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可以发生的狂野事

大画廊、大博览会、大博物馆……在正努力发展成为“亚洲艺术(市场)之都”的香港,做一个没有"大空间、大方向、大志向"的艺术空间,究竟要做些什么?
艺术家李杰与策展人黄子欣在深水埗鸭寮街成立的咩事艺术空间 (Things that can happen)
风物

编者按:听到李杰会参与做一个非牟利艺术空间,我们的反应和与他合作的第一个艺术家卓思颖一样,都是吃惊,因这个代表香港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其作品个人性及诗意十足,不似要搞社会实践的模样。和李杰聊起来,他也说,要单靠自己肯定就做不成,还多亏十几年的友人黄子欣一起出力,再加上种种因缘际会,才终于成事。李杰说他做这件事,是眼见“香港一天天差下去”,但又不想仅仅靠骂,虽然我们说起现况来,他还是气得不行,“但骂完,还是要做事,不然完全没有用”。“咩事艺术空间”的成立,就是这种想法下的实验之一。

艺术家李杰与策展人黄子欣在深水埗鸭寮街成立的咩事艺术空间 (Things that can happen) 摄: Lit Ma/ 端传媒
艺术家李杰与策展人黄子欣在深水埗鸭寮街成立的咩事艺术空间 (Things that can happen)
卓思颖在咩事艺术空间展出的作品之一。 摄: Lit Ma/ 端传媒
卓思颖在咩事艺术空间展出的作品之一。
咩事艺术空间里的水晶吊灯也成为卓思颖的创作材料。摄: Lit Ma/ 端传媒
咩事艺术空间里的水晶吊灯也成为卓思颖的创作材料。

一个圆的切线只在一点上同圆轻轻接触,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无限延伸。──本雅明

今年四月,接到李杰和黄子欣的展览邀请时,卓思颖很是吃惊。

按照艺术圈一般的规则,画画的李杰,与主要做影像的卓思颖,已经不算同一范畴;而且,李杰和黄子欣,一个是代表香港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一个是活跃的本地策展人(或按照她自己的说法:“艺术经理人”),但卓思颖是毕业三年、才刚刚冒起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不认识,而这圈子里,和熟人打交道,才是习惯。

这种种的一反常态,卓思颖得出的结论是:“我想他们是认真想做点什么。”

李杰和黄子欣要做的是一个为期两年的非牟利艺术空间,它有一个本土到有点“串”的名字:“咩事”艺术空间;又有个轻快、有朝气的洋名:“Things that can happen ”。某种程度上,这名字正反映了两位创办人各自的特质:李杰是九龙长大、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黄子欣是在加拿大读书生活、英文比中文好太多的华裔女生。

道地的广东话名字与英文名,缺一不可,要互相指涉,才能拼凑出“咩事”的精神气质。黄子欣就为我提供过一种阅读方式:“Things 是『事』的意思,翻译成广东话就是『嘢』(东西),同音『yeah』,在广东话里指的是『很拉风、很狂野』,所以 Things 一个字已经含有『wild(嘢,yeah) objects(东西)』的意思。『狂野的东西会发生』,这就是这个空间的实验性。”

认识深水埗一间屋

“咩事”请卓思颖来做的实验,就是给她一把钥匙,她可以随时上去,然后在里面“随便做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做”,而这件事的结果,“可以是一个展览,或者什么也不是”。

我们资源有限,没有条件去做大事。不过正因为这样,你可以踏实一点,不会幻想被很多观众看到、可以卖作品。你就在”咩事”很专心的,为一个你很关心的东西,去研究。

“艺术家通常被认为有责任去填满一个空间,让它变得有意义,”黄子欣说,“这种责任常常也是一种压力。在我们这里,更希望能让一些好奇心生长、看看什么样的可能性能演化出来。”

这种“完全没压力”的状态,让卓思颖回到“一种纯创作”的状态:她不用为了履行与商业画廊的合同,在创作时要考虑到安装、运输等操作性层面的可行性,以及潜在买家的喜好;也不必为了完成受政府资助的计划,一年后还要如“做功课”般,去依照申请计划书,一板一眼地完成一年前的想法──“人是会变的。我可能早已对那点子不感兴趣,而在变化里创作应是最好的。”

与“咩事”的相处,是更有机,更自然的。卓思颖在深水埗一幢翻新唐楼里,按照中产阶级趣味装修、面积在500呎左右的住宅中──“咩事”的肉身,泡了一个多月后,给它增添了一闪一灭的假水晶吊灯、自顾自兀兀吹着的立式风扇、散落一地的红豆、开了一半的门,狭窄走廊上的投影,不时传出风把窗户关上的声音,重复又重复,原地打转的刷牙杯……这些日常物营造的私人感,带着卓思颖刚从苏黎世做驻场艺术回来的及时性:在瑞士,她谁也不认识,也不被谁认识,花许多时间,一个人呆在只有自己的屋子里,渐渐留意到空间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像在与我倾谈”。

卓思颖在咩事艺术空间展出的录像作品之一。摄: Lit Ma/ 端传媒
卓思颖在咩事艺术空间展出的录像作品之一。

同时,卓思颖希望利用这些物件,带观者去“真正地看眼前的空间”:“『咩事』不同一般展览空间,白花花,四面墙,专为作品而存在。它是一间屋,有阳台、厨房、洗手间,有假天花、假水晶灯,自己的性格。我的作品是一个向导,带大家去认识它,同时也想让大家试着探索,这屋里,究竟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

与这空间一同探索、以至演化的,还有卓思颖自己。因为没有外在压力,那么“全部的要求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不知怎么的,在同李杰及黄子欣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三人都默契地有共识,在未来两年内,卓思颖将一再地重返这个空间,在里面做点什么。“事情不知怎么就自然地定下了,”卓思颖说,“我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去加拿大念雕塑,想到深水埗有间屋在等着我,是件幸福的事。”

小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把视线从“咩事”所在的深水埗鸭寮街拉远点,放到整个香港,就看出至少在10年前,还在全球当代艺术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香港,正经历着某种艺术的勃兴:从2000年初,开始萌芽的西九文化区,到一再拖延、预计2019年开馆的M+博物馆,以及白立方、高古轩、巴塞尔艺术展这类世界顶级的大画廊、博览会的进驻,再加上其国际化环境、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等,香港正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极有潜力发展成“亚洲艺术(市场)之都”。

在这一浪潮中,李杰成为最被熟知的香港当代艺术家之一。他并“不反对博览会或者画廊,毕竟它们是正常的艺术生态的一部分”,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艺术圈是一个金字塔形状,最上层是博物馆,然后是大画廊、博览会、艺术机构,下层需要各种各样,多元的艺术空间。”

李杰对“下层”的理解是“灵活”:“大的机构,需要考虑资源、资金、成本等各种问题,做事难免就有限制。而小的东西就灵活一点,多些空间去试、去游走,实验性会更强。”

他又轻微地自嘲,“你也可以说,我们资源有限,没有条件去做大事。不过正因为这样,你可以踏实一点,不会幻想被很多观众看到、可以卖作品。你就在『咩事』很专心的,为一个你很关心的东西,去研究。”

那几年火炭的时光,到现在都为我们积蓄着创作的能量。

李杰和他一帮朋友,也曾有过在小空间里做事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一批中大艺术系毕业的学生开始在廉价的火炭工业区合租工作室,李杰也是其中一员。那时连中国当代艺术还未被世界关注,遑论香港艺术。火炭的年轻人们住在一起,各自做着各自的事,聊天、喝酒,说不出特别明确的未来,就在2006年的夏天,李杰还把画室里的抹布做成一颗球体,来“发泄过剩的脾气”。

随着艺术市场的升温,香港艺术家也逐渐受到国际注目,比如和李杰合租工作室的白双全2009年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关尚智在2013年获得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李杰至今都认为:“那几年火炭的时光,到现在都为我们积蓄着创作的能量。”

咩事艺术空间 (Things that can happen) 顶楼一角。摄: Lit Ma/ 端传媒
咩事艺术空间 (Things that can happen) 顶楼一角。

认真地做些随意事

从艺术家转换角色,来做一个空间的主持者,李杰的出发点之一,是考虑到现在香港艺术圈太过极端:一边是大博物馆、大画廊,另一边是非常政治性的空间,两边“完全说不到一块,那中间在哪里呢?”他对“咩事”的想像是“灰色”的:“灰色地带,没有太明确的方向,但能带出有延续的讨论,引发人思考,这就是实验性、可能性。”

这点从“咩事”身处的深水埗就可看出一些端倪。香港艺术空间目前多分布在中环、上环、柴湾及黄竹坑等,而在最初想像选址地点时,李杰和黄子欣就决定“这些地方统统不去”:“不想和艺术群落在一起,因为感觉很闷;也不想去工厂大厦,因为空间大,多了好多制作、维护的工作要做,而我们希望艺术家能专注发展自己的点子。”

这时正好有藏家知道他们想做一个空间,就问是否要用他在深水埗的物业,租期两年。李杰和黄子欣一看就觉得很适合:“深水埗是个很特别的区域,既十分香港,又充满印巴人等很多移民,地理位置又在香港的中心,买制作材料也十分方便。”

尊重本土艺术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当成艺术家,而不仅仅是香港艺术家来对待。

身处深水埗、又做小空间,这不太主流的姿态很容易被人贴上“关怀本土”、“社区艺术”等现今看来十分值得称颂的标签,但李杰和黄子欣一概敬谢不敏:“我们不希望被标签,因为一被标签,整件事就变得不十分有趣。”

因此“咩事”也不会专做本土艺术家,因为“尊重本土艺术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当成艺术家,而不仅仅是香港艺术家来对待。”至于“社区艺术”,李杰和黄子欣觉得,“不是我们的兴趣,也不太相信,而且已经有机构在做,也不需要再做。”

那“咩事”要做什么呢?黄子欣说:“希望能多多和那些正成为(becoming)艺术家的人合作。”李杰说:“我们没有大空间、大方向、大志向,只有两年的命,我们想要playful一点,认真地做些随意的事,并不急着做出来些什么。”

比如做驻场艺术计划,但并不要求一定要交功课,或做出来什么;比如做放映,但不想很规矩,大家准时来,准时走,中途觉得不好看,又不好意思退场,就可以把放映时间从一个晚上拉长到几个星期,放部电视,随时来,随时看;比如做一个图书馆,请艺术家推荐些自己喜欢、但香港不易见到的书单,“咩事”的人去买来或者复印出来,供人随意阅读……

那两年之后又怎么样呢?“到时再说咯,”黄子欣笑着说,“说不定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或者把能量转到别的方向。我们是开放的,开放给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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