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戰鬥

他說他叫作Fire。

蒼白，修長，一身黑T黑褲，讓他順利隱身在黑暗中。耳垂上兩個黑色大耳環隨風飄啊飄，讓人很難不注意到這中空的耳洞足足快兩公分。

他長得好看，是個偶爾耍帥的少年，21歲的業餘花式單車手。香港不大，他卻像個小鎮青年，說自己來自大埔，他深愛那裏，熟悉到閉著眼睛都能走完。嚴格意義上他也沒離開過，出生長大，15歲中學畢業後的所有工作都在大埔中心找。搖奶茶，賣網絡，賣電器，賣衣服……他最喜歡賣手機，這是他現在的工作，雖然底薪只有一萬，但客人會找上門不需要強力推銷。他打算過兩年存十多萬塊後，可以開家手機店。

8月底的夏夜，晚上10點下了班後，Fire牽着一台低矮的特技單車現身大浦海濱公園。和一般高調花哨的花式單車不同，Fire的單車黑漆漆，像偵測不到的幽靈戰機，把夜晚河濱公園的一點燈光也都吸去。那是他自己組裝，性能比買名牌車更好，但也要花去他一個月薪水。

我在2014年10月中認識Fire。那是在夜半的旺角，一場警民對峙的休兵片刻，他和許多抗爭者一樣，卸下部分裝備疲憊的坐在馬路上休息。

我同Fire攀談時他溫和有禮。他和許多人一樣自發駐守旺角，自許是與警察和不公義制度對抗到底的「勇武派」。主流輿論將他們歸類為「搞事者」，或者猜測這些裝備齊全、蒙面抵抗的傢伙，是中共派來將運動激進化以落人口實的「內鬼」。

金鐘大台的光榮是我們用血換來的，那就算了，我甘願，但說勇武派是內鬼？我被打到要去醫院治療，我是鬼？

「金鐘大台的光榮是我們用血換來的，那就算了，我甘願，但說勇武派是內鬼？我被打到要去醫院治療，我是鬼？」

就算事過境遷已一年，場景換到了海濱公園靠海的欄桿上而不是旺角街頭，Fire的憤怒仍然不能平息。

「和理非非？」他哼了一聲，即便只能在微弱的夜燈下露出一對雙眼，即便我們相隔好幾公尺之遠，我也能看到他炯炯目光。（編註：「和理非非」，全稱為「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為近年部分泛民主派政黨主張的抗爭模式。）

「政府早就看穿我們了，連理都不理，這些和理非非的人，最後坐在那裏被抓。」他語氣一轉：「因為他們是名人所以沒事，我們什麼都不是，還要生計，不可能坐着被抓。」

這也是蒙面的「勇武派」最遭人非議之處：他們選擇激進的衝擊行動，和警察正面衝突激化對立，同時批評溫和者。在許多人眼中，這樣的抵抗少了「公民抗命」式的責任承擔。

「如果願意抵抗的勇武派都被抓了，還剩下誰出來抗爭？」Fire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留下被捕才叫做「負責任的公民抗命」。

Fire認為，去年的雨傘運動期間他不是在玩，而是用血、用汗、用淚水抵抗了74天。用身體而不是以道德來抗命，是他的運動邏輯。

你知不知乜撚叫抗爭？乜撚係勇武？我食緊彈，食緊蕉，食緊棍既時候，你班左膠係邊撚到？七十四日，我放棄工作去撚足七十四日。我就守旺角既，金鐘我都有守過，但只係頭兩日，就係因為你班撚樣坐係大台歌唱比賽緊啊！

……

企係頭排，拎起木盾，你知曉是什麼感覺嗎？

我話你知，我好撚驚，好撚難受的。你知曉嗎？

頭排保護後排，因為頭排係最重要，我地不是軍人，面對一班冇紀律既紀律部隊，我自己都唔知要點做，只係知道，一人食屎，全家受惠，我食左幾十棍，係幾十棍，我自認係老粗，我玩花式單車經常受傷，雖然都習慣了，但我都會受傷會痛，但其他人呢？……

他無處辯解，將心聲寫在Facebook上，只有31個人按讚。

跨過六四幽靈

一年前的9月28日傍晚，Fire在電視上看到金鐘催淚彈瀰漫的畫面，想到妹妹在那，馬上跟老闆告假，衝到金鐘去。和很多人一樣，他說「我要保護學生」。

事實上，1994年出生的Fire比很多學生都小，但已在功利的香港社會翻滾了6年，有他的底氣：「我是大人，當然要保護學生，我比黃之鋒他們知道更多學校看不到的現實事。」

他和從小一起長大，玩花式單車的同伴一起到了金鐘。晚上11點，學聯和佔中三子分別在臉書宣布，因為警方使用了橡膠子彈的傳言，呼籲全體市民撤離。Fire在現場愕然：「十幾萬人情勢大好怎麼能撤！」他很氣憤，認為運動領袖這樣的決定，是令他這樣打算留下的人身處險境。

我爛命一條，看誰有膽。

天安門經歷六四時，Fire還未出生。他賭共產黨這次不會開槍，就像玩梭哈。也不是不怕，是身在底層，怕又怎麼樣呢？「我爛命一條，看誰有膽。」

與帶著六四傷痕的上一輩香港人不同，Fire的判斷簡單直觀，和我在雨傘中遇到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在928的次日清晨，警察防線不遠處，一位17歲剛上大學，一頭金黃色短髮、黝黑的俏麗女孩堅定而平靜地對我說，「如果我們因為子彈就退縮，那麼以後示威政府都會這麼做，但這又和過去的遊行什麼兩樣？香港永遠都不可能改變。」

人群真的沒有散去。香港由此拉開了前所未有的，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

旺角歲月

僅僅5天之後，Fire就覺得金鐘的運動領袖不是同路人。

我們勇武抵抗他們卻不支持，我感覺被背叛。

「沒有人不想要有領袖。我原本很樂意讓學生領導，他們有號召力」，但他們的一系列決策，卻令他難以接受：比如，他們在佔領的第2天就開放通道讓公務員到政府總部上班，10月1日決定不在國慶日升級行動挑釁北京政府，10月3日原本要升級行動卻又在最後時刻宣布作罷……不管這些決策背後有如何艱難的政治考量，在一心想要戰鬥到底的Fire看來：「我們勇武抵抗他們卻不支持，我感覺被背叛。」

運動第5天，他離開了金鐘，來到旺角。

928當天晚上，一些從金鐘撤退的抗爭者流動到銅鑼灣，以及維港對岸的旺角、尖沙咀擴充「佔領」。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這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擁有了金鐘、旺角及銅鑼灣3個「佔領區」。

旺角佔領區以彌敦道和亞皆老街的十字路口為中心。這個被舊稱為「芒角」的地方，一直是庶民的購物休閒區，也是妓女、掮客、黑社會等龍蛇混雜之處。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期間，它獲得了新的身份：香港勇武抵抗的象徵。Fire也在這裏找到歸屬。

閉眼回憶「旺角歲月」，Fire記起的都是入夜一片音霧。

商店的音樂、逛街的人聲鼎沸、「熱血公民」或「人民力量」的街頭宣講、警察棍棒揮打、抗爭者的挑釁、黑道的鬥狠、藍絲帶的叫罵………所有意向相異，本質是暴力的聲音，會收束成一個音頻——嗡。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的嗡，在彌敦道和亞皆老街的十字路口久久不散。

他會在每晚10點下班後坐小巴到旺角，留守到隔天早上6點，走5分鐘到旺角東站坐第一班車回大埔，洗澡睡一下，12點又去上班。這樣過了整整74天。

和許多佔領者一樣，Fire發展出了一套上下班的日常佔領方式：他會在每晚10點下班後坐小巴到旺角，留守到隔天早上6點，走5分鐘到旺角東站坐第一班車回大埔，洗澡睡一下，12點又去上班。這樣過了整整74天。「如果不是清場，還可以繼續佔下去。」他發下豪語。

相較於金鐘烏托邦式的夏慤村：帳篷，自修室，豐富的物資，音樂會，藝術創作，乾淨的公廁，旺角實在算不上舒適的棲身之處。

佔領之初，旺角的十字路口就成了市民講台，黃絲帶、藍絲帶、市民、陸客都大排長龍上台吐露滿腹苦水，黑社會和藍絲帶時常暴力相向，警察亦強力清場。旺角總在奄奄一息的邊緣，但又總是頑強不退，在佔領邊界甚至長出了基督堂與關公像。但東西方神明還是無法阻止糞啊、蟲啊、咒罵啊從高空而降……在邊緣、另翼、紛擾不斷卻又無比真實的旺角，連空氣都是浮躁的。

「如果沒有旺角，我想我不會留守，金鐘不是屬於我的地方。」儘管在旺角的74天，Fire都很少安眠，但他不以為意。「我習慣住在不舒服的環境了。」

Fire在公屋長大，賣魚蛋作小生意的父母以一個月1000塊，租了300呎兩房一廳的公屋，擠上一家五口，但他已算幸運，因為如果是單身要排上10年。

他到現在還和妹妹同個房間，哥哥睡客廳。「香港房子太貴了，不可能買得起，這個政府的資源都是給中產和有錢人，不是給我們。」他算算至少一個月要賺到兩萬塊才敢想買房子的事，自己現在只有一半。「我時薪40，食餐飯就要40，不可能搬出去住。」

在Fire心中，無憂無慮的大學生們和他們順遂的人生一樣，待在金鐘就好。他們文明、有禮、讓香港人驕傲，讓世界讚歎，讓當局沒有藉口、知進退。他認命這些榮耀不屬於他。如果金鐘是光，旺角就是影。他屬於香港的影。這裏沒有愉悅和平靜，不安定與混亂的旺角，才是他的江湖。

日子沒有希望，他也想過離開。幾年前他曾想到台灣發展，「但想想台灣最後還會是中國的，和香港沒兩樣，就打消念頭。」

Fire覺得，是雙非孕婦、水貨客、自由行陸客搶走了香港的資源，而像他一樣的香港年輕人則被殘酷現實擠壓到無路可走，「沒有理由都是香港年輕人去承擔」。他說這也是他抗爭的理由，「我們不單單是為了『真普選』，也在爭取一直以來需要的簡單基本生活。」

勇武少年

我是在「重奪旺角」後兩天認識Fire的。

在2014年10月17日清晨，有約800名警察到旺角佔領區「拆除障礙物」，零星留守的約100名示威者被清場，亞皆老街及彌敦道的十字路口一度恢復了交通。但到當天傍晚，旺角地鐵站湧出數千名下了班的市民，試圖重新佔領。經過胡椒噴霧和警棍的一番激戰，抗爭者突破警方封鎖線，重新佔據了十字路口——他們稱為「重奪旺角」。

這樣的「激戰」在旺角並不少見，很多抗爭者因此受傷。我好奇這些面孔稚嫩的年輕人，為什麼「打死不退」？甚至願意站在第一排直接承受暴力？在採訪中，我認識了Fire。

當時Fire和同伴在前排和警方對峙累了，正抽著Mild Seven，席地休息。他用寶特瓶和矽膠地板貼作成了護具，綁在小腿及前臂，像一個陽春的機器戰警。

從9月26日學生衝入公民廣場的行動開始，每一回激戰後，「佔領者」的「裝備」就會升級。從最初為了抵擋胡椒噴霧用來保護眼睛的保鮮膜、雨傘、雨衣，到後來愈發完備的頭盔、防毒面具、盾牌、全身護具。與警方的交鋒也從高舉雙手到火力全開。

Fire的戰鬥也在這74天裏不斷進化。

警棍襲來，他很怕，但是一種以肉身抵抗的意義感充滿了他。警棍落下，他舉手去擋。他記得那是悶悶的，傷口穿不出皮膚淤積的痛，和擴耳洞及刺青不同。

「被警察打的痛不算什麼。」Fire瀟灑地說，對他而言成為花式單車族的「擴耳」儀式，遠比被警察打的疼痛更叫人難忘。他相信自己撐過了耳洞爛掉，再奇蹟復原成一個兩公分大洞的時刻，成年禮就已經完成。他已是大人，因此能作為勇武派保護學生，如同旺角保護金鐘。

刺青、摔車、擴耳、抵抗，Fire透過疼痛找到存在感。而和國家機器交鋒似乎是他唯一可以為家園盡力的方式。

刺青、摔車、擴耳、抵抗，Fire透過疼痛找到存在感。而和國家機器交鋒似乎是他唯一可以為家園盡力的方式——他不是知識分子，不是領袖，說不出道理，他只能用抵抗和留守來證明自己沒有缺席，哪怕只是徒勞。

但真正的傷不是皮肉，是不被理解。

不被理解的戰鬥

在反對佔領運動的人眼中，旺角佔領區是萬惡之源，充滿了「被煽動的高登仔」。在支持佔領運動的許多人眼中，暴力與衝突頻生的旺角是麻煩製造者，它可能讓運動失去道德高地及民意支持，甚至可能是個破壞運動的陰謀。

「這些勇武派每次都打就跑（Hit and Run），無政府主義和快閃主義是不負責任的。旺角是去搞事的。戰略上旺角的佔領沒有意義。」上一代「抗爭者」的代表人物長毛在運動期間這樣對我說。

Fire的自我犧牲沒有得到褒揚，反被貶得一無是處，他深深感到被背叛。他再三強調自己就是為了保護學生，保護香港，不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去年七一有51萬人上街，但有用嗎？金鐘可以一天到晚歌唱比賽《海闊天空》，但不用抹黑我們。」在他看來，香港民主派30年來努力的徒勞結果，恰恰證明舊式抗爭手法的失效。

旺角與金鐘象徵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抗爭路線，終於在現實的落差中分道揚鑣。蒙面少年衝擊了立法會，打碎玻璃，引發軒然大波，也引起運動內部的極大分裂。泛民主派的議員同聲譴責，認為事件毀了雨傘運動和平理性的典範形象。

長毛認為勇武派的失敗在於，政治素人只用很短的政治經驗來理解抗爭運動，卻忘記最重要的政治策略是要贏得原本不參與政治的人支持：「不是少數人用直接行動可以成功，是把直接行動轉化成越來越大的直接行動才行。」

而Fire的思路是：「大台想要爭取有錢中產的民調支持，但中產只是嘴巴說說根本不會上街，卻背叛我們這些願意留守的年輕人。」

在佔領運動結束之前，旺角與金鐘的決裂，也給79天佔領之後，香港民主運動的內部分裂埋下最重要的伏筆。

12月11日，金鐘清場前的凌晨，Fire帶着裝備來到金鐘。他想像這應是一場最後的戰役。但是金鐘氣氛祥和，到處是擁抱道別、拍照留念的夥伴。

「我沒有辦法接受坐着被抬，那是投降，而且完全無法給政府壓力，一點談判籌碼都沒有。」他離開了。

他還記得第二天看直播時，看到清場時有政治人物坐在第一排被抬走，內心冒起的憤怒。「作秀！」他忿忿地評價。在他看來，抗命者們坐地被捕，有媒體高度關注，不用擔心被打，一路有律師協助，還能成英雄，這不是他這種勞動階級的生存邏輯。

這班香港學生願意出來，還是能給我們希望。我們需要領袖，我願意再相信一次，但是不要再令我們後悔。

但Fire的道理又時常自我矛盾。他時而憤怒，時而故作不在意，他既失望，又懷抱希望。「這班香港學生願意出來，還是能給我們希望。我們需要領袖，我願意再相信一次，但是不要再令我們後悔。」

無論如何，旺角改變了Fire。

如果不是那74個黑夜，Fire還是個不問政治，每天在手機行上班，下班出去玩，夢想一個月能賺到兩萬便可成家的大埔青年。

他現在過著一樣的生活，作一樣的夢，常在旺角玩，卻再也不是同樣的感受。走在西洋菜南街、上海街、彌敦道、山東街，那些橫街雜巷，他能清楚記起自己去年只要一到旺角，心情上就準備被打。他也還記得曾在某個地方救過一個人，在那裏和不認識的戰友們奇妙的默契，以及是旺角喚起他對香港的情感。

「我從沒想過自己會這樣，但覺得很驕傲，」Fire覺得以後可以跟孫子說，阿公曾經頭破血流的保衛香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成為歷史，成為香港命運的一部分。

我們在海濱公園道別時，Fire用單車奮力一跳，這利落必須花3年來練成。落地後，他鑽進神秘夜色就真的消失了，再不給我任何回應。就像消失的旺角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