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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豐二年》,烏有史裏的真中國


陳冠中新書《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當天,建豐二年,民國六十八年,西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北平觀象台氣象報告,無降水,白天最高氣溫五點五度,晚間最低氣溫零下三點五度,結冰,有霾。」在第一章「終局的開局」結尾處,陳冠中的「烏有史」就這樣娓娓展開。這像極了另一本著名的「真實史」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著名開頭:「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歷史的或此或彼

我把真實二字加了引號,並非質疑黃仁宇先生之史是否信史之意,而是強調在歷史進程中,並非總是非此則彼,而是有或此或彼的偶然率。作為小說家或者廣義的「癡人」,我們總會問一句「假如」,假如張居正沒有猝死、戚家軍沒有被解散,大明帝國的命運會好一些嗎?假如李贄沒有被迫自殺,而成為一代宗師,中國人會更理性和解放人性嗎?萬曆十五年選取時間節點之妙,正在於此刻的或此或彼。

常言道:歷史沒有那麼多假如。但陳冠中是小說家,小說家就是靠假如而建造自己的世界的,在他自己的歷史裏,陳冠中舉了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極端假如出來:假如這1949年之後的天下不是共產黨的天下,中國將會如何?

這是一個重要的假如,令這部小說不只是小說,而是史詩,令這「烏有史」不只是烏有的,而成為了中華痛史的一個奇異的構成。

事不關己的外國研究者將會指出,這是西方傳統的「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小說,近代有馬克·吐溫,當代有菲利浦·迪克把它寫到了極致。然而一個當代的華人讀者讀之將別有一番滋味,不是穿越時空的遊戲,不是政治概率的運算,而是痛感絕望:看這種種可能與假如滔滔寫出,卻時刻不在提醒自己現實之不可能、歷史之不可逆,能不痛乎?

但如果止步於痛,陳冠中也不必寫此書,直效歷代遺民呼天搶地則可。此書的深刻在於:表面上琳琅滿目的「不同」讓人如癡如醉,實質上強悍梗立其中的「相同」更令人震驚省思。

異史也是義史

烏有史是異史,也是義史——因為我們知道真實的中國當代史有太多的不義:如黃俄竊國、英美背盟、立人遭誣、精英盡墨,陳冠中有意無意地用作家之筆為之顛覆雪冤。大歷史的重建始於1946年,孫立人部隊沒有被馬歇爾和蔣介石所阻止,而是在四平大捷之後挺進哈爾濱,滅林彪軍,於是才有了其後那個貌似全然不同的中國:國民政府仍都南京,中共遠流克里米亞。

此乃義舉,細到小歷史,寫文學那章為老舍、沈從文等作家圓夢,《正紅旗下》寫完了一百一十八萬字,沈從文沒有去研究古代服飾,而寫作了媲美《百年孤寂》的一部《存者》,林語堂和老舍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此章我讀得鼻酸,我不哭蔣氏失中國,獨恨中國因此死難無數偉大作家。

異議者依舊是異議者,獨裁者也依舊置身自己的囚籠中。

有能改變的,但更多不變的。一如開篇飯局那些人名所暗示的,無論歷史怎麼書寫,異議者依舊是異議者,獨裁者也依舊置身自己的囚籠中。這部新民國史與現實兩岸歷史的諸多異同令人莞爾,笑了又哭,立人將軍依舊遭誣衊軟禁,建豐少帝依舊以蘇制嚴控黨國,國師們繼續阿諛中國夢,圖博問題依然無解,民主墻仍然出現,美麗島事件照樣發生——只不過移到了北平海淀的老虎洞。

盛世也不過提前了三十年發生,既包括GDP瘋長也包括股市過山車,更包括了盛世裏的危言:下一步是更獨裁還是民主開放?建豐二年抓捕美麗台客情飯堂裏的異議者,平行世界裏的許志永、浦志強等又何嘗不遭此劫?

烏有史並不烏有

柏樺寫過一句詩:「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魯迅也可能正是林語堂」(《現實》)陳冠中這本烏有史一點也不烏有,呼之欲出的是:而民國也可能是共和國,而建豐也可能是慶豐,建豐的日記寫到1979年尚可供後人忖測,慶豐城府更深藏不露,兩人面對的是同樣積重難返的深淵,到底最後慶豐能否倣效建豐,退一步海闊天空捨黨為國呢?

不過建豐固然放下強人身姿作出了主動的努力,但現實中台灣的轉變仍歸功於台灣人的努力,水能載舟覆舟,強人順水推舟是最聰明的。《建豐二年》小說中也是各界平民在造就新歷史,立人扼腕處,已經有更進取的人挺身而上。細看眾人高至東蓀先生低至麥阿斗母子,都在積極想像未來,與宮中徘徊難眠的皇帝相比,希望自然在前者。

說到東蓀先生這個特異的角色,他是《建豐二年》關鍵之所在。《建豐二年》固然無可避免地讓我想到賽博朋克科幻大師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此乃西方架空歷史幻想小說的極致傑作,在那書裏歷史的反轉是不義的、邪惡的,軸心國戰勝了同盟國,德日瓜分世界,而最可怕的是被佔領、殖民區的人民漸漸接受了現實:

美國退伍軍人弗林克原本在美國戰敗時埋藏彈藥,誓將復仇,但「自從1947年以來,他可能與60萬日本人見過面或者交談過,要對他們施以暴力的年頭過了頭幾個月之後就再沒具體過,此後就再也無關緊要了。」他在做了一單日本人生意以後想:「他很榮幸,在承認他是個人,並非把他作為個美國佬,或者充其量是個賣工藝美術品的商人的基礎上,他結識了一對年輕的日本人。是的,這些年輕人是新興的一代,他們不記得戰爭以前的時代,甚至連戰爭也忘記了——他們是世界的希望。」

陳冠中。攝:Daniel Lee/端傳媒

誰是歷史虛無主義

《建豐二年》裏的東蓀先生並非菲利普.迪克那般虛無,他其實是《高堡奇人》裏那個奇人豪索爾尼·阿本德森(Hawthorne Abendsen),後者寫作書中書小說《沉重的蚱蜢》,意外地書寫了「正確」的歷史:假如盟軍戰勝世界將會怎樣。而東蓀先生蝸居調景嶺,為左右所不容,卻於1979年寫出《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

這是陳冠中幽歷史一默也,若東蓀先生泉下有知、定哭中有笑。在虛構世界裏虛構另一個可能性的中國的東蓀,與在這個已經很少可能性的世界虛構另一個不可能的中國的陳冠中,彼此是對拓關係,竟惺惺相惜。東蓀先生遺言:「我是對的!」他什麼是對的?現實之張東蓀曾步步出錯,助傅作義降共錯,留大陸不去台錯,自以為能當中美橋樑謀和平錯,對的是反國民黨一黨專制和給毛澤東選主席投反對票,保持了一個士的獨立。在某種程度上,他比一意孤行的毛與蔣都正確。

如果所有歷史都是烏有史,能夠直面真實之中國的,也只有生存於當下的人。

毛澤東死於克里米亞跟死於北京沒有什麼不同,蔣介石死於南京和死於台北沒有什麼不同,均獨夫之死。張東蓀死於香港跟死於秦城獄中卻大不一樣,鳴而死比起默而終,更合乎他的理想。兩個世界,哪一個才是更好的世界呢?萊布尼茨稱可能世界為神頭腦中的想法,並稱我們現實所處的神造的世界一定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萊布尼茨無意開了歷史決定論先河,也即俗話所說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創造的世界是最好的,因為勝利者不容我們比較其他的世界。

東蓀在建豐年寫另一個中國的歷史,陳冠中在慶豐年寫烏有的建豐史,這都是對粗暴的歷史決定論的反駁——如果他們是歷史虛無主義,能夠把虛無充實為新的可能的,自有人民本身;如果所有歷史都是烏有史,能夠直面真實之中國的,也只有生存於當下的人。驟眼看《建豐二年》滿紙荒唐言,實有一把中國淚,假如人民忘記歷史上曾經有過那麼多選擇、那麼多假如,那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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