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战斗

他说他叫作Fire。

苍白，修长，一身黑T黑裤，让他顺利隐身在黑暗中。耳垂上两个黑色大耳环随风飘啊飘，让人很难不注意到这中空的耳洞足足快两公分。

他长得好看，是个偶尔耍帅的少年，21岁的业余花式单车手。香港不大，他却像个小镇青年，说自己来自大埔，他深爱那里，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走完。严格意义上他也没离开过¸，出生长大，15岁中学毕业后的所有工作都在大埔中心找。摇奶茶，卖网络，卖电器，卖衣服……他最喜欢卖手机，这是他现在的工作，虽然底薪只有一万，但客人会找上门不需要强力推销。他打算过两年存十多万块后，可以开家手机店。

8月底的夏夜，晚上10点下了班后，Fire牵着一台低矮的特技单车现身大浦海滨公园。和一般高调花哨的花式单车不同，Fire的单车黑漆漆，像侦测不到的幽灵战机，把夜晚河滨公园的一点灯光也都吸去。那是他自己组装，性能比买名牌车更好，但也要花去他一个月薪水。

我在2014年10月中认识Fire。那是在夜半的旺角，一场警民对峙的休兵片刻，他和许多抗争者一样，卸下部分装备疲惫的坐在马路上休息。

我同Fire攀谈时他温和有礼。他和许多人一样自发驻守旺角，自许是与警察和不公义制度对抗到底的“勇武派”。主流舆论将他们归类为“搞事者”，或者猜测这些装备齐全、蒙面抵抗的家伙，是中共派来将运动激进化以落人口实的“内鬼”。

金钟大台的光荣是我们用血换来的，那就算了，我甘愿，但说勇武派是内鬼？我被打到要去医院治疗，我是鬼？

“金钟大台的光荣是我们用血换来的，那就算了，我甘愿，但说勇武派是内鬼？我被打到要去医院治疗，我是鬼？”

就算事过境迁已一年，场景换到了海滨公园靠海的栏杆上而不是旺角街头，Fire的愤怒仍然不能平息。

“和理非非？”他哼了一声，即便只能在微弱的夜灯下露出一对双眼，即便我们相隔好几公尺之远，我也能看到他炯炯目光。（编注：“和理非非”，全称为“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为近年部分泛民主派政党主张的抗争模式。）

“政府早就看穿我们了，连理都不理，这些和理非非的人，最后坐在那里被抓。”他语气一转：“因为他们是名人所以没事，我们什么都不是，还要生计，不可能坐着被抓。”

这也是蒙面的“勇武派”最遭人非议之处：他们选择激进的冲击行动，和警察正面冲突激化对立，同时批评温和者。在许多人眼中，这样的抵抗少了“公民抗命”式的责任承担。

“如果愿意抵抗的勇武派都被抓了，还剩下谁出来抗争？”Fire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留下被捕才叫做“负责任的公民抗命”。

Fire认为，去年的雨伞运动期间他不是在玩，而是用血、用汗、用泪水抵抗了74天。用身体而不是以道德来抗命，是他的运动逻辑。

你知不知乜捻叫抗争？乜捻系勇武？我食紧弹，食紧蕉，食紧棍既时候，你班左胶系边捻到？七十四日，我放弃工作去捻足七十四日。我就守旺角既，金钟我都有守过，但只系头两日，就系因为你班捻样坐系大台歌唱比赛紧啊！

……

企系头排，拎起木盾，你知晓是什么感觉吗？

我话你知，我好捻惊，好捻难受的。你知晓吗？

头排保护后排，因为头排系最重要，我地不是军人，面对一班冇纪律既纪律部队，我自己都唔知要点做，只系知道，一人食屎，全家受惠，我食左几十棍，系几十棍，我自认系老粗，我玩花式单车经常受伤，虽然都习惯了，但我都会受伤会痛，但其他人呢？……

他无处辩解，将心声写在Facebook上，只有31个人按赞。

跨过六四幽灵

一年前的9月28日傍晚，Fire在电视上看到金钟催泪弹弥漫的画面，想到妹妹在那，马上跟老板告假，冲到金钟去。和很多人一样，他说“我要保护学生”。

事实上，1994年出生的Fire比很多学生都小，但已在功利的香港社会翻滚了6年，有他的底气：“我是大人，当然要保护学生，我比黄之锋他们知道更多学校看不到的现实事。”

他和从小一起长大，玩花式单车的同伴一起到了金钟。晚上11点，学联和占中三子分别在脸书宣布，因为警方使用了橡胶子弹的传言，呼吁全体市民撤离。Fire在现场愕然：“十几万人情势大好怎么能撤！”他很气愤，认为运动领袖这样的决定，是令他这样打算留下的人身处险境。

我烂命一条，看谁有胆。

天安门经历六四时，Fire还未出生。他赌共产党这次不会开枪，就像玩梭哈。也不是不怕，是身在底层，怕又怎么样呢？“我烂命一条，看谁有胆。”

与带着六四伤痕的上一辈香港人不同，Fire的判断简单直观，和我在雨伞中遇到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在928的次日清晨，警察防线不远处，一位17岁刚上大学，一头金黄色短发、黝黑的俏丽女孩坚定而平静地对我说，“如果我们因为子弹就退缩，那么以后示威政府都会这么做，但这又和过去的游行什么两样？香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

人群真的没有散去。香港由此拉开了前所未有的，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

旺角岁月

仅仅5天之后，Fire就觉得金钟的运动领袖不是同路人。

我们勇武抵抗他们却不支持，我感觉被背叛。

“没有人不想要有领袖。我原本很乐意让学生领导，他们有号召力”，但他们的一系列决策，却令他难以接受：比如，他们在占领的第2天就开放通道让公务员到政府总部上班，10月1日决定不在国庆日升级行动挑衅北京政府，10月3日原本要升级行动却又在最后时刻宣布作罢……不管这些决策背后有如何艰难的政治考量，在一心想要战斗到底的Fire看来：“我们勇武抵抗他们却不支持，我感觉被背叛。”

运动第5天，他离开了金钟，来到旺角。

928当天晚上，一些从金钟撤退的抗争者流动到铜锣湾，以及维港对岸的旺角、尖沙咀扩充“占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拥有了金钟、旺角及铜锣湾3个“占领区”。

旺角占领区以弥敦道和亚皆老街的十字路口为中心。这个被旧称为“芒角”的地方，一直是庶民的购物休闲区，也是妓女、掮客、黑社会等龙蛇混杂之处。在2014年的占领运动期间，它获得了新的身份：香港勇武抵抗的象征。Fire也在这里找到归属。

闭眼回忆“旺角岁月”，Fire记起的都是入夜一片音雾。

商店的音乐、逛街的人声鼎沸、“热血公民”或“人民力量”的街头宣讲、警察棍棒挥打、抗争者的挑衅、黑道的斗狠、蓝丝带的叫骂………所有意向相异，本质是暴力的声音，会收束成一个音频——嗡。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的嗡，在弥敦道和亚皆老街的十字路口久久不散。

他会在每晚10点下班后坐小巴到旺角，留守到隔天早上6点，走5分钟到旺角东站坐第一班车回大埔，洗澡睡一下，12点又去上班。这样过了整整74天。

和许多占领者一样，Fire发展出了一套上下班的日常占领方式：他会在每晚10点下班后坐小巴到旺角，留守到隔天早上6点，走5分钟到旺角东站坐第一班车回大埔，洗澡睡一下，12点又去上班。这样过了整整74天。“如果不是清场，还可以继续占下去。”他发下豪语。

相较于金钟乌托邦式的夏悫村：帐篷，自修室，丰富的物资，音乐会，艺术创作，干净的公厕，旺角实在算不上舒适的栖身之处。

占领之初，旺角的十字路口就成了市民讲台，黄丝带、蓝丝带、市民、陆客都大排长龙上台吐露满腹苦水，黑社会和蓝丝带时常暴力相向，警察亦强力清场。旺角总在奄奄一息的边缘，但又总是顽强不退，在占领边界甚至长出了基督堂与关公像。但东西方神明还是无法阻止粪啊、虫啊、咒骂啊从高空而降……在边缘、另翼、纷扰不断却又无比真实的旺角，连空气都是浮躁的。

“如果没有旺角，我想我不会留守，金钟不是属于我的地方。”尽管在旺角的74天，Fire都很少安眠，但他不以为意。“我习惯住在不舒服的环境了。”

Fire在公屋长大，卖鱼蛋作小生意的父母以一个月1000块，租了300呎两房一厅的公屋，挤上一家五口，但他已算幸运，因为如果是单身要排上10年。

他到现在还和妹妹同个房间，哥哥睡客厅。“香港房子太贵了，不可能买得起，这个政府的资源都是给中产和有钱人，不是给我们。”他算算至少一个月要赚到两万块才敢想买房子的事，自己现在只有一半。“我时薪40，食餐饭就要40，不可能搬出去住。”

在Fire心中，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们和他们顺遂的人生一样，待在金钟就好。他们文明、有礼、让香港人骄傲，让世界赞叹，让当局没有借口、知进退。他认命这些荣耀不属于他。如果金钟是光，旺角就是影。他属于香港的影。这里没有愉悦和平静，不安定与混乱的旺角，才是他的江湖。

日子没有希望，他也想过离开。几年前他曾想到台湾发展，“但想想台湾最后还会是中国的，和香港没两样，就打消念头。”

Fire觉得，是双非孕妇、水货客、自由行陆客抢走了香港的资源，而像他一样的香港年轻人则被残酷现实挤压到无路可走，“没有理由都是香港年轻人去承担”。他说这也是他抗争的理由，“我们不单单是为了‘真普选’，也在争取一直以来需要的简单基本生活。”

勇武少年

我是在“重夺旺角”后两天认识Fire的。

在2014年10月17日清晨，有约800名警察到旺角占领区“拆除障碍物”，零星留守的约100名示威者被清场，亚皆老街及弥敦道的十字路口一度恢复了交通。但到当天傍晚，旺角地铁站涌出数千名下了班的市民，试图重新占领。经过胡椒喷雾和警棍的一番激战，抗争者突破警方封锁线，重新占据了十字路口——他们称为“重夺旺角”。

这样的“激战”在旺角并不少见，很多抗争者因此受伤。我好奇这些面孔稚嫩的年轻人，为什么“打死不退”？甚至愿意站在第一排直接承受暴力？在采访中，我认识了Fire。

当时Fire和同伴在前排和警方对峙累了，正抽着Mild Seven，席地休息。他用宝特瓶和矽胶地板贴作成了护具，绑在小腿及前臂，像一个阳春的机器战警。

从9月26日学生冲入公民广场的行动开始，每一回激战后，“占领者”的“装备”就会升级。从最初为了抵挡胡椒喷雾用来保护眼睛的保鲜膜、雨伞、雨衣，到后来愈发完备的头盔、防毒面具、盾牌、全身护具。与警方的交锋也从高举双手到火力全开。

Fire的战斗也在这74天里不断进化。

警棍袭来，他很怕，但是一种以肉身抵抗的意义感充满了他。警棍落下，他举手去挡。他记得那是闷闷的，伤口穿不出皮肤淤积的痛，和扩耳洞及刺青不同。

“被警察打的痛不算什么。”Fire潇洒地说，对他而言成为花式单车族的“扩耳”仪式，远比被警察打的疼痛更叫人难忘。他相信自己撑过了耳洞烂掉，再奇迹复原成一个两公分大洞的时刻，成年礼就已经完成。他已是大人，因此能作为勇武派保护学生，如同旺角保护金钟。

刺青、摔车、扩耳、抵抗，Fire透过疼痛找到存在感。而和国家机器交锋似乎是他唯一可以为家园尽力的方式。

刺青、摔车、扩耳、抵抗，Fire透过疼痛找到存在感。而和国家机器交锋似乎是他唯一可以为家园尽力的方式——他不是知识分子，不是领袖，说不出道理，他只能用抵抗和留守来证明自己没有缺席，哪怕只是徒劳。

但真正的伤不是皮肉，是不被理解。

不被理解的战斗

在反对占领运动的人眼中，旺角占领区是万恶之源，充满了“被煽动的高登仔”。在支持占领运动的许多人眼中，暴力与冲突频生的旺角是麻烦制造者，它可能让运动失去道德高地及民意支持，甚至可能是个破坏运动的阴谋。

“这些勇武派每次都打就跑（Hit and Run），无政府主义和快闪主义是不负责任的。旺角是去搞事的。战略上旺角的占领没有意义。”上一代“抗争者”的代表人物长毛在运动期间这样对我说。

Fire的自我牺牲没有得到褒扬，反被贬得一无是处，他深深感到被背叛。他再三强调自己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保护香港，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去年七一有51万人上街，但有用吗？金钟可以一天到晚歌唱比赛《海阔天空》，但不用抹黑我们。”在他看来，香港民主派30年来努力的徒劳结果，恰恰证明旧式抗争手法的失效。

旺角与金钟象征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抗争路线，终于在现实的落差中分道扬镳。蒙面少年冲击了立法会，打碎玻璃，引发轩然大波，也引起运动内部的极大分裂。泛民主派的议员同声谴责，认为事件毁了雨伞运动和平理性的典范形象。

长毛认为勇武派的失败在于，政治素人只用很短的政治经验来理解抗争运动，却忘记最重要的政治策略是要赢得原本不参与政治的人支持：“不是少数人用直接行动可以成功，是把直接行动转化成越来越大的直接行动才行。”

而Fire的思路是：“大台想要争取有钱中产的民调支持，但中产只是嘴巴说说根本不会上街，却背叛我们这些愿意留守的年轻人。”

在占领运动结束之前，旺角与金钟的决裂，也给79天占领之后，香港民主运动的内部分裂埋下最重要的伏笔。

12月11日，金钟清场前的凌晨，Fire带着装备来到金钟。他想像这应是一场最后的战役。但是金钟气氛祥和，到处是拥抱道别、拍照留念的伙伴。

“我没有办法接受坐着被抬，那是投降，而且完全无法给政府压力，一点谈判筹码都没有。”他离开了。

他还记得第二天看直播时，看到清场时有政治人物坐在第一排被抬走，内心冒起的愤怒。“作秀！”他忿忿地评价。在他看来，抗命者们坐地被捕，有媒体高度关注，不用担心被打，一路有律师协助，还能成英雄，这不是他这种劳动阶级的生存逻辑。

这班香港学生愿意出来，还是能给我们希望。我们需要领袖，我愿意再相信一次，但是不要再令我们后悔。

但Fire的道理又时常自我矛盾。他时而愤怒，时而故作不在意，他既失望，又怀抱希望。“这班香港学生愿意出来，还是能给我们希望。我们需要领袖，我愿意再相信一次，但是不要再令我们后悔。”

无论如何，旺角改变了Fire。

如果不是那74个黑夜，Fire还是个不问政治，每天在手机行上班，下班出去玩，梦想一个月能赚到两万便可成家的大埔青年。

他现在过着一样的生活，作一样的梦，常在旺角玩，却再也不是同样的感受。走在西洋菜南街、上海街、弥敦道、山东街，那些横街杂巷，他能清楚记起自己去年只要一到旺角，心情上就准备被打。他也还记得曾在某个地方救过一个人，在那里和不认识的战友们奇妙的默契，以及是旺角唤起他对香港的情感。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但觉得很骄傲，”Fire觉得以后可以跟孙子说，阿公曾经头破血流的保卫香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成为历史，成为香港命运的一部分。

我们在海滨公园道别时，Fire用单车奋力一跳，这利落必须花3年来练成。落地后，他钻进神秘夜色就真的消失了，再不给我任何回应。就像消失的旺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