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 香港 港珠澳大橋四

港珠澳大橋調查:香港人,你是哪裏人?

大橋改變的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界,也模糊生活方式與心理空間,當有一天我們往返三地生活,「我是哪裏人」或許是人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中國國旗與香港區旗一起飄揚。攝:Alex Ogle/AFP
中國國旗與香港區旗一起飄揚。攝:Alex Ogle/AFP

下午3時, 47歲的張一輝穿着筆挺西裝,手持黑色公事包,急步走出位於香港旺角的辦公室,趕往上環港澳碼頭。

他邊走邊看錶,踏入碼頭閘口後,將香港身分證插入「e道」(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的閘機, 5分鐘就順利過關,然後登船赴澳。

1小時後到達澳門,張一輝看到來自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旅客在入境櫃位前排成一條長龍,但他心想,這與他何干? 他心裏帶點優越感,從錢包中拿出澳門身份證,走向澳門「e道」,不消30秒又順利過關,入境澳門。

2分鐘後,張一輝已走出澳門外港碼頭,登上掛着粵澳兩地車牌的私家車,直驅珠海橫琴。他是美聯物業澳門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正趕着去推銷一個新樓盤。

全程不足1個半小時,他已跨越港澳珠三地,天還未黑。

過去13年,張一輝逾千次如此 三地跨越,現在他每星期 5 天住在澳門,工作在香港、澳門與珠海間穿梭,哪裏有新樓盤推出,他便走到哪裏推銷,週末兩天則盡量回香港與家人團聚。港珠澳大橋還未落成,他早已習慣跨越邊界過生活。 在本港700萬人中,張一輝的生活方式已不是特例。根據香港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經常往返中國內地和澳門工作的香港人,由 2006 年的43167人,升至2011年的60318人,這數字多年來不斷上升。

不難預料,港珠澳大橋落成以後,在三地往返生活的人將愈來愈多,大橋改變的不僅是地理空間,也改變著生活方式及人們的心理狀況。

三地人

張一輝目前家在香港,住在珠海,工作在澳門。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張一輝目前家在香港,住在珠海,工作在澳門。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張一輝還記得,他第一次去澳門是在2002年。

「當時從香港前往澳門的船上,只有4個男人,當年香港人去澳門,不是嫖就是賭。」張一輝笑着說,但他當日不是為嫖為賭,而是去開拓當地房地產市場。

2001年,澳門開放博彩業。張一輝當時在美聯物業出任測量部董事,看准當地房地產市場必會因賭權開放而帶旺,大膽向總公司提出去澳門做開荒牛。多次實地視察後,第一間美聯澳門分店於 2004年6月在澳門新馬路開業。從此,他開始港澳兩地走,實現了港澳兩地人身份。

恰如張一輝所預期,澳門房地產市道自2004年初開始一直上揚。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澳門住宅單位呎價由2004年的港幣801元,升至2014年的8636元,10年間升逾 10倍。

樓價上升帶動彼鄰發展,毗連澳門的珠海挾着港珠澳大橋之名,新樓愈蓋愈多。投資者紛紛大手入市,張一輝自己亦以人民幣150萬元,購入大橋附近、珠海情侶南路一個 1500平方呎的海景單位,呎價1000元,並因而獲得粵澳兩地車牌。

當年珠海政府為吸引外資,購買人民幣100萬以上的房產,即可獲贈粵港兩地車牌。珠海與澳門相連,開車跨境只須5分鐘,加上內地消費又較低,張一輝索性遷入珠海新屋。

於是他家在香港,住在珠海,工作在澳門。張一輝自言在珠海生活,居住面積寬敞,天天起床也看到海景,吃飯、聘請家務助理及養車都比港澳便宜,十分享受。不過,他坦言美滿背後,亦有不好之處,「部分國內樓的用料不太好,經常漏水,窗又薄,隔音不好。」張一輝稱為了避免常常維修,故在自住4年後,以人民幣200萬元出售該單位,重返工作地澳門租屋住。

張一輝的妻子及一子一女,一直沒有隨他到澳門居住,仍然留在香港。張一輝解釋,「起初我去澳門時,都不知是否能長久發展,加上我認為香港的教育水平,比澳門高,便讓孩子留在香港,由太太照顧。」從澳門到張一輝位於香港藍田的家,只須大概2小時,初到澳門時,因掛心孩子年幼,他經常一週花4天回香港陪家人,如今子女成長了,他便改為週六、日待在香港陪家人,週一才回澳門工作。

三地往來,為賺錢為打拼,對於務實的香港仔來說, 不當作一回事。不過,三地發展與三地人的優劣,就自然會在相互交往中赤裸地一較高低。

在張一輝看來,香港人醒目能幹。 2004年中,他帶同15名香港營業員到澳門打拼,「香港人醒目且靈活變通,譬如客人表示不夠錢裝修,他們能即時向客人提供高借貸額的銀行資料,促成交易。」

但多年以後,張一輝明顯感覺香港人優勢越來越弱。張認為有些香港人的工作態度,落後於內地人,他甚至評論說,部分香港人與澳門人,都不及內地人搏殺。「試過有一宗交易,客人要求開車送他們去內地一個頗偏遠的地方,酬金是2000元人民幣。當時的港澳經紀都不接,認為那 2000元僅夠去一次台灣旅行,不想辛苦,反而內地的經紀,就搶着去接那宗生意。」

目前,澳門美聯員工數目超過100人,前線銷售人員,幾乎全是澳門人,因為他們較熟悉當地地理環境,不用如外來人員般需要加以培訓。而內地的地產經紀,大多看準港珠澳大橋落成後會令珠海樓市升溫,故選擇留在該處發展。

「香港人早已沒優勢,香港人還以為自己好高貴。」張解釋說,數據顯示現實,香港GDP由 1997 年佔全中國15.6% ,至2013年大幅下跌到2.9% ,「你看對中國而言,香港已沒優勢。」

隨即他再加一句:「對世界各國而言,香港亦沒優勢。」繼2013年上海自貿區成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 2015年3 月,通過在廣東、天津和福建再成立3個自貿區,張一輝認為︰「對世界而言,不再需要經過香港,便可直接進入大陸營商。」

你是哪裏人

在張一輝看來,香港正在向下滑,而內地則向上升,按照這現實邏輯,他的推論是「不用太着重自己是什麼人,都是中國人」。

不過在中國內地,新朋友見面,總習慣問對方「你是哪裏人」。張一輝也多次面對這樣的提問。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珠海參觀一個新樓盤,他用流利的普通話跟當地發展商閒談,談了大半天後,對方突然問他是哪裏人。「老實,我的普通話說得再好,內地人都會聽得出我不是內地人,因為當年我還未有澳門身份證,於是我就答是香港人。」張一輝回憶說,「不過 2015 年後,因為我已取得澳門身分證,公司要我去珠海橫琴的新樓盤出席銷售會時,當地發展商問我是哪裏人,我都答是澳門人。」

我的根在香港,子女也在香港,所以我會看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裏面的香港人⋯⋯

張一輝

張一輝說,這些提問他很少放上心,但今天記者一再問他,他懊惱了。

「我的根在香港,子女也在香港,所以我會看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裏面的香港人⋯⋯ 」張一輝說,在他看來,現實是香港正在向下滑,而內地則向上升,按照這現實邏輯,「不用太着重自己是什麼人,都是中國人」。「其實香港、澳門都是同一個國家,都是中國人,再過十年,根本就不用區分是什麼人。」

34 歲的譚沛嶸,也是與張一輝差不多同一時期從香港去澳門發展的。

譚沛嶸是室內設計師, 2002年,他姐姐嫁到澳門,留意到澳門地產發展,室內設計需求增加,於是介紹譚沛嶸進軍澳門市場。

「當年我才23歲,一來澳門就獲得4宗生意,其中 1 宗還是位於澳門南環湖景豪庭的示範單位設計,見有發展機會,我當然恃着年輕膽粗粗,決定到澳門闖一翻事業。」之後,他把自己的室內設計作品圖放在家居雜誌,吸引新客源,同時又透過舊客戶轉介,生意慢慢上了軌道。

儘管在澳門發展事業,譚沛嶸也始終認為香港是他的根。「我不時會返香港參加香港室內設計協會舉辦的聚會,有新會員加入時,我會被主持人介紹我是澳門人,每次我聽到,都會立即澄清自己是香港人。或許因為我來自澳門公司,故標籤了我是澳門人吧。」

每次被稱為澳門人,我都會想起許多往事,會回想如果當年沒去澳門,我會怎樣呢?香港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為何我要去別處發展?

譚沛嶸

每次被香港人誤稱為澳門人時,頭一刻都會得啖笑,但再想下去,譚沛嶸就會感到失落。「每次被稱為澳門人,我都會想起許多往事,會回想如果當年沒去澳門,我會怎樣呢?香港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為何我要去別處發展?又會想起多年來的成敗、碰過的釘子,異鄉人在別處的點點,都會酸一酸。」

在接觸內地客人,或在澳門家居展覽參展,甚至在澳門或內地的業界聚餐會上,譚亦不時會被內地人或澳門人,問及是哪裏人,他會答說︰「我是香港人,又是澳門人,對方聽到後,反而會很有興趣想聽我的故事,從而打開話題。」

澳門大三巴牌坊,兩名市民在閒聊。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澳門大三巴牌坊,兩名市民在閒聊。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他們找數都是人民幣了,香港人,你收不收?

作為室內設計師,譚沛嶸經常去內地選購便宜的裝修材料。他記得10年前,初到中山市家具工廠,眼見廠內上百名工人汗流浹背的超級工廠印象,「工廠的環境簡陋,油漆味很重,一群工人低着頭苦幹10至12小時。」

2009年,這個中國是超級工廠的勞動印象,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當時剛接了一宗賭廳設計的生意,要經常出入賭場。我發現很多中國背景的財團到澳門開賭廳,內地人都變成疊馬仔(博彩中介人)。我見過一個疊馬仔,連續30多個小時,跟着客人去賭,那一刻,我覺得他們為賺快錢,真的豁出去了。」

再到1年多前,譚沛嶸在工作上需要使用智能家居服務,於是找了香港、澳門及內地三地的相關銷售人員,向他推銷。他指︰「澳門本地的比較懶懶閒,不太積極推銷﹔香港的比較市儈,要付了錢才會為你出主意﹔內地來的那個,我記得是一個來自青海的男生,他很有耐心去聆聽我的需要,並且在還沒付款前,已不吝嗇地為我提供了一些主意,他們懂得先了解客人的心,再去推銷合適的產品,很聰明,最後我買了他的服務,後來我更發現,內地銷售人員很流行去報讀一些專業課程,學習如何在每次推銷都令客人有深刻印象,香港及澳門人,真的應該急起直追。」

內地的這些變化,譚沛嶸說自己大多時候是抱着局外人的眼光觀察,但在澳門生活至今13年,他與澳門和內地的關係也不得不變得愈發密切,經濟互通更是不可避免。

「如果我沒去澳門,可能我會比現在本土的香港人,更加反自由行,更加排斥內地人。但這麼多年來,我的生意都是與他們一起做,現時我的客戶群中, 50%是澳門人, 50% 是國內人。他們找數都是人民幣了,香港人,你收不收?」他這樣問香港人,也問自己。

譚沛嶸認為內地及澳門的客人,都算是願意接受他的設計意見,不過他亦坦言,內地客人的態度,有時很視乎心情而定,「我現在的客人,較多是找我設計賭場的,涉及的金額較大,所以有時他們的心情會有上有落,都可以理解的。」

今年,譚沛嶸剛與澳門籍太太結婚,現已獲得澳門身份證,擁有雙重身份後,他表示心情會更複雜,「如果將來我有了孩子,孩子問我是哪裏人,我究竟答是香港人?澳門人?我不懂答。不過,其實到最後,七十年後、八十年後,大家還不都是大陸人,所以我現在也不區分自己是什麼人了。」

與譚沛嶸同一年從香港去澳門大學全職任教的余永逸,卻與以上兩人有另一種體會。他今年 43 歲,是澳門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2001年,正在香港大學修讀政治與公共行政學博士課程的余永逸,得悉一名老師在澳門大學籌辦一個課程,便以兼職身分,到澳門大學授課。第二年畢業時,香港經濟疲弱,失業率達7.8% ,香港的大學幾乎都不招人,他便選擇留在澳門大學繼續任教。

我文化上的身份,比較接近香港,因始終在香港長大,太太亦在香港,香港才是家,我自稱是香港人。

余永逸

現在,余永逸每星期一至五,都在澳門大學工作,下班後就回到澳門大學的宿舍休息,週六、日堅持回香港與妻子團聚。儘管生活和工作都在澳門,目前也有了澳門身份證,但他明言澳門只是他事業的地方。參加學術會議時,他只會說自己「來自澳門大學」,從不說自己是澳門人。

「我文化上的身份,比較接近香港,因始終在香港長大,太太亦在香港,香港才是家,我自稱是香港人。」儘管兩地交往日益密切,但余永逸明言,他並不希望在內地生活。在他看來,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文化和價值觀非常不同。

「我如今在大學接觸到的內地人,普遍都習慣耍官威,我作為香港人,是接受不了的。這種階級觀念,內地人自小有之。我覺得內地最非理想的生活環境,最大問題就是這種文化,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喜歡爭,上車要爭、買東西要爭、日常跟人溝通有矛盾時,都要爭誰是誰非,這樣的生活環境會好辛苦、好累,所以我是受不了的。」余永逸說。

目前,與余永逸同屬一學系的同事中,有近4成來自內地人,約3成是澳門人,其餘則來自香港及外國。

模糊的邊界,焦慮的身份

在余永逸眼中,內地這種機會主義文化,就是普遍香港人都不能接受的:「這是內地的生存方法,他們不會理會合法與否,公道與否,就如排隊,大家都是在找一個機會鑽入去,沒制度去管理,這是他們的生活模式。」

他並不否定香港人也是機會主義者,但仍認為與內地有所分別,香港人仍存有公義及公平性:「香港社會制度及文化都有底線,存在對別人的關心。」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指出,邊境模糊化(porous border),是政治地理學的概念,意即漏透的邊界,「中港表面上有邊界,但實質上從沒停止交流,自由行、一簽多行、港珠澳大橋等,全都在促進邊界的漏透。」

邊界的漏透會給個人帶來衝擊,但影響具體是什麼,則因個人歷史、文化及不同的經歷而不同。

「有機會導致香港人大陸化,或大陸人香港化,但亦有可能令本土身份更明確,例如近年多了內地人來港,香港人不滿對方的文化,產生差異感,感覺要排斥,對外,這種情緒反而加強本土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李家翹分析說。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今年6月公布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中顯示,受訪者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感有所回落,由去年底的42% ,跌至今年中的36% ,而 「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則有所上升,由18%增至22% 。

自由進出,意味隨時隨地也可穿越邊界,頻繁跨越三地者,慢慢會萌生一個想法,究竟我似哪邊的人,究竟我屬於哪個地方?

余永逸

回歸18年來,香港與中國內地、澳門的聯繫愈發緊密,不少香港人已經像張一輝、譚沛嶸、余永逸一樣,習慣跨境生活。不久之後,伴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的落成,三地的交流必將更加密切。

「之後三地生活水平愈趨接近,邊界就有機會變得容易穿透。自由進出,意味隨時隨地也可穿越邊界,頻繁跨越三地者,慢慢會萌生一個想法,究竟我似哪邊的人,究竟我屬於哪個地方?」余永逸說。

余永逸仍然相信,在一國兩制之下,加上不同的文化概念,還是會令三地的無形邊界得到鞏固。但隨着三地邊界的逐漸模糊化,「我屬於那個地方」或「我是哪裏人」或許是人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實習記者劉海棠對本文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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