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听到李杰会参与做一个非牟利艺术空间，我们的反应和与他合作的第一个艺术家卓思颖一样，都是吃惊，因这个代表香港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其作品个人性及诗意十足，不似要搞社会实践的模样。和李杰聊起来，他也说，要单靠自己肯定就做不成，还多亏十几年的友人黄子欣一起出力，再加上种种因缘际会，才终于成事。李杰说他做这件事，是眼见“香港一天天差下去”，但又不想仅仅靠骂，虽然我们说起现况来，他还是气得不行，“但骂完，还是要做事，不然完全没有用”。“咩事艺术空间”的成立，就是这种想法下的实验之一。
一个圆的切线只在一点上同圆轻轻接触，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无限延伸。──本雅明
今年四月，接到李杰和黄子欣的展览邀请时，卓思颖很是吃惊。
按照艺术圈一般的规则，画画的李杰，与主要做影像的卓思颖，已经不算同一范畴；而且，李杰和黄子欣，一个是代表香港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一个是活跃的本地策展人（或按照她自己的说法：“艺术经理人”），但卓思颖是毕业三年、才刚刚冒起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不认识，而这圈子里，和熟人打交道，才是习惯。
这种种的一反常态，卓思颖得出的结论是：“我想他们是认真想做点什么。”
李杰和黄子欣要做的是一个为期两年的非牟利艺术空间，它有一个本土到有点“串”的名字：“咩事”艺术空间；又有个轻快、有朝气的洋名：“Things that can happen ”。某种程度上，这名字正反映了两位创办人各自的特质：李杰是九龙长大、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黄子欣是在加拿大读书生活、英文比中文好太多的华裔女生。
道地的广东话名字与英文名，缺一不可，要互相指涉，才能拼凑出“咩事”的精神气质。黄子欣就为我提供过一种阅读方式：“Things 是『事』的意思，翻译成广东话就是『嘢』（东西），同音『yeah』，在广东话里指的是『很拉风、很狂野』，所以 Things 一个字已经含有『wild（嘢，yeah） objects（东西）』的意思。『狂野的东西会发生』，这就是这个空间的实验性。”
认识深水埗一间屋
“咩事”请卓思颖来做的实验，就是给她一把钥匙，她可以随时上去，然后在里面“随便做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做”，而这件事的结果，“可以是一个展览，或者什么也不是”。
我们资源有限，没有条件去做大事。不过正因为这样，你可以踏实一点，不会幻想被很多观众看到、可以卖作品。你就在”咩事”很专心的，为一个你很关心的东西，去研究。
“艺术家通常被认为有责任去填满一个空间，让它变得有意义，”黄子欣说，“这种责任常常也是一种压力。在我们这里，更希望能让一些好奇心生长、看看什么样的可能性能演化出来。”
这种“完全没压力”的状态，让卓思颖回到“一种纯创作”的状态：她不用为了履行与商业画廊的合同，在创作时要考虑到安装、运输等操作性层面的可行性，以及潜在买家的喜好；也不必为了完成受政府资助的计划，一年后还要如“做功课”般，去依照申请计划书，一板一眼地完成一年前的想法──“人是会变的。我可能早已对那点子不感兴趣，而在变化里创作应是最好的。”
与“咩事”的相处，是更有机，更自然的。卓思颖在深水埗一幢翻新唐楼里，按照中产阶级趣味装修、面积在500呎左右的住宅中──“咩事”的肉身，泡了一个多月后，给它增添了一闪一灭的假水晶吊灯、自顾自兀兀吹着的立式风扇、散落一地的红豆、开了一半的门，狭窄走廊上的投影，不时传出风把窗户关上的声音，重复又重复，原地打转的刷牙杯……这些日常物营造的私人感，带着卓思颖刚从苏黎世做驻场艺术回来的及时性：在瑞士，她谁也不认识，也不被谁认识，花许多时间，一个人呆在只有自己的屋子里，渐渐留意到空间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像在与我倾谈”。
同时，卓思颖希望利用这些物件，带观者去“真正地看眼前的空间”：“『咩事』不同一般展览空间，白花花，四面墙，专为作品而存在。它是一间屋，有阳台、厨房、洗手间，有假天花、假水晶灯，自己的性格。我的作品是一个向导，带大家去认识它，同时也想让大家试着探索，这屋里，究竟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
与这空间一同探索、以至演化的，还有卓思颖自己。因为没有外在压力，那么“全部的要求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不知怎么的，在同李杰及黄子欣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三人都默契地有共识，在未来两年内，卓思颖将一再地重返这个空间，在里面做点什么。“事情不知怎么就自然地定下了，”卓思颖说，“我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去加拿大念雕塑，想到深水埗有间屋在等着我，是件幸福的事。”
小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把视线从“咩事”所在的深水埗鸭寮街拉远点，放到整个香港，就看出至少在10年前，还在全球当代艺术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香港，正经历着某种艺术的勃兴：从2000年初，开始萌芽的西九文化区，到一再拖延、预计2019年开馆的M＋博物馆，以及白立方、高古轩、巴塞尔艺术展这类世界顶级的大画廊、博览会的进驻，再加上其国际化环境、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等，香港正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极有潜力发展成“亚洲艺术（市场）之都”。
在这一浪潮中，李杰成为最被熟知的香港当代艺术家之一。他并“不反对博览会或者画廊，毕竟它们是正常的艺术生态的一部分”，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艺术圈是一个金字塔形状，最上层是博物馆，然后是大画廊、博览会、艺术机构，下层需要各种各样，多元的艺术空间。”
李杰对“下层”的理解是“灵活”：“大的机构，需要考虑资源、资金、成本等各种问题，做事难免就有限制。而小的东西就灵活一点，多些空间去试、去游走，实验性会更强。”
他又轻微地自嘲，“你也可以说，我们资源有限，没有条件去做大事。不过正因为这样，你可以踏实一点，不会幻想被很多观众看到、可以卖作品。你就在『咩事』很专心的，为一个你很关心的东西，去研究。”
那几年火炭的时光，到现在都为我们积蓄着创作的能量。
李杰和他一帮朋友，也曾有过在小空间里做事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一批中大艺术系毕业的学生开始在廉价的火炭工业区合租工作室，李杰也是其中一员。那时连中国当代艺术还未被世界关注，遑论香港艺术。火炭的年轻人们住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事，聊天、喝酒，说不出特别明确的未来，就在2006年的夏天，李杰还把画室里的抹布做成一颗球体，来“发泄过剩的脾气”。
随着艺术市场的升温，香港艺术家也逐渐受到国际注目，比如和李杰合租工作室的白双全2009年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关尚智在2013年获得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李杰至今都认为：“那几年火炭的时光，到现在都为我们积蓄着创作的能量。”
认真地做些随意事
从艺术家转换角色，来做一个空间的主持者，李杰的出发点之一，是考虑到现在香港艺术圈太过极端：一边是大博物馆、大画廊，另一边是非常政治性的空间，两边“完全说不到一块，那中间在哪里呢？”他对“咩事”的想像是“灰色”的：“灰色地带，没有太明确的方向，但能带出有延续的讨论，引发人思考，这就是实验性、可能性。”
这点从“咩事”身处的深水埗就可看出一些端倪。香港艺术空间目前多分布在中环、上环、柴湾及黄竹坑等，而在最初想像选址地点时，李杰和黄子欣就决定“这些地方统统不去”：“不想和艺术群落在一起，因为感觉很闷；也不想去工厂大厦，因为空间大，多了好多制作、维护的工作要做，而我们希望艺术家能专注发展自己的点子。”
这时正好有藏家知道他们想做一个空间，就问是否要用他在深水埗的物业，租期两年。李杰和黄子欣一看就觉得很适合：“深水埗是个很特别的区域，既十分香港，又充满印巴人等很多移民，地理位置又在香港的中心，买制作材料也十分方便。”
尊重本土艺术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当成艺术家，而不仅仅是香港艺术家来对待。
身处深水埗、又做小空间，这不太主流的姿态很容易被人贴上“关怀本土”、“社区艺术”等现今看来十分值得称颂的标签，但李杰和黄子欣一概敬谢不敏：“我们不希望被标签，因为一被标签，整件事就变得不十分有趣。”
因此“咩事”也不会专做本土艺术家，因为“尊重本土艺术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当成艺术家，而不仅仅是香港艺术家来对待。”至于“社区艺术”，李杰和黄子欣觉得，“不是我们的兴趣，也不太相信，而且已经有机构在做，也不需要再做。”
那“咩事”要做什么呢？黄子欣说：“希望能多多和那些正成为（becoming）艺术家的人合作。”李杰说：“我们没有大空间、大方向、大志向，只有两年的命，我们想要playful一点，认真地做些随意的事，并不急着做出来些什么。”
比如做驻场艺术计划，但并不要求一定要交功课，或做出来什么；比如做放映，但不想很规矩，大家准时来，准时走，中途觉得不好看，又不好意思退场，就可以把放映时间从一个晚上拉长到几个星期，放部电视，随时来，随时看；比如做一个图书馆，请艺术家推荐些自己喜欢、但香港不易见到的书单，“咩事”的人去买来或者复印出来，供人随意阅读……
那两年之后又怎么样呢？“到时再说咯，”黄子欣笑着说，“说不定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或者把能量转到别的方向。我们是开放的，开放给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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