊息。

2012年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所屬的「陶氏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出版了一份重要報告《後工業新聞》(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3位作者分別是陶氏中心主任Emily Bell,紐約市立大學媒體文化系的C.W. Anderson,以及新媒體倡議者Clay Shirky。

報告指出一個重點:過去媒體製造單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必須改變,他們稱之為「可介入的工作流程」(hackable workflow),「內容不再是只使用一次就丟掉,而是不同層次的再運用」。在這個流程中沒有一個最終產品,而是這些素材可以不斷地被加工、加入新元素,成為不同形式與內容的產品。這樣才可能滿足行動數位時代閱聽人隨時需要資訊的需求。

否則,只靠持續追求即時新聞來滿足閱聽人,只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盲目狩獵。累死記者,也讓新聞品質下降。

2015年10月17, 記者採訪國民黨臨全會,即時發佈最新相片及文章。攝 : 陳弘岱/端傳媒

與民合作 新聞製產新模式

在國外,不少老牌媒體都早已積極投入與民眾合作的新聞製作模式,例如有線美國電視新聞網(CNN)設置專屬的公民新聞平台──CNN iReport,鼓勵民眾提供新聞素材,之後更設立了公民新聞獎“iReport Award”。英國《衛報》則是在經歷幾次重大事件後,發覺民眾提供的資訊能促成新聞報導的突破,因此成立了“GuardianWitness”,不但鼓勵民眾提供訊息,也會主動設定議題,再邀請民眾提供資訊,並從中製作新聞。

之後更與電信業者合作,推出“EE Guardian Witness”,作為全世界第一個公民記者行動軟體。不只是邀請民眾提供素材,“EE Guardian Witness”背後有一組專業編輯領軍,設定互動主題、邀請各地民眾採寫即時新聞。

「不過國外大型媒體並不會去競爭『即時新聞』,對他們來說,那是小報在做的,他們的品牌區隔在於深度報導。面對網路崛起和科技進步,他們思考的是如何運用技術改變報導形式,而非內容。」劉昌德說道。

不幸的是,台灣科技與經濟並沒有同步發展,加上過去文人辦報的風氣已衰弱,現在的媒體經營者往往只是生意人,少了將新聞產業視為文化一環,只把媒體當成商業。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中正大學社科院副院長胡元輝說,在經濟疲軟的前提下,台灣媒體高層又沒有理念支撐,在投資上只會越趨保守,最後以縮減人力和便宜行事的手段,應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因此在台灣,公民與媒體的合作模式,只建立在「爆料」層次,而沒有更加良性的成長。

新聞環境就像台灣的電視產業,十年間老闆不願投資,節目品質低落、人才外流,惡性循環加劇,但觀眾對於優質節目的需求並未消失,只能向外尋求。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

如何遏止媒體環境持續惡化?胡元輝認為,媒體的工會應成為第一道防線,「媒體從業人員的勞動價值和勞動狀況在現況下越來越糟,除非透過工會要求資方重新分配資源,將人力投資在好的報導上,否則只會爛下去罷了。」

1997年成立的老牌獨立媒體──苦勞網,當年創辦人之一的孫窮理也直言,工會必須考慮媒體環境惡劣下的外部問題,「現在媒體會用大量的工讀生來抄網路、改新聞,擴充即時新聞的量。久了以後,老闆難道不會覺得:『我養工讀生就可以做的事,養記者幹嘛?』」不阻止環境繼續惡劣,讓新聞產製重回生產有品質的內容上,或許有一天,記者的工作都將被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胡元輝認為,一個相對優質的「對照組」,或許可成為刺激主流媒體改善的契機,「像是透過政府以基金會方式提供補助,讓優質新聞能取得資金。另外政府投資公共媒體也是一條路徑。」

而台灣這幾年蓬勃發展的非主流媒體,也的確是對主流媒體弱化的反思和回應,許多重大事件中,非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與深度報導內容,都讓它們擴大自身的觸擊率。例如近年因為食品安全議題,讓深入報導農業、食安的非主流媒體「上下游」受到許多重視。非主流媒體選擇以相對有限的人力資源,深掘議題各種面向的報導方式,逐步建立起品牌的獨特性和支持度,走出不與主流媒體搶攻流量的路。

孫窮理分析,「近幾年台灣幾個非主流媒體的募款能量,加上近期出現以群眾募資方式成立的新興媒體,加起來幾乎能得到新台幣1千萬上下的資金。而要能對主流媒體產生壓力,就要看非主流媒體有沒有能耐撐起這片市場,並且擴大募款能量。」

不過孫窮理也提醒,近年的重大社會爭議,雖然讓非主流媒體的能見度提升,但也標示出非主流媒體與政治版圖變動間的因果關係──對於執政團隊的不滿,反應在支持深入報導政府缺失的非主流媒體上。但是,若當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後,非主流媒體是否還能獲得支持,抑或在議題上是否還能維持一貫的批判立場,都還有待觀察。

當然,不論是強化工會談判能力,或者提升非主流媒體的影響力,仍需要時間經營;只是,現時媒體高層不願投入資源,媒體環境持續惡化,卻已刻不容緩。劉昌德感慨,新聞環境就像台灣的電視產業,十年間老闆不願投資,節目品質低落、人才外流,惡性循環加劇,但觀眾對於優質節目的需求並未消失,只能向外尋求。如今新聞產業也已走上影視產業這條血淋淋的路。能否捱過寒冬,多數記者心中早已不敢抱着期待。

(為了保護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數受訪者採用化名,特此向讀者說明。)

內容農場

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是指圖謀網路廣告等商業利益的專業公司,以取得網路流量為主要目標。內容農場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手段,大量、快速的生產品質不穩定的網路文章,並會針對熱門搜索關鍵字,以人工或機器製造大量網站內容的手法欺騙搜尋引擎,使他們製造的網頁能夠優先出現在搜索結果的前段,進而提高點閱率及滿足客戶搜尋引擎優化需求,或是藉大量的點閱流量圖謀網路廣告收益。內容農場製造的文章,多半低素質、不具參考價值,而且摻雜着許多廣告式的連結,數量多時,每日可生產數千篇。內容農場雖有爭議,但支持者認為,從商業角度來看,內容農場通常根據搜尋引擎關鍵字分析來指派作家的寫作內容,這些關鍵字代表了「真正的市場需求」,這是傳統新聞業所缺乏的。(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陶氏數位新聞中心

陶氏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於2010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成立,透過研究與課程、教材的研發,幫助新聞從業人員、新聞組織及新聞學領域的教師、相關媒體領域的政策制訂者,理解與適應數位化潮流與新的數位科技如何影響與改變新聞產製與新聞閱讀的方式。2015年初,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宣布,接受長期合作的奈氏基金會(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高達300萬美元的贊助,擴大創新新聞室的研究計畫,以發掘新聞學與變動科技間的關係,讓新聞從業人員與教育者能夠符合未來的資訊需求,最終能在快速演變的資訊生態系統中強化新聞工作力。有了奈氏基金會的支持,陶氏中心被視為數位新聞實務與研究領域的先驅。(資料來自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媒體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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