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聽到李傑會參與做一個非牟利藝術空間，我們的反應和與他合作的第一個藝術家卓思穎一樣，都是吃驚，因這個代表香港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其作品個人性及詩意十足，不似要搞社會實踐的模樣。和李傑聊起來，他也說，要單靠自己肯定就做不成，還多虧十幾年的友人黃子欣一起出力，再加上種種因緣際會，才終於成事。李傑說他做這件事，是眼見「香港一天天差下去」，但又不想僅僅靠罵，雖然我們說起現況來，他還是氣得不行，「但罵完，還是要做事，不然完全沒有用」。「咩事藝術空間」的成立，就是這種想法下的實驗之一。
一個圓的切線只在一點上同圓輕輕接觸，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無限延伸。──本傑明
今年四月，接到李傑和黃子欣的展覽邀請時，卓思穎很是吃驚。
按照藝術圈一般的規則，畫畫的李傑，與主要做影像的卓思穎，已經不算同一範疇；而且，李傑和黃子欣，一個是代表香港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一個是活躍的本地策展人（或按照她自己的說法：「藝術經理人」），但卓思穎是畢業三年、才剛剛冒起的藝術家。更重要的是，他們完全不認識，而這圈子裏，和熟人打交道，才是習慣。
這種種的一反常態，卓思穎得出的結論是：「我想他們是認真想做點什麼。」
李傑和黃子欣要做的是一個為期兩年的非牟利藝術空間，它有一個本土到有點「串」的名字：「咩事」藝術空間；又有個輕快、有朝氣的洋名：“Things that can happen ”。某種程度上，這名字正反映了兩位創辦人各自的特質：李傑是九龍長大、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黃子欣是在加拿大讀書生活、英文比中文好太多的華裔女生。
道地的廣東話名字與英文名，缺一不可，要互相指涉，才能拼湊出「咩事」的精神氣質。黃子欣就為我提供過一種閱讀方式：「Things 是『事』的意思，翻譯成廣東話就是『嘢』（東西），同音『yeah』，在廣東話裏指的是『很拉風、很狂野』，所以 Things 一個字已經含有『wild（嘢，yeah） objects（東西）』的意思。『狂野的東西會發生』，這就是這個空間的實驗性。」
認識深水埗一間屋
「咩事」請卓思穎來做的實驗，就是給她一把鑰匙，她可以隨時上去，然後在裏面「隨便做點什麼，或者什麼也不做」，而這件事的結果，「可以是一個展覽，或者什麼也不是」。
我們資源有限，沒有條件去做大事。不過正因為這樣，你可以踏實一點，不會幻想被很多觀眾看到、可以賣作品。你就在「咩事」很專心的，為一個你很關心的東西，去研究。
「藝術家通常被認為有責任去填滿一個空間，讓它變得有意義，」黃子欣說，「這種責任常常也是一種壓力。在我們這裏，更希望能讓一些好奇心生長、看看什麼樣的可能性能演化出來。」
這種「完全沒壓力」的狀態，讓卓思穎回到「一種純創作」的狀態：她不用為了履行與商業畫廊的合同，在創作時要考慮到安裝、運輸等操作性層面的可行性，以及潛在買家的喜好；也不必為了完成受政府資助的計劃，一年後還要如「做功課」般，去依照申請計劃書，一板一眼地完成一年前的想法──「人是會變的。我可能早已對那點子不感興趣，而在變化裏創作應是最好的。」
與「咩事」的相處，是更有機，更自然的。卓思穎在深水埗一幢翻新唐樓裏，按照中產階級趣味裝修、面積在500呎左右的住宅中──「咩事」的肉身，泡了一個多月後，給它增添了一閃一滅的假水晶吊燈、自顧自兀兀吹着的立式風扇、散落一地的紅豆、開了一半的門，狹窄走廊上的投影，不時傳出風把窗戶關上的聲音，重複又重複，原地打轉的刷牙杯……這些日常物營造的私人感，帶着卓思穎剛從蘇黎世做駐場藝術回來的及時性：在瑞士，她誰也不認識，也不被誰認識，花許多時間，一個人呆在只有自己的屋子裏，漸漸留意到空間裏各種各樣的聲音，「像在與我傾談」。
同時，卓思穎希望利用這些物件，帶觀者去「真正地看眼前的空間」：「『咩事』不同一般展覽空間，白花花，四面牆，專為作品而存在。它是一間屋，有陽台、廚房、洗手間，有假天花、假水晶燈，自己的性格。我的作品是一個嚮導，帶大家去認識它，同時也想讓大家試着探索，這屋裏，究竟什麼是藝術品，什麼不是。」
與這空間一同探索、以至演化的，還有卓思穎自己。因為沒有外在壓力，那麼「全部的要求就是自己給自己的」。不知怎麼的，在同李傑及黃子欣談論自己的創作時，三人都默契地有共識，在未來兩年內，卓思穎將一再地重返這個空間，在裏面做點什麼。「事情不知怎麼就自然地定下了，」卓思穎說，「我很快就要離開香港去加拿大念雕塑，想到深水埗有間屋在等着我，是件幸福的事。」
小空間的可能性
如果把視線從「咩事」所在的深水埗鴨寮街拉遠點，放到整個香港，就看出至少在10年前，還在全球當代藝術地圖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香港，正經歷着某種藝術的勃興：從2000年初，開始萌芽的西九文化區，到一再拖延、預計2019年開館的M＋博物館，以及白立方、高古軒、巴塞爾藝術展這類世界頂級的大畫廊、博覽會的進駐，再加上其國際化環境、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等，香港正被越來越多人視為極有潛力發展成「亞洲藝術（市場）之都」。
在這一浪潮中，李傑成為最被熟知的香港當代藝術家之一。他並「不反對博覽會或者畫廊，畢竟它們是正常的藝術生態的一部分」，但僅有這些是不夠的：「藝術圈是一個金字塔形狀，最上層是博物館，然後是大畫廊、博覽會、藝術機構，下層需要各種各樣，多元的藝術空間。」
李傑對「下層」的理解是「靈活」：「大的機構，需要考慮資源、資金、成本等各種問題，做事難免就有限制。而小的東西就靈活一點，多些空間去試、去游走，實驗性會更強。」
他又輕微地自嘲，「你也可以說，我們資源有限，沒有條件去做大事。不過正因為這樣，你可以踏實一點，不會幻想被很多觀眾看到、可以賣作品。你就在『咩事』很專心的，為一個你很關心的東西，去研究。」
那幾年火炭的時光，到現在都為我們積蓄着創作的能量。
李傑和他一幫朋友，也曾有過在小空間裏做事的狀態。從2000年開始，一批中大藝術系畢業的學生開始在廉價的火炭工業區合租工作室，李傑也是其中一員。那時連中國當代藝術還未被世界關注，遑論香港藝術。火炭的年輕人們住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事，聊天、喝酒，說不出特別明確的未來，就在2006年的夏天，李傑還把畫室裏的抹布做成一顆球體，來「發洩過剩的脾氣」。
隨着藝術市場的升溫，香港藝術家也逐漸受到國際注目，比如和李傑合租工作室的白雙全2009年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而關尚智在2013年獲得首屆「HUGO BOSS亞洲藝術大獎」。李傑至今都認為：「那幾年火炭的時光，到現在都為我們積蓄着創作的能量。」
認真地做些隨意事
從藝術家轉換角色，來做一個空間的主持者，李傑的出發點之一，是考慮到現在香港藝術圈太過極端：一邊是大博物館、大畫廊，另一邊是非常政治性的空間，兩邊「完全說不到一塊，那中間在哪裏呢？」他對「咩事」的想像是「灰色」的：「灰色地帶，沒有太明確的方向，但能帶出有延續的討論，引發人思考，這就是實驗性、可能性。」
這點從「咩事」身處的深水埗就可看出一些端倪。香港藝術空間目前多分佈在中環、上環、柴灣及黃竹坑等，而在最初想像選址地點時，李傑和黃子欣就決定「這些地方統統不去」：「不想和藝術群落在一起，因為感覺很悶；也不想去工廠大廈，因為空間大，多了好多製作、維護的工作要做，而我們希望藝術家能專注發展自己的點子。」
這時正好有藏家知道他們想做一個空間，就問是否要用他在深水埗的物業，租期兩年。李傑和黃子欣一看就覺得很適合：「深水埗是個很特別的區域，既十分香港，又充滿印巴人等很多移民，地理位置又在香港的中心，買製作材料也十分方便。」
尊重本土藝術家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當成藝術家，而不僅僅是香港藝術家來對待。
身處深水埗、又做小空間，這不太主流的姿態很容易被人貼上「關懷本土」、「社區藝術」等現今看來十分值得稱頌的標籤，但李傑和黃子欣一概敬謝不敏：「我們不希望被標籤，因為一被標籤，整件事就變得不十分有趣。」
因此「咩事」也不會專做本土藝術家，因為「尊重本土藝術家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當成藝術家，而不僅僅是香港藝術家來對待。」至於「社區藝術」，李傑和黃子欣覺得，「不是我們的興趣，也不太相信，而且已經有機構在做，也不需要再做。」
那「咩事」要做什麼呢？黃子欣說：「希望能多多和那些正成為（becoming）藝術家的人合作。」李傑說：「我們沒有大空間、大方向、大志向，只有兩年的命，我們想要playful一點，認真地做些隨意的事，並不急着做出來些什麼。」
比如做駐場藝術計劃，但並不要求一定要交功課，或做出來什麼；比如做放映，但不想很規矩，大家準時來，準時走，中途覺得不好看，又不好意思退場，就可以把放映時間從一個晚上拉長到幾個星期，放部電視，隨時來，隨時看；比如做一個圖書館，請藝術家推薦些自己喜歡、但香港不易見到的書單，「咩事」的人去買來或者複印出來，供人隨意閱讀……
那兩年之後又怎麼樣呢？「到時再說咯，」黃子欣笑著說，「說不定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或者把能量轉到別的方向。我們是開放的，開放給那些可能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