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韓是個充滿矛盾的地方:有人說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幾乎可以說是文化奇蹟的,外銷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說它現代化﹑進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產品領先全球,但這些財閥集團同時是南韓政商勾結問題的病根。南韓知識分子金振京說過,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將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一百年;而南韓更在六十年代後,把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三十年。我們看到的,關於南韓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於此:一個本質仍然保守﹑傳統的社會,在極短時間內被資本的流動帶到了國際舞台,於是各種衝撞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但很少人有空停下來反思,也好像沒有必要去反思。
隨著K-pop在國際上受到的關注度愈來愈高,人們對韓國興趣愈來愈大,想問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在一個強調儒家價值的社會,生育率為何全球最低?在韓劇外銷浪漫愛情時,韓國為何出現被外媒稱為「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社會爭議?韓國是「跨國收養輸出大國」,但許多被送養的兒童到底去了哪裡?為甚麼到了韓國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是有那麼多被送養的孩子?在社會仍記得世越號慘劇的今天,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屬維權會那麼困難?
在未來兩個月,端傳媒將刊出「K-pop背後的韓國」的一系列在地報道,嘗試摸索這個跟華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淵源的社會的形狀。這是系列的第三篇。在光鮮亮麗的首爾,卻有大量租不起房子的年輕人,選擇住在被稱為「地獄苦」的貧困住宅中。他們因為窮才住進這些住宅,但住進去了,卻可能讓他們更難擺脫貧困。
2月22日晚上7點到晚上8點 (GMT+8),端傳媒韓國專題的記者與撰稿人,將在zoom上與讀者語音分享報導背後的細節與故事。請按連結報名。
「每個房間用一公分厚的木夾板隔開,隔間裡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男人和女人,大家在裡面壓低聲音地放屁、睡覺、思考、自慰,以及活著,我越想越覺得這是一種奇觀,大家好像互通了什麼腥臭且騷動的聲息。」南韓作家朴玟奎《甲乙考試院滯留記》
38歲的金佑鎮(化名)在下班後,匆匆來到瑞草區的一間麥當勞與我見面。他高瘦﹑斯文,戴著一副銀邊眼鏡。
「住在考試院不是什麼值得說嘴的事情。」他受訪時很謹慎,說到細節總是再三斟酌。但我問為什麼選擇住在考試院,他卻答得乾脆:「因為沒錢。」
金佑鎮來自慶尚道的鄉下,北漂首爾工作兩年,幾乎都住在考試院或和朋友合住。他目前住在江南區的公司附近、地鐵良才站走路不到10分鐘的考試院,月租53萬韓元(約396美元)。這裡大多是5層樓以下的老式獨棟住宅,近年陸續出現由住宅改建成的考試院,租戶多是在江南上班的人。
金佑鎮帶我徒步到他的考試院,一棟三層樓加上頂樓屋塔房的小別墅。進入大門後有一座45格的鞋櫃,代表這裡有45個房間。每層樓以中間走道分割,兩側共有15個房間,門與門之間只相隔一公尺。走廊是寂靜的,只有低頻的電視噪音偶爾從氣窗飄出來。
金佑鎮領著我打開房門,已經很侷促的入口還擺著一座置物櫃,他和我都得側著身子才能走進去。2坪的房間裡擺了過窄的單人床和桌子,邊角的空隙架上衣桿,184公分的金佑鎮幾乎無法在房內自由伸展。床和電視桌是一個伸手可及的距離,他下班後就在床上用電腦,看電視。
我打開金佑鎮的冰箱,裡面除了一盒披薩,別無他物,「這個是教會聚會時剩下的,但放在冰箱太久,應該不能吃了。」我陪他把披薩拿到公共廚房丟棄,廚房內有一個大飯鍋,考試院房東會提供免費白飯。為了節省每餐至少1萬韓元起跳的外食費,他偶爾也會在這裡吃免費白飯。
他不是不想要搬出考試院。「月租金53萬﹑餐費50萬﹑60萬元的債務…」他在筆記本上一邊寫、一邊給我分析他的每月開支。加加減減後,他每個月稅後約220萬韓元的薪水,僅能存下約20萬韓元,即約150美元。但如果想要在公司所在的江南區租單人房,光是保證金至少要上千萬韓元;要不他只能住到首爾邊緣,每天擠1、2個小時上班。
「怎麼會有債務呢?」我問金佑鎮。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北漂首爾的前兩年他都沒找到工作,一直只能刷卡負擔生活費,最後欠下近3千萬韓元的卡債。「現在大概還有2千萬要還」。2千萬韓元即15000美元,即使他不吃不喝不交租來還錢,也要用上一年時間。
南韓有個說法,叫「지옥고(地獄苦)」。「地獄苦」即「在地獄中感受痛苦」,也即南韓三種貧窮住宅的型態的統稱,包括在「寄生上流」裡主角一家住的那種半地下房(반지하)、屋塔房(옥탑방;可類比台灣的頂樓加蓋)和考試院(고시원)。根據統計,每10名首爾青年就有4人住在「지옥고(地獄苦)」,金佑鎮不過是其中之一。
許多首爾青壯年其實和金佑鎮有相似的處境,他們從貧窮的鄉下來到首爾,沒有父母的金援之下,租屋的門檻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許多人想憑努力翻轉職場的階級、家產的階級,但努力有時候是徒勞;他們想白手起家,但光是脫離白手(백수,意指失業人士)狀態就很困難。在階級愈趨固化的南韓,從入學到就業,幾乎在一開始含著什麼湯匙出生,就決定了一大半。
很多人以為,在打拼的時候住到「地獄苦」裡沒甚麼,咬著牙忍一下就過去。但貧窮不止是個量度經濟能力的基準,還是個社會文化標籤,一旦貼上了,也許再也撕不掉。
逃不出去的循環
「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第一次見到尹成老,是在去年年底首爾消除貧困日的集會上。當日參與者有數百人,有老人坐著輪椅前來,也有年輕人戴著蝸牛髮圈和房屋頭飾,呼籲增建公屋和打房。
身形壯碩、皮膚白皙的尹成老個子不高,笑起來有些靦腆。他穿著用黑色垃圾袋製成的上衣,頭上頂著標語手牌做成的尖角錐,在人群中特別醒目。43歲的他,過去近20年幾乎都在「地獄苦」度過,先後住過考試院﹑半地下房與屋塔房。我笑說他是「來自地獄的男人」。尹成老聽罷只是苦笑。
後來我才發現,他不但是集會的常客,還是南韓排名前十的名校漢陽大學經濟學系的高材生。
「我小時候真的還蠻會唸書的。」尹成老故鄉在首爾近郊近畿道水源,家境清寒。考上在首爾城東區沙斤洞杏堂洞的漢陽大學後,為了節省近兩小時的上學時間,他一度住進城東區的考試院。但他在入住不到6.6平方米(66呎)的房間後,才察覺自己可能有幽閉恐懼症,待了15天就落荒而逃。「我覺得我好像在棺材裡面生活。」他說。
兩年軍旅生活後,尹成老回到大學完成最後一年學業。那年,他住進了大學附近城東區的一間半地下房,保證金只要100萬韓元、月租18萬韓元。
1960年代在首爾市中心開始冒出的半地下屋,是那個政治動盪年代下的產物,起初是為了防避空襲而建。1980年代大量人口從鄉村湧進首爾,快速都市化的首爾缺乏居住空間,政府於是允許高度3分之2位於地下的空間使用居住,是半地下屋常態化之始。據統計,首爾現存的半地下房將近23萬戶,平均每20個首爾市民,就有一人住在半地下屋。
由於半地下屋有一半位於地面下、僅有氣窗,沒有陽光也不通風,既陰暗又容易滋生蚊蟲,房價比地上房便宜近半。且位於低窪地區的半地下房,在暴雨侵襲時難以排水,2022年就發生過一家三口因豪雨溺斃在家的悲劇。
尹成老在沒有冷氣的半地下房度過了兩年。他說,浴室內總是佈滿霉斑和蟑螂的足跡。「我後來想想,應該就是在半地下房的時候得了憂鬱症。」因為擔心門診紀錄會影響求職,尹成老不敢去看醫生,他一邊打工,支付每期約300萬韓元的學費,一心希望趕快畢業、趕快找到工作、趕快搬離半地下屋。但生活困頓讓他難以專注學業,畢業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韓國開發硏究院做行政職,雖然是公家民營機關,但他只是非正職員工,月薪只有120萬元(890美元),但2008年間的首爾正職員工,平均月薪已達250萬元,是他的兩倍不止。
非正職員工在年終獎金、休假制度、退職金等都差正職員工一等,而且未必能「轉正」。一名在韓國公司擔任主管的朋友向我透露,如果在公司內無法「轉正」,想找下一份正職工作極之困難,因為「非正式員工」的標籤代表著這個人「有一些不足」,而這種印象很難抹走。
「一開始成為非正式員工的話,就會一直只能當非正式員工了。」第一份工作,尹成老才做了6個月就被解雇;之後他又進到另間公家民營機構,仍只能當非正職員工。憂鬱症發作時他又無法正常上班,深深陷入打零工和非正職交替的惡循環。尹成老越是急著想擺脫貧窮,貧窮就越是緊抓著他不放。
輾轉十多年,尹成老至今從未當過正職員工。如今回想當時,他說自己「一開始就走錯了」。他的意思是,自己從住進半地下房,罹患憂鬱症開始,生活就沒順遂過,加上只要一當起非正式員工,他就擺脫不了這個標籤,「我多次試圖推著自己往前,但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尹成老找到工作後雖然搬離半地下房,但人工太低,他其實沒有多少選擇,於是搬進了保證金200萬韓元、月租20萬韓元的屋塔房,但住了7年多,房子被都更重建,尹成老又頓時失去安身之處,他接著流連在幾位朋友的屋塔房和半地下屋借宿好幾年,2021年才又租了一間半地下房獨居至今。
尹成老如今落腳的聖水洞,是時下韓國年輕人、觀光客喜愛的新潮打卡聖地,原本工廠林立的地鐵聖水站周遭,這幾年進駐了大批網美咖啡廳、時尚快閃店和高大尚的辦公大樓。但熱鬧喧嘩的另一頭,舊式的獨棟住宅密集,隨處可見氣窗緊貼著馬路的半地下屋,灰塵和噪音都能輕易進入,尹成老就安頓在其中一戶,他卻不願意讓我到訪。
「我家真的是亂得不像話。」尹成老拿出照片給我看,想證明所言不假。照片中,半地下室6坪的空間堆滿了雜物、衣物,地上全都是垃圾。我問尹成老睡在哪裡,他指著地上有一小塊鋪在地上的薄墊,只說了一句:「我有病。」
他一邊說一邊自責,怪責自己沒有心力整理房間,一直與我延期採訪時間,還有自己的貧窮。
「地獄朝鮮」
「不要因為找不到工作就喊『地獄朝鮮』,看看ASEAN的話就是『幸福朝鮮』。」-文在寅總統秘書室經濟輔佐官金顯哲在2019年的一場演講上說。
尹成老說自己是典型的「88萬韓元世代」(可類比台灣的「22K」)。他說的是2007年前後開始的韓國現象:當時許多20多歲的韓國青年加入職場當約聘的非正式員工,平均薪水88萬韓元,即約660美元。
衰落並非從2007年左右才開始。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南韓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款195億美元,並進行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令貧富差距加劇,各種併發症還包括企業大量裁員,1百多萬人一夕失業,連三星、現代等大企業也改用派遣和約聘雇職缺取代正職員工。大學生的就業率只有48%,許多人轉向考公務員吃鐵飯碗(延伸閱讀:失落的「考公」夢:韓國人為何不再一窩蜂地去當「神」了?)。
2001年南韓企業的非正職員工比例已達27%,但2004年更達到37%,之後連年都超過3成以上。在最低薪資法還很粗糙的那個年代,經濟學家禹皙熏和資深記者朴權一在合著的《88萬元世代》書中,將平均月領88萬韓元的非正式員工,和絕望畫上等號。
該書雖已在2012年絕版,但12年後,貧窮仍以各種形式寄生在南韓每個角落。過去十多年,又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韓國青年間出現了一個新詞:「地獄朝鮮」。還不是「地獄南韓」--「朝鮮」是一個古代王朝的名稱,從1392年統治朝鮮半島,一直到1910年日本殖民為止。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只有少數精英掌握經濟和政治實權,其餘的人口只能世襲貧窮,一代一代的種地或成為他人的奴僕。很多南韓年青人覺得,今日的南韓也像古代的朝鮮,除非你有世襲的家財,或者能進到「SKY」名牌大學再找到財閥集團的工作,不然就只能不斷付出可能是徒勞的努力去生存。也因此,「N拋」(類似於大陸語境的「躺平」)的人愈來愈多了:不止是「三拋」(放棄戀愛﹑結婚﹑生小孩),還拋棄了正職﹑人際關係﹑屬於自己的家﹑夢想﹑健康﹑外貌﹑人生……N項能讓人活得像個人的一切。
到了今日,世襲貧窮的人,似乎在首爾都住到了包括考試院在內的「地獄苦」裡頭。隨著南韓經濟在80年代起飛,越來越多青年離鄉背井,湧入首爾求學、求職。1980到1990年間,首爾人口增長近200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達1.7萬人;1997年後,失序的經濟和就業環境讓廉價的租屋的需求急增,越來越多大學生、勞工、職場人以及失業人口住進考試院。考試院不再只是考生的考試院,考試院也成為不該是家的家。
根據2020年的《首爾考試院報告》,2019年全韓國的考試院有11,605個,光是首爾就佔了一半、超過5800個,每個考試院平均有37.3個房間,再計算空屋率,在首爾,至少有15萬人住在考試院。報告也顯示,有將近4成的首爾考試院沒有窗戶、將近6成的考試院房間面積不到2.1坪、月租金低於30萬韓元的廉價考試院占了4成2。
求職難、低薪和高居住成本,讓首爾的青壯年湧入考試院。根據《首爾考試院報告》調查考試院居民的收入,有3成7的居民月收入未達100萬韓元、3成6的居民收入介於100萬至200萬韓元,1成8的居民收入介於200萬至300萬韓元。
而考試院似乎也承載了某種社會底層的文化想像。在李棟旭和任時完主演,以考試院為主要場景的恐怖韓劇《他人即地獄》裡,考試院的逼仄﹑陰暗和壓抑,不止是體現了貧窮,還滋生了罪惡﹑暴力--見不得光,不容於「正常」主流社會的一切。在《他人即地獄》裡,考試院的住客總是鬱鬱不得志,在職場被上司欺負,被同事看不起,而那些無處宣發的積鬱,都在考試院幽暗狹小的空間裡,變成了對他人的惡意。
而現實中發生在考試院的社會案件也不少。像是2008年造成6死的論峴洞縱火殺人案、2015年的考試院員工偷拍案、2018年的鐘路考試院火災7死案等,都為考試院蒙上一層陰影。
或者,像奉俊昊導演的《寄生上流》(Parasite;另譯《寄生蟲》)裡說的那樣:貧窮是有味道的。一旦窮人越過了階級的界線,他們的「窮酸味」,無論用多少洗衣粉都難以掩蓋。
正如金佑鎮說的,住在考試院「不是值得說嘴的事情」。在現實社會,考試院不一定是奮發向上,用才華和汗水實現階級流動的地方--許多人搬進考試院是因為窮,而考試院在某種程度上,又合理化了他們的處境。貧窮的人繼續貧窮,住在考試院的人繼續住在考試院,在金融風暴後貧富懸殊﹑階級固化的南韓,似乎是鮮有人質疑的事情。就像尹成老一樣,一天是非正職員工,永遠都是非正職員工。
土湯匙的「現實自覺時刻」
你是金湯匙、銀湯匙、土湯匙﹑還是屎湯匙?
帶著對居住問題的疑問,我們來到首爾的「無殼蝸牛辦公室」。「無殼蝸牛」(Min Snail Coop)希望以合作社形式,持續發展非營利,可負擔的住房。他們目前在全國負責14棟公共住宅(公屋)的招募和管理,現有3百多名住客。合作社理事長鄭基雍(音譯)告訴我們,公屋的租金約市價一半,而大部分的房客都是20、30歲左右的年輕人,平均月收入約200萬韓元。
「2020年,年輕的一人家庭平均月收入是205萬韓元,但首爾公寓的中位數接近9.9億韓元,簡單計算的話,要不吃不喝40年才買得起一套公寓」,無殼蝸牛聯盟委員長池秀告訴我們,在首爾想成為有殼蝸牛,並不容易,韓國年輕人真正面臨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正透過世襲加劇」。池秀指出,「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累積的差距,正在不斷加深」,因為底層20%的人和上層20%的人,收入差距7.7倍,資產差距更高達35倍,「這意味底層的人想獲得和上層的人一樣的收入,必須多努力7.7年。」
池秀的說法,來自2018年和2021年的統計數據:2018年的底層20%家庭月平均收入為131萬多韓元,上層20%家庭月收入卻是這個數字的6倍有多。同時,20、30歲的底層和上層年輕人資產差異,是2473萬韓元對比上8.7億韓元。
無論在哪裡,能繼承父母的財產的人總是能更快累積財富;而在南韓,這種家庭背景的優勢,最能體現在教育資源上:「能進去SKY名牌大學的人,父母都集中在高收入階層。」家境也影響了居住的起步,「如果父母能提供1、2億韓元的資金,那一開始就能住在好的地方,但如果沒有,你就必須要做出選擇—住考試院或是回父母家一起住,」池秀說。
近年韓國流行「湯匙階級論」,以金湯匙、銀湯匙、土湯匙﹑屎湯匙等比喻家庭階級背景。網路還流傳著「土湯匙標準清單」,用以判斷一個人是否為土湯匙階級:家中有沒有債務﹑父母從小有沒有教導「不要浪費食物」﹑家中有沒有浴缸﹑電視有沒有超過30寸﹑肉類料理是不是都是湯類……
而金湯匙家庭,在小孩出生開始,就以小孩名義存款、買賣股票、避稅,讓孩子擁有第一桶金。近年來多名南韓官員都曾被揭子女擁有高額存款。許多人為了讓孩子擠身名門中小學,不惜違法假遷戶籍,當中包括前總統李明博,他最後被逼公開致歉。這種必須要想盡辦法領先的心態,即使到了孩子的高中、大學階段都沒有停止:前後任的韓國法務部長曹國、韓東勳都被質疑過孩子掛名論文共同作者,或是找代筆為孩子寫論文。而出社會後,拉拔同校前後輩,或是利用人脈安插親友進入職場,成為所謂的「降落傘(낙하산)」,甚至有七成韓國人都稱見識過。
在重視血緣、地緣、學緣的韓國社會,透過財富、勢力,盤根錯節地鞏固既有的階級結構,從就學到就業,為上層階級築起一道高牆。而這種階級文化甚至影響到孩子:2019年,有媒體報道釜山小學生之間以「舊公寓乞丐(빌거지)」、「公屋乞丐(엘거지)」等語來侮辱出身公屋的同學。一名年輕的韓國朋友也告訴我,同學父母開什麼品牌的車來接送、揹著什麼品牌書包來上學、穿著什麼品牌衣服,連小學生之間都會談論--他們會以此決定要不要和你當朋友。
北漂首爾的尹成老,就向我自稱是「土湯匙」,即便名校畢業,搬到被稱為「機遇之地」的首爾,也還是只能落腳半地下房,在陰鬱潮濕的房內生活。他說自己有所謂的「현타(現實自覺時刻)」,即幻想破滅,直面現實殘酷的一刻。「以前覺得想做什麼就能做,但覺悟後才知道現實有多艱苦。」從「自覺」而來的無力感,佔據尹成老整個青年時代。
像尹成老這樣從外地湧入首爾,買不起房子也租不起單人房,不得已住進考試院的青年不在少數。但池秀指出,社會風氣總是刻意營銷「年輕人住考試院能存錢,未來就能住更好的房子」的信念,描繪一種「為了將來的榮耀而等待」的夢幻情境,但事實上許多建商、投資客藉此將房子改建成考試院出租牟利,而且租金越來越昂貴,有些甚至需要繳交保證金。「考試院早就變成一種投資商品了。」她說。
為甚麼那麼多青年會選擇住在考試院?一家首爾考試院出租新創企業的負責人對我說:「因為有夢想,住在考試院能存錢。」「有目標的人根本不會介意這個空間(考試院)。」我想起池秀說的社會氛圍--好像所有人都要你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你終有一天可以不用住在考試院。我不禁想起金佑鎮和尹成老的經歷。
池秀也指出,住屋貧窮問題甚至也愈趨地域化。以前廉價和高檔的住宅混雜,但如今首爾一直在淘汰舊社區,有錢能住進公寓社區的人們就成為共同體,「不是說你住在考試院,我就不跟你交朋友,只是我從出生開始,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樣是富家子弟。這就構成了某種階級。」油水分離的階級屏障,還具有排他性。
而且,社區居民會反對在區內興建公屋,常見的原因是「社區會因此變成難民營」,而且「年輕人的租屋客增加,性犯罪也會變多」。這些歧視言論讓公共住宅推動不易,而且,住在考試院或其他惡劣環境的人,為了不想背負污名,甚至很難理直氣壯地表達想入住公屋的渴望。
後記
過去上演漢江奇蹟後,南韓一直在刷新自己的紀錄,並且在2017年以世界第十大經濟體之姿,入列「30-50俱樂部」,即國民人均收入3萬美元以上、人口達5千萬以上的進步國家。但真實的韓國還包括這些數據:每5名獨居青年之中就有1名處於貧困;65歲以上的老人中有4成處於貧困。南韓是37個成員國中,老人貧困比例最高的國家。同時,南韓每10名獨居老人,就有7名屬於貧窮。
許多獨居老人,除了選擇住在「지옥고(地獄苦)」,還有另一個最不得已的去處--蟻居房(쪽방)。
在玻璃帷幕的辦公大樓環繞首爾地鐵站後方、東大門周遭的昌信洞、永登浦區等地,還是有由蟻居房堆疊出的蟻居村。我從首爾地鐵站走過去,爬上小山坡後,在曲折的小巷深處找到一大堆矮房。它們大多由粗糙的木板隔間,牆面斑駁,房門比人還矮。
蟻居房不像考試院,有專人打掃整理公共區域或協助住戶處理大小事。月租平均18萬韓元的蟻居房,幾乎只有1坪大小的空間,連床都沒有,住戶席地而睡,私人物品在有限的空間堆到天花板, 許多浴室沒有熱水。
從考試院到蟻居房走一遭,我突然想起尹成老在消除貧困集會上大力揮舞標語、用力吹著號角的模樣。我知道他仍懷抱著希望。「大家承受著各種居住問題的痛苦,我發聲是希望能改變。我經歷過這些痛苦,如果能解決,很多人就能過得更好。」他跟我說。
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問尹成老,希望以後住在什麼樣的房子?他說:「只要住在地上就好。」金佑鎮則說:「沒必要住公寓,有兩個房間就很好了。」尹成老和金佑鎮是好朋友。我和他們倆聊了一晚,最後他們說想去吃消夜,尹成老還笑嘻嘻地跟我說:「晚上九點到十點, KFC炸雞買一送一。」
兩人向我鞠躬道別,笑著鬧著,一起融入首爾街頭的人群之中。
无止境的地狱苦,阶级固化后看不见希望的未来。不要再责怪年轻人不努力,所谓的越努力越幸运,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不过是政府需要韭菜们继续埋头工作的大饼罢了。
@madlex 畀人串兩句就話人惡過共產黨🤣 我反而覺得是你咁玻璃心十足十共產黨同班小粉紅窩🤣
@madlex 最簡單的一個錯誤就是將 「住」 取代了「租」和「購買」兩個概念。首爾近郊的物業購買單價當然比市中心平啦,問題是首爾的城市化進程遠比日本短,城市的型態也和日本很不一樣。首爾近郊邊有咁多被分割成極細間,月租又低,最重要的是按押金都低的地下室,又或者是考試院?實際上低收入人士要租郊區的單位往往要準備更多的押金和租金。而且韓國的租屋供應以傳貰和需要高額押金的月租房為主。即使郊區地價較低,買樓上車較易。對於租客而言,要找到合適可負擔的租盤反倒不易。
@芋泥波波掘掘子 你呢啲內容太深奧啦🤣 @madlex除咗識話人左膠同小學生先要學嘅常識,其他嘢都唔識嘎🤣
东京首都圈的交通便利决定了这种情况不会广泛出现。出了23区照样有密度不低的交通网络,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特快、通勤特快等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长距离移动的先进调度,而长距离产生的交通费本身又可以由企业来报销。就这一点来说,首尔或者香港是无法和东京相比的
住得偏遠,即使肯付出時間但相對都要負擔車費。
日本有「通勤手当」,公司係會幫助員工負擔交通費。企業代替政府養人既思維全世界都學唔到。假設想實行交通補貼,右派政府就會強調企業競爭力唔會搞,左派政府就會想派交通補助,但係一堆門檻結果無人申請到。有時候,真係唔係「你睇隔離小明都考到100分點解你考唔到」既思維可以解決。
我只係講出事實,結果左膠大條道理惡過共產黨。咁你答我,點解日本人做得到韓國人做唔到?
感谢这样的报道
@madlex 照你咁講,住深水埗,土瓜灣劏房果啲個個都抵死啦🙊,點解佢哋唔翻深圳租屋住(有趣的是,這也是很多大陸小粉紅對香港人的看法,所以話右膠同小粉紅真係一脈相承)🙈
@madlex 啲右膠傲慢到😅 又喺度走出來秀智商下限了🤣
端好样的
在香港的露宿者會被警察打。
非正式員工的薪資不受韓國最低時薪/月薪的保障嗎?第一位的月薪也未免太低了
東京住不起的人會住到埼玉同千葉,不會住地下室也要住23區。
“2018年的底层20%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31万多韩元”,折合人民币7000多,“上层20%家庭月收入是这个数字的6倍有多”,折合人民币4万多,和北京差不多水平?或者北京差距更大。
同时第一位月收入1万多点,月租2500在北京也就只能住的偏远通勤很久或小小单间。
感谢扎实采访带来的详细报道,了解到了很是陌生的韩国年轻人现状。
怎麼看起來比香港還慘⋯⋯
很好,有東京類似狀況的報導嗎?
好文
边看边想到金爱烂和韩江的小说,看的我大痛特痛
很好的文章!因為沒有在韓國生活過,對韓國的居住狀況只能從有限的影視文學了解。這篇文章涵蓋了之前熟悉和不熟悉的首爾居住環境,對了解當地的生活很有幫助👍
想到金愛爛的《外面是夏天》裡面的一篇《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