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爸不敢做的事 張超雄

記者問張超雄，可否替他父子倆拍張照片，阿Fer(張的簡稱)這就問問張父意願，但遭他拒絕，反正八十幾歲的老爸不想高調。張超雄回心一想，才發現手頭上竟然沒幾張跟爸爸的合照：「我想，為何要等到有傳媒走來問我，我才找爸爸拍照？我和他兩個人，去拍拍照片，一起做些事情都可以呀。有些東西我想問他很久了，卻一直沒有好好詳談。」

我們都知道張超雄的故事（香港泛民立法會議員，常為弱勢社群發聲），他是一個爸爸，次女盈盈智障。他曾說過，盈盈每天都在提醒他，一個弱勢社群的生活是如何的，然而他幾乎沒怎麼談及過父親。他廿四歲就在加拿大註冊結婚，只透過一通長途電話知會雙親。隨後他留美十五載，再回流香港時，已由當日出國的「宅男」(頹廢青年)變為帶着五口之家的「中坑」(中年男人)，但父母卻又從香港移居加國了。

然後他的母親就去世了。「未試過這樣的痛，那個Loss好痛。我對媽媽的歉疚是，覺得她很慘，覺得她一生也不開心，離世時只有她一個人在加拿大。而我也沒有給她帶來特別開心的日子。大家相聚的時間太少了。」

他不是一個與父母緣厚的人，他的爸爸也是，而他爸爸的爸爸也是。

遠離爸媽的童年

張超雄爺爺是澳門人，年輕時獨自離家到秘魯打拼。在秘魯安頓下來就娶了當地的女子，但他堅持兒子必須接受中國人的教育，故在兒子(張超雄爸爸)十歲左右，就把他送到澳門念書，父母孩子，自此分離。張爸爸本來只會說西班牙語，在澳門生活多年後，變成只會說廣東話，最後他跟身處秘魯的媽媽再無法溝通，因為彼此言語不對。

張爸爸這就回到他爸爸的原點，在澳門安頓，娶妻生子。在兒子張超雄出生後不久，張爸和張媽覺得澳門難以賺取生計，兩人決定到香港幹活，遂把兒子交給公婆照顧。「這大概讓我有點缺失，套用現代的概念，親子時刻很少。但我這個人，本來缺失就很多，哈哈。」人大了以後，自身有什麼缺失，都是自己扛的責任，大概也不能再怪責父母親了。

張媽媽是澳門鏡湖醫院畢業的註冊護士，但來港後只能當登記護士；張爸本來在澳門當老師，來港後也只能做學歷要求較低的舍監。直到張超雄七歲大，他才離開澳門，來香港與父母團聚，住在粉嶺一處非常偏僻的地方。一家三口終於一起生活，這個才是張超雄認識父母的起點，也成為他長得老大之後，再度尋回自己的終點。

「有些東西放在心裏很久，有些moment(時刻)可能塑造了我一世，但爸爸究竟想法如何，在他那邊的意義又是什麼，原來是個謎。」他口中的“moment”，第一個，就在這時候發生。

你為什麼沒為我出頭？

他九歲，在一家教會學校念書，爸爸在那裏教書。「我爸爸是工作狂，非常投入，他經常說：要「瞓身」落去(廣東俗語，意指一頭栽進去)。」太投入、太拚命，有時也成為被排擠的理由。「可能是老師之間的politics(政治)，而我是我阿爸的兒子，就變成了victim(受害者)。」

在小學課室裏，有個老師按着張超雄的頭，把一小瓶白花油朝他的鼻孔灌入去。他嗆得很，掙扎着。在另一個課室，有個老師要張超雄把手掌放在桌上，沉沉的用間尺按着，然後把書釘釘在他手指縫間。「那是校園的bully(欺凌)，純粹因為我是我阿爸的兒子。
至今他仍然憤慨：「那些老師是變態的，那絕對是虐兒案。」

回家後，張超雄向父親投訴，「他基本上沒反應，沒當成一回事，沒追究。現在回想，我爸爸處理得不好，基本上他沒有處理過。我覺得他在這些情況下就變得比較軟弱，不想開罪人。」

這件他遺忘了幾十年的事情，當下又重現腦海，「可能我正正要做回我老竇(廣東俗語，意指爸爸)唔敢做的事情？」因此他變成了一個要發聲、要抗爭的人？這點連他自己都不大確定。「其實我一直想問爸爸，為何他當時沒追究事件，沒為我出頭？」

張超雄常常說，爸爸媽媽是思想走得很前的人。母親本來不打算生育，因為她覺得世界有太多不公平、不公義，不想把小孩帶來人間受苦，「我應該遺傳了媽媽那份悲觀。」最後是父親很想要孩子，他們才決定生一個。而由舍監苦讀而晉身老師，往後再當上校長的爸爸，則自有一套教導學生的心得。「他做舍監時專管曳仔(壞孩子)，和曳仔一同生活凡事一同經歷，曳仔都很服他。」做校長的張爸爸，每天早上會站在校門迎接學生，「我猜他是第一代這樣做的校長，很有學生緣。」

你為甚麼不敢發聲？

中學升上聖保羅男校之後，張超雄沉迷中學生活的姿采，父母的身影漸漸減退。「聖保羅非常開放，讓我們留長頭髮，真是長毛(以及肩長髮為標誌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樣子，又可以穿喇叭褲，那是全新的地方，我跟父母的交流更少。」爸爸雖然是校長，但對兒子也不嚴厲，只會輕輕提醒他努力讀書，「可惜在聖保羅的日子太好玩了，我都沒放心機讀書，會考成績不好，去了讀樹仁，之後再轉讀浸會大學社工系。記憶中爸爸也沒有埋怨或者責罵

也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第二個人生的“moment”，一個至今他仍然充滿疑問的嫌隙。「應該十九、二十歲，我們幾個同學去大陸旅行。回到香港大家很累，在車上睡着，我拿相機出來影同學的睡相。突然兩個惡形惡相的男人走過來，粗魯地問我為何拍他的照片，要搶我的相機，菲林曝光。」惡男聲稱自己是捉垃圾蟲的人，類似這個年代的食環署人員，並堅持要報警。於是張超雄被他們押到警署落口供，當時阿sir（警察）問他地址，張回說：「堅尼地道110號。」阿sir憤怒了，吼道：「幾座幾樓呀！整個街號也是你住嗎！」

原來那是聖雅各小學的地址，張爸爸是校長，一家人都住在學校宿舍。張超雄如實回答，阿sir和兩個彪形大漢立即軟化，「好像拍戲一樣，他們拍拍我的肩膊，連聲說沒事沒事，原來你爸爸是校長。」後來菲林沖曬出來，證明相片中只有張超雄同學的睡相，卻沒有大漢的身影。

但張超雄憤憤不平，想尋求父親智慧上的開導，「我很憤怒，跟爸爸說這事，但他沒反應，沒有提出過要追究。那兩個男人，差在沒揍我，爸爸最低限度都為我發聲，但他沒有。但我覺得，遇上不公平要發聲，不能骨碌一聲把它吞進喉嚨。」到了今天，他已比當時的父親活得老大，但仍然質疑「成人世界」的潛規則，「是成年人有太多東西要權衡？我堅持不公道要出聲，道理要先行。」爸爸的退縮，反而塑造了他擔頭的性格。

從他人身上認識父親

留一行小鬍子的張超雄，處理社會議題道理公義時聲大大不怕開罪人家，但說起父母親情時，總是欲言又止。「我這人其實好古肅，不懂得流露感情，甚至不懂親情……我的親情啟蒙，更多在太太處學習到。」張太是家中孻女，是開朗樂天的活潑女生，幾乎全盤補足了張超雄的「缺失」，記者打趣說：「但她竟然喜歡你……」，「古肅」的他，頓一頓，煞有介事的回答：「因為我很死心塌地。兩個人的關係中，必須最少有一方是死心塌地，才能維持或能挽救一段關係啊。」

張爸爸回港居住，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兩父子返回香港這個起點，再次同住在一個城巿。以為是重新拉近的關係，實際上又是有一點疏離。「爸爸現時也有自己的partner(伴侶)，有自己一個家庭，我們又是各自各的生活。」

至今走在街上，間中仍然有陌生人走上來，親切的拍拍張超雄肩膊，介紹自己為：「我是你爸爸的學生。」他們通常會一臉熱情的說：「我很敬佩你爸爸的！」。這個來自他人的提醒，每次都讓張超雄看到爸爸對工作的承擔和對社會的貢獻，但轉念他的悲觀又浮現出來：「為何我爸爸的好，是由別人口中轉述？」

他說，希望日後孩子長大，對父親的感動，是來自自己心底的回憶，而不是他人的提醒。縱使他仍然一臉「古肅」，但這次是一邊說鬍子一邊似在跳舞：「真的！我想，為何要等到有傳媒走來問我，我才找爸爸拍照？我和他兩個人，去拍拍照片，一起做一些事情都可以呀。那些我剛才說的moment，我要問問他，為何他當時沒反應呢？他當時心裏想的究竟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