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建豐二年，民國六十八年，西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北平觀象台氣象報告，無降水，白天最高氣溫五點五度，晚間最低氣溫零下三點五度，結冰，有霾。」在第一章「終局的開局」結尾處，陳冠中的「烏有史」就這樣娓娓展開。這像極了另一本著名的「真實史」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著名開頭：「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歷史的或此或彼
我把真實二字加了引號，並非質疑黃仁宇先生之史是否信史之意，而是強調在歷史進程中，並非總是非此則彼，而是有或此或彼的偶然率。作為小說家或者廣義的「癡人」，我們總會問一句「假如」，假如張居正沒有猝死、戚家軍沒有被解散，大明帝國的命運會好一些嗎？假如李贄沒有被迫自殺，而成為一代宗師，中國人會更理性和解放人性嗎？萬曆十五年選取時間節點之妙，正在於此刻的或此或彼。
常言道：歷史沒有那麼多假如。但陳冠中是小說家，小說家就是靠假如而建造自己的世界的，在他自己的歷史裏，陳冠中舉了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極端假如出來：假如這1949年之後的天下不是共產黨的天下，中國將會如何？
這是一個重要的假如，令這部小說不只是小說，而是史詩，令這「烏有史」不只是烏有的，而成為了中華痛史的一個奇異的構成。
事不關己的外國研究者將會指出，這是西方傳統的「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小說，近代有馬克·吐溫，當代有菲利浦·迪克把它寫到了極致。然而一個當代的華人讀者讀之將別有一番滋味，不是穿越時空的遊戲，不是政治概率的運算，而是痛感絕望：看這種種可能與假如滔滔寫出，卻時刻不在提醒自己現實之不可能、歷史之不可逆，能不痛乎？
但如果止步於痛，陳冠中也不必寫此書，直效歷代遺民呼天搶地則可。此書的深刻在於：表面上琳琅滿目的「不同」讓人如癡如醉，實質上強悍梗立其中的「相同」更令人震驚省思。
異史也是義史
烏有史是異史，也是義史——因為我們知道真實的中國當代史有太多的不義：如黃俄竊國、英美背盟、立人遭誣、精英盡墨，陳冠中有意無意地用作家之筆為之顛覆雪冤。大歷史的重建始於1946年，孫立人部隊沒有被馬歇爾和蔣介石所阻止，而是在四平大捷之後挺進哈爾濱，滅林彪軍，於是才有了其後那個貌似全然不同的中國：國民政府仍都南京，中共遠流克里米亞。
此乃義舉，細到小歷史，寫文學那章為老舍、沈從文等作家圓夢，《正紅旗下》寫完了一百一十八萬字，沈從文沒有去研究古代服飾，而寫作了媲美《百年孤寂》的一部《存者》，林語堂和老舍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此章我讀得鼻酸，我不哭蔣氏失中國，獨恨中國因此死難無數偉大作家。
異議者依舊是異議者，獨裁者也依舊置身自己的囚籠中。
有能改變的，但更多不變的。一如開篇飯局那些人名所暗示的，無論歷史怎麼書寫，異議者依舊是異議者，獨裁者也依舊置身自己的囚籠中。這部新民國史與現實兩岸歷史的諸多異同令人莞爾，笑了又哭，立人將軍依舊遭誣衊軟禁，建豐少帝依舊以蘇制嚴控黨國，國師們繼續阿諛中國夢，圖博問題依然無解，民主墻仍然出現，美麗島事件照樣發生——只不過移到了北平海淀的老虎洞。
盛世也不過提前了三十年發生，既包括GDP瘋長也包括股市過山車，更包括了盛世裏的危言：下一步是更獨裁還是民主開放？建豐二年抓捕美麗台客情飯堂裏的異議者，平行世界裏的許志永、浦志強等又何嘗不遭此劫？
烏有史並不烏有
柏樺寫過一句詩：「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魯迅也可能正是林語堂」（《現實》）陳冠中這本烏有史一點也不烏有，呼之欲出的是：而民國也可能是共和國，而建豐也可能是慶豐，建豐的日記寫到1979年尚可供後人忖測，慶豐城府更深藏不露，兩人面對的是同樣積重難返的深淵，到底最後慶豐能否倣效建豐，退一步海闊天空捨黨為國呢？
不過建豐固然放下強人身姿作出了主動的努力，但現實中台灣的轉變仍歸功於台灣人的努力，水能載舟覆舟，強人順水推舟是最聰明的。《建豐二年》小說中也是各界平民在造就新歷史，立人扼腕處，已經有更進取的人挺身而上。細看眾人高至東蓀先生低至麥阿斗母子，都在積極想像未來，與宮中徘徊難眠的皇帝相比，希望自然在前者。
說到東蓀先生這個特異的角色，他是《建豐二年》關鍵之所在。《建豐二年》固然無可避免地讓我想到賽博朋克科幻大師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此乃西方架空歷史幻想小說的極致傑作，在那書裏歷史的反轉是不義的、邪惡的，軸心國戰勝了同盟國，德日瓜分世界，而最可怕的是被佔領、殖民區的人民漸漸接受了現實：
美國退伍軍人弗林克原本在美國戰敗時埋藏彈藥，誓將復仇，但「自從1947年以來，他可能與60萬日本人見過面或者交談過，要對他們施以暴力的年頭過了頭幾個月之後就再沒具體過，此後就再也無關緊要了。」他在做了一單日本人生意以後想：「他很榮幸，在承認他是個人，並非把他作為個美國佬，或者充其量是個賣工藝美術品的商人的基礎上，他結識了一對年輕的日本人。是的，這些年輕人是新興的一代，他們不記得戰爭以前的時代，甚至連戰爭也忘記了——他們是世界的希望。」
誰是歷史虛無主義
《建豐二年》裏的東蓀先生並非菲利普.迪克那般虛無，他其實是《高堡奇人》裏那個奇人豪索爾尼·阿本德森（Hawthorne Abendsen），後者寫作書中書小說《沉重的蚱蜢》，意外地書寫了「正確」的歷史：假如盟軍戰勝世界將會怎樣。而東蓀先生蝸居調景嶺，為左右所不容，卻於1979年寫出《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
這是陳冠中幽歷史一默也，若東蓀先生泉下有知、定哭中有笑。在虛構世界裏虛構另一個可能性的中國的東蓀，與在這個已經很少可能性的世界虛構另一個不可能的中國的陳冠中，彼此是對拓關係，竟惺惺相惜。東蓀先生遺言：「我是對的！」他什麼是對的？現實之張東蓀曾步步出錯，助傅作義降共錯，留大陸不去台錯，自以為能當中美橋樑謀和平錯，對的是反國民黨一黨專制和給毛澤東選主席投反對票，保持了一個士的獨立。在某種程度上，他比一意孤行的毛與蔣都正確。
如果所有歷史都是烏有史，能夠直面真實之中國的，也只有生存於當下的人。
毛澤東死於克里米亞跟死於北京沒有什麼不同，蔣介石死於南京和死於台北沒有什麼不同，均獨夫之死。張東蓀死於香港跟死於秦城獄中卻大不一樣，鳴而死比起默而終，更合乎他的理想。兩個世界，哪一個才是更好的世界呢？萊布尼茨稱可能世界為神頭腦中的想法，並稱我們現實所處的神造的世界一定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萊布尼茨無意開了歷史決定論先河，也即俗話所說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創造的世界是最好的，因為勝利者不容我們比較其他的世界。
東蓀在建豐年寫另一個中國的歷史，陳冠中在慶豐年寫烏有的建豐史，這都是對粗暴的歷史決定論的反駁——如果他們是歷史虛無主義，能夠把虛無充實為新的可能的，自有人民本身；如果所有歷史都是烏有史，能夠直面真實之中國的，也只有生存於當下的人。驟眼看《建豐二年》滿紙荒唐言，實有一把中國淚，假如人民忘記歷史上曾經有過那麼多選擇、那麼多假如，那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