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时， 47岁的张一辉穿着笔挺西装，手持黑色公事包，急步走出位于香港旺角的办公室，赶往上环港澳码头。
他边走边看表，踏入码头闸口后，将香港身分证插入“e道”（自助出入境检查系统）的闸机， 5分钟就顺利过关，然后登船赴澳。
1小时后到达澳门，张一辉看到来自香港及中国内地的旅客在入境柜位前排成一条长龙，但他心想，这与他何干？ 他心里带点优越感，从钱包中拿出澳门身份证，走向澳门“e道”，不消 30 秒又顺利过关，入境澳门。
2分钟后，张一辉已走出澳门外港码头，登上挂着粤澳两地车牌的私家车，直驱珠海横琴。他是美联物业澳门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正赶着去推销一个新楼盘。
全程不足 1 个半小时，他已跨越港澳珠三地，天还未黑。
过去13年，张一辉逾千次如此 三地跨越，现在他每星期5天住在澳门，工作在香港、澳门与珠海间穿梭，哪里有新楼盘推出，他便走到哪里推销，周末两天则尽量回香港与家人团聚。港珠澳大桥还未落成，他早已习惯跨越边界过生活。
在本港 700 万人中，张一辉的生活方式已不是特例。根据香港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经常往返中国内地和澳门工作的香港人，由2006年的43167 人，升至2011年的60318人，这数字多年来不断上升。
不难预料，港珠澳大桥落成以后，在三地往返生活的人将愈来愈多，大桥改变的不仅是地理空间，也改变着生活方式及人们的心理状况。
三地人
张一辉还记得，他第一次去澳门是在2002年。
“当时从香港前往澳门的船上，只有4个男人，当年香港人去澳门，不是嫖就是赌。”张一辉笑着说，但他当日不是为嫖为赌，而是去开拓当地房地产市场。
2001年，澳门开放博彩业。张一辉当时在美联物业出任测量部董事，看准当地房地产市场必会因赌权开放而带旺，大胆向总公司提出去澳门做开荒牛。多次实地视察后，第一间美联澳门分店于 2004年6月在澳门新马路开业。从此，他开始港澳两地走，实现了港澳两地人身份。
恰如张一辉所预期，澳门房地产市道自2004年初开始一直上扬。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澳门住宅单位呎价由 2004年的港币801元，升至 2014 年的8636 元，十年间升逾10倍。
楼价上升带动彼邻发展，毗连澳门的珠海挟着港珠澳大桥之名，新楼愈盖愈多。投资者纷纷大手入市，张一辉自己亦以人民币150万元，购入大桥附近、珠海情侣南路一个 1500平方呎的海景单位，呎价1000元，并因而获得粤澳两地车牌。
当年珠海政府为吸引外资，购买人民币100万以上的房产，即可获赠粤港两地车牌。珠海与澳门相连，开车跨境只须5分钟，加上内地消费又较低，张一辉索性迁入珠海新屋。
于是他家在香港，住在珠海，工作在澳门。张一辉自言在珠海生活，居住面积宽敞，天天起床也看到海景，吃饭、聘请家务助理及养车都比港澳便宜，十分享受。不过，他坦言美满背后，亦有不好之处，“部分国内楼的用料不太好，经常漏水，窗又薄，隔音不好。”张一辉称为了避免常常维修，故在自住4年后，以人民币200万元出售该单位，重返工作地澳门租屋住。
张一辉的妻子及一子一女，一直没有随他到澳门居住，仍然留在香港。张一辉解释，“起初我去澳门时，都不知是否能长久发展，加上我认为香港的教育水平，比澳门高，便让孩子留在香港，由太太照顾。”从澳门到张一辉位于香港蓝田的家，只须大概2小时，初到澳门时，因挂心孩子年幼，他经常一周花4天回香港陪家人，如今子女成长了，他便改为周六、日待在香港陪家人，周一才回澳门工作。
三地往来，为赚钱为打拼，对于务实的香港仔来说， 不当作一回事。不过，三地发展与三地人的优劣，就自然会在相互交往中赤裸地一较高低。
在张一辉看来，香港人醒目能干。 2004年中，他带同15名香港营业员到澳门打拼，“香港人醒目且灵活变通，譬如客人表示不够钱装修，他们能即时向客人提供高借贷额的银行资料，促成交易。”
但多年以后，张一辉明显感觉香港人优势越来越弱。张认为有些香港人的工作态度，落后于内地人，他甚至评论说，部分香港人与澳门人，都不及内地人搏杀。“试过有一宗交易，客人要求开车送他们去内地一个颇偏远的地方，酬金是 2000 元人民币。当时的港澳经纪都不接，认为那 2000 元仅够去一次台湾旅行，不想辛苦，反而内地的经纪，就抢着去接那宗生意。”
目前，澳门美联员工数目超过100人，前线销售人员，几乎全是澳门人，因为他们较熟悉当地地理环境，不用如外来人员般需要加以培训。而内地的地产经纪，大多看准港珠澳大桥落成后会令珠海楼市升温，故选择留在该处发展。
“香港人早已没优势，香港人还以为自己好高贵。”张解释说，数据显示现实，香港GDP由 1997 年占全中国 15.6％ ，至 2013 年大幅下跌到 2.9％ ，“你看对中国而言，香港已没优势。”
随即他再加一句：“对世界各国而言，香港亦没优势。”继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15年3月，通过在广东、天津和福建再成立3个自贸区，张一辉认为︰“对世界而言，不再需要经过香港，便可直接进入大陆营商。”
你是哪里人
在张一辉看来，香港正在向下滑，而内地则向上升，按照这现实逻辑，他的推论是“不用太着重自己是什么人，都是中国人”。
不过在中国内地，新朋友见面，总习惯问对方“你是哪里人”。张一辉也多次面对这样的提问。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珠海参观一个新楼盘，他用流利的普通话跟当地发展商闲谈，谈了大半天后，对方突然问他是哪里人。“老实，我的普通话说得再好，内地人都会听得出我不是内地人，因为当年我还未有澳门身份证，于是我就答是香港人。”张一辉回忆说，“不过2015年后，因为我已取得澳门身分证，公司要我去珠海横琴的新楼盘出席销售会时，当地发展商问我是哪里人，我都答是澳门人。”
我的根在香港，子女也在香港，所以我会看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国里面的香港人……
张一辉说，这些提问他很少放上心，但今天记者一再问他，他懊恼了。
“我的根在香港，子女也在香港，所以我会看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国里面的香港人…… ”张一辉说，在他看来，现实是香港正在向下滑，而内地则向上升，按照这现实逻辑，“不用太着重自己是什么人，都是中国人”。“其实香港、澳门都是同一个国家，都是中国人，再过十年，根本就不用区分是什么人。”
34岁的谭沛嵘，也是与张一辉差不多同一时期从香港去澳门发展的。
谭沛嵘是室内设计师， 2002年，他姐姐嫁到澳门，留意到澳门地产发展，室内设计需求增加，于是介绍谭沛嵘进军澳门市场。
“当年我才23岁，一来澳门就获得 4 宗生意，其中1宗还是位于澳门南环湖景豪庭的示范单位设计，见有发展机会，我当然恃着年轻胆粗粗，决定到澳门闯一翻事业。”之后，他把自己的室内设计作品图放在家居杂志，吸引新客源，同时又透过旧客户转介，生意慢慢上了轨道。
尽管在澳门发展事业，谭沛嵘也始终认为香港是他的根。“我不时会返香港参加香港室内设计协会举办的聚会，有新会员加入时，我会被主持人介绍我是澳门人，每次我听到，都会立即澄清自己是香港人。或许因为我来自澳门公司，故标签了我是澳门人吧。”
每次被称为澳门人，我都会想起许多往事，会回想如果当年没去澳门，我会怎样呢？香港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为何我要去别处发展？
每次被香港人误称为澳门人时，头一刻都会得啖笑，但再想下去，谭沛嵘就会感到失落。“每次被称为澳门人，我都会想起许多往事，会回想如果当年没去澳门，我会怎样呢？香港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为何我要去别处发展？又会想起多年来的成败、碰过的钉子，异乡人在别处的点点，都会酸一酸。”
在接触内地客人，或在澳门家居展览参展，甚至在澳门或内地的业界聚餐会上，谭亦不时会被内地人或澳门人，问及是哪里人，他会答说︰“我是香港人，又是澳门人，对方听到后，反而会很有兴趣想听我的故事，从而打开话题。”
他们找数都是人民币了，香港人，你收不收？
作为室内设计师，谭沛嵘经常去内地选购便宜的装修材料。他记得10年前，初到中山市家具工厂，眼见厂内上百名工人汗流浃背的超级工厂印象，“工厂的环境简陋，油漆味很重，一群工人低着头苦干10至12小时。”
2009年，这个中国是超级工厂的劳动印象，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当时刚接了一宗赌厅设计的生意，要经常出入赌场。我发现很多中国背景的财团到澳门开赌厅，内地人都变成叠马仔（博彩中介人）。我见过一个叠马仔，连续30多个小时，跟着客人去赌，那一刻，我觉得他们为赚快钱，真的豁出去了。”
再到1年多前，谭沛嵘在工作上需要使用智能家居服务，于是找了香港、澳门及内地三地的相关销售人员，向他推销。他指︰“澳门本地的比较懒懒闲，不太积极推销﹔香港的比较市侩，要付了钱才会为你出主意﹔内地来的那个，我记得是一个来自青海的男生，他很有耐心去聆听我的需要，并且在还没付款前，已不吝啬地为我提供了一些主意，他们懂得先了解客人的心，再去推销合适的产品，很聪明，最后我买了他的服务，后来我更发现，内地销售人员很流行去报读一些专业课程，学习如何在每次推销都令客人有深刻印象，香港及澳门人，真的应该急起直追。”
内地的这些变化，谭沛嵘说自己大多时候是抱着局外人的眼光观察，但在澳门生活至今13年，他与澳门和内地的关系也不得不变得愈发密切，经济互通更是不可避免。
“如果我没去澳门，可能我会比现在本土的香港人，更加反自由行，更加排斥内地人。但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意都是与他们一起做，现时我的客户群中， 50%是澳门人， 50% 是国内人。他们找数都是人民币了，香港人，你收不收？”他这样问香港人，也问自己。
谭沛嵘认为内地及澳门的客人，都算是愿意接受他的设计意见，不过他亦坦言，内地客人的态度，有时很视乎心情而定，“我现在的客人，较多是找我设计赌场的，涉及的金额较大，所以有时他们的心情会有上有落，都可以理解的。”
今年，谭沛嵘刚与澳门籍太太结婚，现已获得澳门身份证，拥有双重身份后，他表示心情会更复杂，“如果将来我有了孩子，孩子问我是哪里人，我究竟答是香港人？澳门人？我不懂答。不过，其实到最后，七十年后、八十年后，大家还不都是大陆人，所以我现在也不区分自己是什么人了。”
与谭沛嵘同一年从香港去澳门大学全职任教的余永逸，却与以上两人有另一种体会。他今年43岁，是澳门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2001年，正在香港大学修读政治与公共行政学博士课程的余永逸，得悉一名老师在澳门大学筹办一个课程，便以兼职身分，到澳门大学授课。第二年毕业时，香港经济疲弱，失业率达7.8% ，香港的大学几乎都不招人，他便选择留在澳门大学继续任教。
我文化上的身份，比较接近香港，因始终在香港长大，太太亦在香港，香港才是家，我自称是香港人。
现在，余永逸每星期一至五，都在澳门大学工作，下班后就回到澳门大学的宿舍休息，周六、日坚持回香港与妻子团聚。尽管生活和工作都在澳门，目前也有了澳门身份证，但他明言澳门只是他事业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时，他只会说自己“来自澳门大学”，从不说自己是澳门人。
“我文化上的身份，比较接近香港，因始终在香港长大，太太亦在香港，香港才是家，我自称是香港人。”尽管两地交往日益密切，但余永逸明言，他并不希望在内地生活。在他看来，香港人与内地人的文化和价值观非常不同。
“我如今在大学接触到的内地人，普遍都习惯耍官威，我作为香港人，是接受不了的。这种阶级观念，内地人自小有之。我觉得内地最非理想的生活环境，最大问题就是这种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喜欢争，上车要争、买东西要争、日常跟人沟通有矛盾时，都要争谁是谁非，这样的生活环境会好辛苦、好累，所以我是受不了的。”余永逸说。
目前，与余永逸同属一学系的同事中，有近4成来自内地人，约3成是澳门人，其余则来自香港及外国。
模糊的边界，焦虑的身份
在余永逸眼中，内地这种机会主义文化，就是普遍香港人都不能接受的：“这是内地的生存方法，他们不会理会合法与否，公道与否，就如排队，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机会钻入去，没制度去管理，这是他们的生活模式。”
他并不否定香港人也是机会主义者，但仍认为与内地有所分别，香港人仍存有公义及公平性：“香港社会制度及文化都有底线，存在对别人的关心。”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师李家翘指出，边境模糊化（porous border），是政治地理学的概念，意即漏透的边界，“中港表面上有边界，但实质上从没停止交流，自由行、一签多行、港珠澳大桥等，全都在促进边界的漏透。”
边界的漏透会给个人带来冲击，但影响具体是什么，则因个人历史、文化及不同的经历而不同。
“有机会导致香港人大陆化，或大陆人香港化，但亦有可能令本土身份更明确，例如近年多了内地人来港，香港人不满对方的文化，产生差异感，感觉要排斥，对外，这种情绪反而加强本土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李家翘分析说。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于今年6月公布的香港市民身分认同调查中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身分的认同感有所回落，由去年底的42% ，跌至今年中的36% ，而 “中国人”身分的认同感，则有所上升，由 18%增至22% 。
自由进出，意味随时随地也可穿越边界，频繁跨越三地者，慢慢会萌生一个想法，究竟我似哪边的人，究竟我属于哪个地方？
回归 18 年来，香港与中国内地、澳门的联系愈发紧密，不少香港人已经像张一辉、谭沛嵘、余永逸一样，习惯跨境生活。不久之后，伴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落成，三地的交流必将更加密切。
“之后三地生活水平愈趋接近，边界就有机会变得容易穿透。自由进出，意味随时随地也可穿越边界，频繁跨越三地者，慢慢会萌生一个想法，究竟我似哪边的人，究竟我属于哪个地方？”余永逸说。
余永逸仍然相信，在一国两制之下，加上不同的文化概念，还是会令三地的无形边界得到巩固。但随着三地边界的逐渐模糊化，“我属于那个地方”或“我是哪里人”或许是人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实习记者刘海棠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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