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容我從三年前的一通電郵，開始講述這個人物故事。那時，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子，向其實是陌生人的我，懇切地寫道──
「在選取歷史事件的時候，敘述的遣詞用句，我已經盡量小心。力求好懂，力求有趣，保留了事件的面貌與沉重分量，同時把血腥的描述淡化……但，這樣就夠了嗎？我已經夠謹慎了嗎？
「在知與無知兩個極端之間，是一段很長的空白，我該落在哪一個緯度，才是最適當的、對孩子最好的？
「說到底，這個專欄的動機是不純的，並不是真的從編輯的立場來看，我們認為孩子該從小了解國家，才做出來這麼一個專欄，只是因為有一張胡說八道的大嘴已經向孩子們伸過去了，我們在無可選擇之下，才不得不捏出來一個喇叭，想要喊出另一種聲音……
「我很想知道，在媽媽看來，一個這樣的專欄，對孩子來說太殘忍了嗎？」
最「危險」的專欄
那是2012年，傳媒翻出《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後數月內的事。寫電郵的黃雅文是香港一份兒童雜誌的創辦人和編輯，而收電郵的我是記者也是媽媽。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發電郵時正值黃雅文寫《小國民大講堂》十講專欄最絕望的時刻。
「從未試過寫一個專欄，感到那樣危險。那種危險是，自己寫自己討論自己推翻自己刪除自己修改，怕哪裏做得不好，對小讀者烙印深遠……現在看來，那通電郵有一種病急亂投醫的感覺。」
黄雅文身子單薄，頭髮長長，説起話來語調輕柔卻又率性爽朗，而且滔滔不絕。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子，十多年來在香港撐起一家從兒童文學出發的出版社。早年她到不同學校講詩，借媽媽呀風呀這些親切熟悉的主題，啟發小朋友把聯想和感情化作詩句。但她觀察到一個現象──幾年下來，不同學校陸續添了中國主題的展板，而且來來去去只得三個題目︰科技、體育和經濟。
「我覺得這樣了解中國是偏頗的，但也明白要跟小學生講中國，有時不能太殘忍直白。」
後來有學校邀黃雅文講詩，表明主題必須圍繞大地祖國，她回應説這題材太宏大陌生，會讓小朋友無所適從，結果校方另覓講者。到了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她感到這種氣氛被推至巔峰，「小朋友對國家有很強的概念感，是好事也是壞事。如果我們擔心的是片面理解，那便是最壞的時刻了。」
但有句話叫「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果然才沒幾年，政府宣布計劃把德育及國民教育列為必修科目。「那時我手上有一本從相熟老師得來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感覺就是弊。危機迫近，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這個唸哲學出身、多年推動兒童文學、從未寫過時政文章，兼且生平只參與過三次遊行的女子──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一次是2003年的七一，一次在2012年李旺陽「被自殺」之後──東張西望，急切渴望周遭有人接招，面向孩子做好真正的國民教育。但沒有。大家都忙着反對。
一個人的國民教育
她決定自己扛下來，「其實和小朋友講話是一種特殊技能，我覺得自己可以一試。但這也是單槍匹馬、螳臂當車的工作，回想起來我當時沒好好參照自己的能力。」
她為自己訂下嚴謹規條，並且開始大量資料搜集──素材要淺白，盡力貼近真相，可以選取，但不可以誤導。太殘忍的不講，血淋淋的最好避開，太不堪的也不提。要舉大量事例，但來源盡量限制為官方文章、黨報和內地報紙等，香港《明報》也用，但必須同時搜索相關報導曾否引發官司。盡量不要太有立場，即使有，也必須選取一個無可爭議的位置。甚至為了避嫌，她都要求自己必先陳述好事，再講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的對象是高小至初中的小朋友，他們連事實都搞不清，完全沒有激進和不冷靜的資本。立場一定要建基於事實。」
她落力把故事寫得有趣，主要角色設定為「新中國」和「小麵人」。前者是個長髮飄飄，頭戴黨徽的圓潤女生，「非常渴望被愛，認為大小國民都應該熱烈地愛她」；後者是個光頭兼光着身子的小男孩，「心地善良，但有點傻氣，是麵粉村小學的學生」。
至於選題，「我們不出招，只接招──無論那招難或不難。」她推敲政府的國民教育究竟葫蘆裏賣什麼藥，再用小朋友能理解的方式，講述另一面真相。
第一招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那時我看到新聞，一個國情團從中國大陸回來，主席自豪的説︰那些原本對祖國全無認識的學生，在行程中脫口講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話，他心裏安慰。」黃雅文説︰「我覺得，要知道這句話是什麼，必須從基本講清楚。」
新中國︰你説呀﹗你到底愛不愛我？
小麵人︰呃……但我還不大認識你呢！小麵人︰我覺得，愛國和愛黨應該分開來。你能不能把頭上的黨徽摘掉？
新中國︰當然不能！你沒聽過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她把這一集專欄的排版稿送給相熟的老師和家長看，有些回應説不喜歡，因為「太偏向保守 」，尤其是這節──
「一定要共產黨來領導，别人都不行嗎？」不行。 「可是如果它領導得不好呢？也不能換一個嗎？」不好也不能換。 「這樣太不公平了吧？」公不公平，我們先不講。
在事實的大海多游一會
黃雅文説︰「這節令老師覺得最不能接受，因為一黨專政並不是普世價值。我感到他們似乎期望一個善惡分明的陳述，甚至覺得我們軟弱。事實上，知道人家認為這樣叫『軟弱』時，我反而……鬆了一口氣。對我來説，總好過站得太激進反動，那是另一種洗腦。」
「根據憲法，『新中國』要由共產黨領導，至於中國是否真的要由共產黨領導？我們不要心急，先在事實的大海多游一會。看到後來，小朋友慢慢會明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口號其實不是誇獎。事實告訴我們，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新中國那三十年災禍──沒一件是天災，都是人禍。」
黃雅文相信孩子，認為不必有明顯立場，只要把事實講明白，他們自有判斷。難題在於讓他們明白。「如果只是做宣傳，説這個中國有多好、幾時建立，是很輕鬆的，但現在我們要花超過一百倍力氣去把事情講清楚。最簡單的例子是︰中國體育為什麼拿下那麼多金牌？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制度，把錢都用來催谷成績，每一張金牌本來都可以為山區孩子換來很多間小學。」
由口號組成的中國風景
在一期又一期的雜誌裏，是一個又一個中國式口號──「發展才是硬道理」講經濟發展、「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講體育金牌工程、「你是祖國的花朵」裏有一孩政策、「你是未來的接班人」講教育、「科技高峰勇於攀登」講穿不起褲子也要建造的兩彈一星、「大海航行靠舵手」裏有兩位國家領導人，還有敏感「瓷」、上訪、牛棚、穩定壓倒一切……組合起來便是一幅幅中國風景。
「為了寫『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三日三夜沒回家，很悲壯。那幾千字我寫完又刪，刪完又寫，擔心自己以為對的，最終會成為錯事。怎麼可能向小朋友解釋文化大革命？中國就像一個害神經病的國家﹗但是如果只用『神經病』來概括這段歷史，太不該了，那是白白付出代價，卻一無所得。」
複雜如此，黃雅文原本不打算觸碰，偏偏她看到「選出中國的偉大領導」也是小學習作題目。思前想後，唯有接招。
稿子完成後步出公司，已是清晨五時，黃雅文形容自己蓬頭垢面，不似人形，「給我一個紙箱，就可以睡在路邊。寫這些專欄，對我來説是極限運動」。
對這家小小的出版社亦然。在連載專欄的一年間，它差不多沒出版其他書籍，而且得失了兩批讀者，一批質疑文學雜誌何必向同學講政治，而且講得那麼負面？另一批則反對雜誌為國家唱讚歌，「如果能好好地看完一集，他們就不會有讚歌的感覺了」，黃雅文説。
To Love or not to Love
終於，家長的投訴電話來了，是一位憤怒的媽媽，家有二年級的小孩。「她説孩子看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集後哭了很久，説憎恨新中國。她很緊張，説可以接受我們批評中國貪官，但不接受我們否定新中國，揚言投訴校長。」
黃雅文請媽媽把電話交給小朋友，幫忙安撫情緒，後來還寫成原本預計以外的最終講“To Love or Not to Love”，來回應孩子和媽媽許許多多的問題──
「如果我不愛新中國，是不是就表示不愛祖國了？」
「我作為中國人，一點都不自豪，有時還覺得丟臉……怎麼辦？」
「講了半天，很多是不好的事情，會不會太缺乏正能量了？」
「我們試着回答」，黃雅文説︰「譬如怎樣面對國慶？是否一定要唱國歌？孩子看電視也知道，感情是不可以勉強的，但感情也要有事實根據。只要掌握的是實言，愛與不愛都沒問題。小朋友不要閉起眼睛來愛，連『相睇』都不可以那樣的啊！」
「豬肉」在前，期待「牛肉」在後
回顧那一年，我請黃雅文掏出一個形容詞，結果她拋出一堆︰慘不忍睹、焦頭爛額、力不從心、缺乏自知之明、一失足成千古恨………
「有初中生告訴我，他們很喜歡這個欄目，我説，再寫的話姐姐會變短命。」我們都笑了，然後她又認真的説，希望這是「豬肉」在前，還有「牛肉」在後。過去一年，她把十講專欄獨立出來，修訂成為十九講電子刊物，開放版權在網上流傳，鼓勵老師以此為藍本，修改、更新、挪用。
「我依然認為，小學不是講時政的好時機，小學生只應該學懂好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不應第一時間了解國情那麼『重口味』的東西。可是如果我們已經不可以留在最好的狀態裏，知識總比無知有力量。」黃雅文説︰「畢竟，迴避已經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