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時， 47歲的張一輝穿着筆挺西裝，手持黑色公事包，急步走出位於香港旺角的辦公室，趕往上環港澳碼頭。
他邊走邊看錶，踏入碼頭閘口後，將香港身分證插入「e道」（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的閘機， 5分鐘就順利過關，然後登船赴澳。
1小時後到達澳門，張一輝看到來自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旅客在入境櫃位前排成一條長龍，但他心想，這與他何干？ 他心裏帶點優越感，從錢包中拿出澳門身份證，走向澳門「e道」，不消30秒又順利過關，入境澳門。
2分鐘後，張一輝已走出澳門外港碼頭，登上掛着粵澳兩地車牌的私家車，直驅珠海橫琴。他是美聯物業澳門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正趕着去推銷一個新樓盤。
全程不足1個半小時，他已跨越港澳珠三地，天還未黑。
過去13年，張一輝逾千次如此 三地跨越，現在他每星期 5 天住在澳門，工作在香港、澳門與珠海間穿梭，哪裏有新樓盤推出，他便走到哪裏推銷，週末兩天則盡量回香港與家人團聚。港珠澳大橋還未落成，他早已習慣跨越邊界過生活。
在本港700萬人中，張一輝的生活方式已不是特例。根據香港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經常往返中國內地和澳門工作的香港人，由 2006 年的43167人，升至2011年的60318人，這數字多年來不斷上升。
不難預料，港珠澳大橋落成以後，在三地往返生活的人將愈來愈多，大橋改變的不僅是地理空間，也改變著生活方式及人們的心理狀況。
三地人
張一輝還記得，他第一次去澳門是在2002年。
「當時從香港前往澳門的船上，只有4個男人，當年香港人去澳門，不是嫖就是賭。」張一輝笑着說，但他當日不是為嫖為賭，而是去開拓當地房地產市場。
2001年，澳門開放博彩業。張一輝當時在美聯物業出任測量部董事，看准當地房地產市場必會因賭權開放而帶旺，大膽向總公司提出去澳門做開荒牛。多次實地視察後，第一間美聯澳門分店於 2004年6月在澳門新馬路開業。從此，他開始港澳兩地走，實現了港澳兩地人身份。
恰如張一輝所預期，澳門房地產市道自2004年初開始一直上揚。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澳門住宅單位呎價由2004年的港幣801元，升至2014年的8636元，10年間升逾 10倍。
樓價上升帶動彼鄰發展，毗連澳門的珠海挾着港珠澳大橋之名，新樓愈蓋愈多。投資者紛紛大手入市，張一輝自己亦以人民幣150萬元，購入大橋附近、珠海情侶南路一個 1500平方呎的海景單位，呎價1000元，並因而獲得粵澳兩地車牌。
當年珠海政府為吸引外資，購買人民幣100萬以上的房產，即可獲贈粵港兩地車牌。珠海與澳門相連，開車跨境只須5分鐘，加上內地消費又較低，張一輝索性遷入珠海新屋。
於是他家在香港，住在珠海，工作在澳門。張一輝自言在珠海生活，居住面積寬敞，天天起床也看到海景，吃飯、聘請家務助理及養車都比港澳便宜，十分享受。不過，他坦言美滿背後，亦有不好之處，「部分國內樓的用料不太好，經常漏水，窗又薄，隔音不好。」張一輝稱為了避免常常維修，故在自住4年後，以人民幣200萬元出售該單位，重返工作地澳門租屋住。
張一輝的妻子及一子一女，一直沒有隨他到澳門居住，仍然留在香港。張一輝解釋，「起初我去澳門時，都不知是否能長久發展，加上我認為香港的教育水平，比澳門高，便讓孩子留在香港，由太太照顧。」從澳門到張一輝位於香港藍田的家，只須大概2小時，初到澳門時，因掛心孩子年幼，他經常一週花4天回香港陪家人，如今子女成長了，他便改為週六、日待在香港陪家人，週一才回澳門工作。
三地往來，為賺錢為打拼，對於務實的香港仔來說， 不當作一回事。不過，三地發展與三地人的優劣，就自然會在相互交往中赤裸地一較高低。
在張一輝看來，香港人醒目能幹。 2004年中，他帶同15名香港營業員到澳門打拼，「香港人醒目且靈活變通，譬如客人表示不夠錢裝修，他們能即時向客人提供高借貸額的銀行資料，促成交易。」
但多年以後，張一輝明顯感覺香港人優勢越來越弱。張認為有些香港人的工作態度，落後於內地人，他甚至評論說，部分香港人與澳門人，都不及內地人搏殺。「試過有一宗交易，客人要求開車送他們去內地一個頗偏遠的地方，酬金是2000元人民幣。當時的港澳經紀都不接，認為那 2000元僅夠去一次台灣旅行，不想辛苦，反而內地的經紀，就搶着去接那宗生意。」
目前，澳門美聯員工數目超過100人，前線銷售人員，幾乎全是澳門人，因為他們較熟悉當地地理環境，不用如外來人員般需要加以培訓。而內地的地產經紀，大多看準港珠澳大橋落成後會令珠海樓市升溫，故選擇留在該處發展。
「香港人早已沒優勢，香港人還以為自己好高貴。」張解釋說，數據顯示現實，香港GDP由 1997 年佔全中國15.6％ ，至2013年大幅下跌到2.9％ ，「你看對中國而言，香港已沒優勢。」
隨即他再加一句：「對世界各國而言，香港亦沒優勢。」繼2013年上海自貿區成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 2015年3 月，通過在廣東、天津和福建再成立3個自貿區，張一輝認為︰「對世界而言，不再需要經過香港，便可直接進入大陸營商。」
你是哪裏人
在張一輝看來，香港正在向下滑，而內地則向上升，按照這現實邏輯，他的推論是「不用太着重自己是什麼人，都是中國人」。
不過在中國內地，新朋友見面，總習慣問對方「你是哪裏人」。張一輝也多次面對這樣的提問。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珠海參觀一個新樓盤，他用流利的普通話跟當地發展商閒談，談了大半天後，對方突然問他是哪裏人。「老實，我的普通話說得再好，內地人都會聽得出我不是內地人，因為當年我還未有澳門身份證，於是我就答是香港人。」張一輝回憶說，「不過 2015 年後，因為我已取得澳門身分證，公司要我去珠海橫琴的新樓盤出席銷售會時，當地發展商問我是哪裏人，我都答是澳門人。」
我的根在香港，子女也在香港，所以我會看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裏面的香港人⋯⋯
張一輝說，這些提問他很少放上心，但今天記者一再問他，他懊惱了。
「我的根在香港，子女也在香港，所以我會看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裏面的香港人⋯⋯ 」張一輝說，在他看來，現實是香港正在向下滑，而內地則向上升，按照這現實邏輯，「不用太着重自己是什麼人，都是中國人」。「其實香港、澳門都是同一個國家，都是中國人，再過十年，根本就不用區分是什麼人。」
34 歲的譚沛嶸，也是與張一輝差不多同一時期從香港去澳門發展的。
譚沛嶸是室內設計師， 2002年，他姐姐嫁到澳門，留意到澳門地產發展，室內設計需求增加，於是介紹譚沛嶸進軍澳門市場。
「當年我才23歲，一來澳門就獲得4宗生意，其中 1 宗還是位於澳門南環湖景豪庭的示範單位設計，見有發展機會，我當然恃着年輕膽粗粗，決定到澳門闖一翻事業。」之後，他把自己的室內設計作品圖放在家居雜誌，吸引新客源，同時又透過舊客戶轉介，生意慢慢上了軌道。
儘管在澳門發展事業，譚沛嶸也始終認為香港是他的根。「我不時會返香港參加香港室內設計協會舉辦的聚會，有新會員加入時，我會被主持人介紹我是澳門人，每次我聽到，都會立即澄清自己是香港人。或許因為我來自澳門公司，故標籤了我是澳門人吧。」
每次被稱為澳門人，我都會想起許多往事，會回想如果當年沒去澳門，我會怎樣呢？香港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為何我要去別處發展？
每次被香港人誤稱為澳門人時，頭一刻都會得啖笑，但再想下去，譚沛嶸就會感到失落。「每次被稱為澳門人，我都會想起許多往事，會回想如果當年沒去澳門，我會怎樣呢？香港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為何我要去別處發展？又會想起多年來的成敗、碰過的釘子，異鄉人在別處的點點，都會酸一酸。」
在接觸內地客人，或在澳門家居展覽參展，甚至在澳門或內地的業界聚餐會上，譚亦不時會被內地人或澳門人，問及是哪裏人，他會答說︰「我是香港人，又是澳門人，對方聽到後，反而會很有興趣想聽我的故事，從而打開話題。」
他們找數都是人民幣了，香港人，你收不收？
作為室內設計師，譚沛嶸經常去內地選購便宜的裝修材料。他記得10年前，初到中山市家具工廠，眼見廠內上百名工人汗流浹背的超級工廠印象，「工廠的環境簡陋，油漆味很重，一群工人低着頭苦幹10至12小時。」
2009年，這個中國是超級工廠的勞動印象，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當時剛接了一宗賭廳設計的生意，要經常出入賭場。我發現很多中國背景的財團到澳門開賭廳，內地人都變成疊馬仔（博彩中介人）。我見過一個疊馬仔，連續30多個小時，跟着客人去賭，那一刻，我覺得他們為賺快錢，真的豁出去了。」
再到1年多前，譚沛嶸在工作上需要使用智能家居服務，於是找了香港、澳門及內地三地的相關銷售人員，向他推銷。他指︰「澳門本地的比較懶懶閒，不太積極推銷﹔香港的比較市儈，要付了錢才會為你出主意﹔內地來的那個，我記得是一個來自青海的男生，他很有耐心去聆聽我的需要，並且在還沒付款前，已不吝嗇地為我提供了一些主意，他們懂得先了解客人的心，再去推銷合適的產品，很聰明，最後我買了他的服務，後來我更發現，內地銷售人員很流行去報讀一些專業課程，學習如何在每次推銷都令客人有深刻印象，香港及澳門人，真的應該急起直追。」
內地的這些變化，譚沛嶸說自己大多時候是抱着局外人的眼光觀察，但在澳門生活至今13年，他與澳門和內地的關係也不得不變得愈發密切，經濟互通更是不可避免。
「如果我沒去澳門，可能我會比現在本土的香港人，更加反自由行，更加排斥內地人。但這麼多年來，我的生意都是與他們一起做，現時我的客戶群中， 50%是澳門人， 50% 是國內人。他們找數都是人民幣了，香港人，你收不收？」他這樣問香港人，也問自己。
譚沛嶸認為內地及澳門的客人，都算是願意接受他的設計意見，不過他亦坦言，內地客人的態度，有時很視乎心情而定，「我現在的客人，較多是找我設計賭場的，涉及的金額較大，所以有時他們的心情會有上有落，都可以理解的。」
今年，譚沛嶸剛與澳門籍太太結婚，現已獲得澳門身份證，擁有雙重身份後，他表示心情會更複雜，「如果將來我有了孩子，孩子問我是哪裏人，我究竟答是香港人？澳門人？我不懂答。不過，其實到最後，七十年後、八十年後，大家還不都是大陸人，所以我現在也不區分自己是什麼人了。」
與譚沛嶸同一年從香港去澳門大學全職任教的余永逸，卻與以上兩人有另一種體會。他今年 43 歲，是澳門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2001年，正在香港大學修讀政治與公共行政學博士課程的余永逸，得悉一名老師在澳門大學籌辦一個課程，便以兼職身分，到澳門大學授課。第二年畢業時，香港經濟疲弱，失業率達7.8% ，香港的大學幾乎都不招人，他便選擇留在澳門大學繼續任教。
我文化上的身份，比較接近香港，因始終在香港長大，太太亦在香港，香港才是家，我自稱是香港人。
現在，余永逸每星期一至五，都在澳門大學工作，下班後就回到澳門大學的宿舍休息，週六、日堅持回香港與妻子團聚。儘管生活和工作都在澳門，目前也有了澳門身份證，但他明言澳門只是他事業的地方。參加學術會議時，他只會說自己「來自澳門大學」，從不說自己是澳門人。
「我文化上的身份，比較接近香港，因始終在香港長大，太太亦在香港，香港才是家，我自稱是香港人。」儘管兩地交往日益密切，但余永逸明言，他並不希望在內地生活。在他看來，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文化和價值觀非常不同。
「我如今在大學接觸到的內地人，普遍都習慣耍官威，我作為香港人，是接受不了的。這種階級觀念，內地人自小有之。我覺得內地最非理想的生活環境，最大問題就是這種文化，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喜歡爭，上車要爭、買東西要爭、日常跟人溝通有矛盾時，都要爭誰是誰非，這樣的生活環境會好辛苦、好累，所以我是受不了的。」余永逸說。
目前，與余永逸同屬一學系的同事中，有近4成來自內地人，約3成是澳門人，其餘則來自香港及外國。
模糊的邊界，焦慮的身份
在余永逸眼中，內地這種機會主義文化，就是普遍香港人都不能接受的：「這是內地的生存方法，他們不會理會合法與否，公道與否，就如排隊，大家都是在找一個機會鑽入去，沒制度去管理，這是他們的生活模式。」
他並不否定香港人也是機會主義者，但仍認為與內地有所分別，香港人仍存有公義及公平性：「香港社會制度及文化都有底線，存在對別人的關心。」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指出，邊境模糊化（porous border），是政治地理學的概念，意即漏透的邊界，「中港表面上有邊界，但實質上從沒停止交流，自由行、一簽多行、港珠澳大橋等，全都在促進邊界的漏透。」
邊界的漏透會給個人帶來衝擊，但影響具體是什麼，則因個人歷史、文化及不同的經歷而不同。
「有機會導致香港人大陸化，或大陸人香港化，但亦有可能令本土身份更明確，例如近年多了內地人來港，香港人不滿對方的文化，產生差異感，感覺要排斥，對外，這種情緒反而加強本土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李家翹分析說。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今年6月公布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中顯示，受訪者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感有所回落，由去年底的42% ，跌至今年中的36% ，而 「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則有所上升，由18%增至22% 。
自由進出，意味隨時隨地也可穿越邊界，頻繁跨越三地者，慢慢會萌生一個想法，究竟我似哪邊的人，究竟我屬於哪個地方？
回歸18年來，香港與中國內地、澳門的聯繫愈發緊密，不少香港人已經像張一輝、譚沛嶸、余永逸一樣，習慣跨境生活。不久之後，伴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的落成，三地的交流必將更加密切。
「之後三地生活水平愈趨接近，邊界就有機會變得容易穿透。自由進出，意味隨時隨地也可穿越邊界，頻繁跨越三地者，慢慢會萌生一個想法，究竟我似哪邊的人，究竟我屬於哪個地方？」余永逸說。
余永逸仍然相信，在一國兩制之下，加上不同的文化概念，還是會令三地的無形邊界得到鞏固。但隨着三地邊界的逐漸模糊化，「我屬於那個地方」或「我是哪裏人」或許是人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實習記者劉海棠對本文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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