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現在，我仍然能清楚聽到Maryam的聲音。
每次當我拿起電話打給她，她總會笑著跟我打招呼：「Ask, bride！」掛線前她會說：「向烈士們問好。」我說，快別這麼說吧，實在太悲觀了。她總是豁達地笑笑：「我們都是烈士，只是我們時候未到。」
Maryam Abu Daqqa 是我的朋友、同事和工作夥伴。她才32歲，是一位母親，像我一樣是自由記者。今年8月，她在納賽爾醫院被殺，那時她正在醫院進行直播報導。
Maryam 經歷過太多生離死別。她的哥哥在2018年的加沙邊境抗議事件中喪生。她曾經把自己的腎臟捐給父親，救了他的性命。2024年，她的母親在加沙癱瘓的醫療系統無力救治下去世。然而她仍然是我們快樂的泉源。她會在電話裡開玩笑，稱朋友為「新娘」，提醒我們不要失去希望，即使她自己已經筋疲力盡。
Maryam 是戰爭開始以來被殺害的二百多名記者之一。這似乎已是屬於這一代巴勒斯坦記者的宿命：沒有人保護我們、沒有保險、沒有足夠的報酬，而且往往沒有變老的機會。
在加沙，生活與新聞工作完全分不開。我也是一名記者，當我和家人在倉促逃離空襲時，我懷裡還是揣著筆記本，準備記錄和採訪；當鄰居談論無日無之的轟炸時，我錄下他們的聲音。當悲傷在我胸中燃燒時，我把它寫下來，因為悲傷也是見證。
如今對我們的轟炸已持續兩年。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我們一直在想：戰爭何時會結束？
我們曾經以為這場戰爭會像過去一樣，持續一兩個月，或許稍長一些。但戰爭以極大的強度和暴力開始，平民被迫離開家園、住進帳篷。每一次停火階段，無論是兩週還是四十天，都不足以讓加沙從戰爭的苦難中恢復過來。戰爭始於流離失所和猛烈轟炸，後來演變成飢餓和基本生活物資的匱乏。
2025年1月，當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時，加沙人對他抱有很高的期望，相信他有能力迫使內塔尼亞胡同意實質的停火計劃。他確實做到了——停火持續了近四十天。然而當戰事重啟，一切變得更加暴力和殘酷。過境口岸被關閉，食物、水和藥品都無法進入加沙地帶。
他們的死都沒有成為頭條新聞
我記得在一次襲擊後去Maryam家的那天。她的牆壁被完全燒焦了。她笑著對我說，轟炸發生時她住的大樓不住晃動，而她做的是拿起攝錄機拍攝。她總是說「我從不相信盾牌和頭盔能保護我，但我必須去現場。」她的話留在我腦中良久：她的確一次又一次地選擇奔往最險惡的現場，因為必須有人捕捉畫面、講述故事、展示苦難。
作為記者，我們住在醫院附近搭建的帳篷裡、受損的房屋裡，或部分仍然屹立的建築物中。有些晚上我們根本無電可用。有些晚上，網絡線路被切斷，我們爬到危樓最高的樓層，把手機貼在裂開的牆上，盼望著手機能收到一格信號，這樣我們就可以上傳照片或發送報導。
加沙的苦難也刻在記者身上。我看過我的同事在直播鏡頭前因飢餓而暈倒在地上，那時他已經三天沒吃過任何東西。我看到過攝影師帶著流血的傷口繼續工作，因為他們相信，講述故事比他們的性命更重要。
某個晚上，我在汗尤尼斯（Khan Yunis）附近的新聞室裡（實際上只是一個臨時搭的帳篷）。我們收到了加沙最大的醫院受襲的最新消息。Maryam打電話過來，叫我們保持警惕，而她已經手持攝影機前往現場。我在電話裡懇求她等一下，小心一點。她回答說：「別擔心，we are doing our job。」
那是我們在她去世前的最後一次通話。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數據，在不到二十三個月的時間裡，加沙已有220名記者遇害。加沙媒體中心報告有238名媒體工作者死亡。聯合國機構和新聞組織不斷譴責針對記者的攻擊。
2025年8月，納賽爾醫院遭遇雙重打擊（double-tap attack），造成二十二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記者：Maryam、馬斯里、薩拉馬、塔哈和阿齊茲。「雙重打擊」是以色列在對加沙的襲擊中反覆出現的方法：第一次爆炸後，當醫護人員和記者趕來時，以軍會開始第二次襲擊，連醫護和記者一起殺死。納賽爾醫院發生的就是這種情況。
以色列聲稱襲擊是為了針對一部「屬於哈馬斯的監控攝像頭」，而不是醫護和記者。但視頻錄像和法醫分析後來推翻了以色列的說法；調查顯示，那部攝影機實際屬於為路透社工作的馬斯里，而以軍在對醫院襲擊前完全沒有發出任何警告。
在加沙的記者沒有多少防護裝備，而印上「Press」字樣的新聞工作者背心或頭盔，完全不能保證我們性命無虞。有時軍車或監視無人機會把我們誤認為是戰鬥人員。更多時候，他們明知道我們不是任何戰鬥人員，但卻仍然認為我們是可以犧牲的生命。
我們每天都在與死亡談判。我們觀察炮擊的模式，追蹤夜間襲擊的時間，跟隨關於軍事行動的傳言。我們必須在爆炸發生的瞬間，就決定是留在建築物裡還是逃跑。我們經常要立刻判斷一條路線是否太危險。當無人機在頭頂盤旋時，我會停下腳步，然後心跳加速，開始怪責自己為甚麼帶著這麼沉重的錄影設備，畢竟輕裝可能救我一命。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對編輯有耐心，在直播時保持冷靜，在報道時聲音清晰。這是在加沙當記者的，沉重無比的雙重負擔：我們每天目睹死亡和破壞，我們自己沒有食物，無家可歸，但我們還是必須製作準確的報導和影像、專業﹑詡實地核實信息。
自戰爭開始以來，反覆的流離失所已成為我的常態。我和家人幾十次被逼逃亡，尋找躲避轟炸的庇護所，尋找更安全的角落，試圖帶走我們能帶的少許物品。一次搬遷中，我遺下了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一半的記憶卡和書，至今仍心痛不已。另一次，我們沒有帶毯子，與陌生人擠在帳篷裡。
我們很多人連續幾天沒得吃得上任何食物。燃料持續稀缺。水是極為珍貴的資源。有時我餓得無法集中注意力，視線模糊，手臂無力。我會錯過截稿時間。在夜裡，聽著遠方的炮聲，我會在黑暗中無法自控地哭。但我一直在發送報導。因為如果我停下來，我就是自願沉默了。
在Maryam的母親去世後，我去過她的帳篷探望她。她身體很虛弱，母親的死對她是極其沉重的打擊，但她仍在錄音，打電話敦促其他記者保持安全。後來我得知她從未真正休息過。即使活在無邊的戰火與衝突中，即使悲傷尖銳得無法忽視，她還是一直在當一個新聞記者。
8月早些時候，半島電視台記者謝里夫和他的四名同事在希法醫院外的新聞帳篷遭遇空襲身亡。以色列軍方聲稱謝里夫與哈馬斯有關聯，但沒有提供公開證據。這一說法遭到新聞自由組織的否定。
2025年5月，加沙城記者索貝在里馬爾社區的空襲中遇害。3月，半島電視台Mubasher記者沙巴特在停火後以色列恢復空襲時被殺。2024年7月，半島電視台記者古爾在報導沙提難民營事件時在空襲中遇害。
這些是我們知道的名字。還有更多人仍然匿名——自由記者、當地電台主持人、協調員、攝像師，他們的死亡都沒有成為頭條新聞。
特朗普給的「希望」
兩年後，加沙人熱切渴望和平，而和平的最大希望，是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停火計劃。
今年8月，特朗普在阿拉伯和歐洲國家的支持下向媒體宣布了他的停火計劃。該計劃要求在加沙實現停火、准許人道援助進入、以色列軍隊逐步撤出，並將加沙交由特朗普和英國前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領導的和平委員會管理。這項計劃是在以色列襲擊卡塔爾——停火談判的關鍵調解國——之後，阿拉伯和歐洲世界施加強大壓力的結果。
自特朗普計劃公布以來，加沙的巴勒斯坦民眾在現實生活和社交媒體上都有熱烈反應，意見分為兩派：一派支持該計劃並要求哈馬斯接受；另一派則拒絕該計劃，即便拒絕意味著戰爭將持續下去——他們擔心的是國際社會對加沙的控制。
三十五歲的 Nevin Al-Barbari 來自加沙城，戰爭一開始她就被迫逃離家園。2023年10月底，她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 Reem 出生了。她抱著女兒沿著薩拉丁街向南逃難，在內扎里姆檢查站遭遇了一次可怕的經歷。一名以色列士兵懷疑她手中抱著的不是嬰兒，要求她把孩子舉起來，脫掉毯子，檢查後才允許她通過。
流離失所期間，她經歷了最艱難的處境，在拉法和代爾拜拉之間輾轉。她一直在等待戰爭停止的那一刻，為女兒不認識自己家而難過。今年1月停火期間，這個夢想實現了。從那個月起，她一直住在加沙城中心的家裡。她的女兒認得自己的房子和房間。
兩個月前，她的父親和兄弟在家中遇襲身亡。他們的墳墓就在附近。「我們感覺離他們很近，」她說。如今，以色列軍隊要求居民再次向南逃離，以便佔領和摧毀這座城市，但她拒絕了。坦克距離她家只有兩公里。國防部長卡茨（Israel Katz）指所有留在城裡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或恐怖主義支持者。「我們是厭倦了流離失所的平民，」她說。
「我請求哈馬斯同意特朗普的計劃，停止這場醜陋的戰爭，」她說。「我女兒現在會說話了。她已經在戰爭中生活了兩年，現在以色列軍隊封鎖了城市的出口，我們生活在最困難的條件下。轟炸在繼續，離我們越來越近，我每天都覺得很焦慮。這就是為什麼我請求哈馬斯迅速批准這項計劃，拯救加沙人民。」
四十六歲的 Inas Al-Batniji 同樣迫切。「我們請求哈馬斯同意這項計劃，不惜任何代價，」她說。「我們知道它包含嚴苛的條款，但最重要的是現在就停止戰爭。以色列已經摧毀了加沙的一切。這裡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了。我們還在等什麼？」
三個月前，她二十多歲的兒子站在房子前面，旁邊發生了轟炸，他的腿被碎片擊中，最後只能截肢。「他有什麼錯，要在沒有一條腿的情況下繼續生活？」她問道。「我們厭倦了反覆的流離失所、高物價、飢荒和殺戮。我們想要任何解決方案。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還沒有停止，現在全世界面前出現了這個機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哈馬斯毫不猶豫地同意它，為了那些被殺害的兒童、婦女和年輕人。」
但並非所有加沙人都將這項計劃視為機會。來自汗尤尼斯的二十五歲青年 Salem Awad 對我說：「不幸的是，經過兩年史無前例的漫長戰爭，我們被迫考慮一個對我們來說很困難的計劃。國際管理機構接管加沙，意味著它將無法從佔領中解放出來。我們正面臨加沙的艱難階段。我們不知道在這個奇怪的計劃下，我們地區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我認為這是一個以色列的計劃，而不是美國的計劃。」
Salem 承認加沙人真的筋疲力盡了。「但民眾尋求的是結束戰爭、援助進入和軍隊撤出。這是那些極度厭倦戰爭的人們所關心的。我們希望每天的殺戮停止，婦女和兒童因飢餓而發出的哭聲必須停止。而作為回報，必須確認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完全的巴勒斯坦的管理之下。我們處於艱難階段，但不幸的是，沒有其他選擇。」
四十歲的 Maha Abu Alkas 來自加沙城，她用更尖銳的語言表達了這種困境。「在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最近宣布所謂『和平計劃』的那一刻，加沙人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接受意味著放棄許多籌碼，但也可能意味著擺脫持續兩年的死亡磨坊；而拒絕似乎是對尊嚴的堅持，卻會導致更嚴酷的命運。」
「這個等式看起來是兩個傷口之間的選擇：兩者都在流血，」她說。「在政治上，這種做法強化了一種觀念，即加沙不再有權決定自己的土地和武器。在人道主義上，它讓人民陷入困境——一種可能性會減輕流血，另一種可能性會增加損失。」
她反思了本可能發生的情況。「現實是，襲擊加沙的毀滅並非始於今天，而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早期的和解——即使痛苦——本可以拯救生命，讓這座城市活下來。但今天，在毀滅主導一切的情況下，問題不再是我們獲得什麼或失去什麼，而是我們如何逃離他們試圖把我們推入的更深的深淵。」
見證的重量
哈馬斯在10月3日晚有條件同意了停火協議。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促以色列立即停火，但當晚，在我所在的加沙南部，還有加沙城，轟炸的聲音沒有停止過。世界列強的談判﹑斡旋，雖然和我們的性命息息相關，我們的希望總是一次又一次落空，雖然它總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燃。
我們想活下去，和家人一起，和朋友一起。
而今兩年過去了，有些東西變得硬如磐石，有些則以痛苦的方式轉變著。世界的目光已經閃爍不定。在最初幾個月，加沙的影像佔據了頭版。現在，這些影像成為穩定新聞節奏的一部分，停下來觀看的讀者越來越少，但我們的處境愈來愈惡劣。
聯合國和人權機構敦促各國防止新聞封鎖,呼籲關注加沙記者「正在挨餓、失去家人、睡在帳篷裡、像加沙其他民眾一樣成為攻擊目標」。然而這些呼籲很少轉化為安全通道、保護機制或執法行動。
針對性攻擊的模式持續存在。納賽爾醫院襲擊後，各種證據推翻了以色列關於目標是哈馬斯攝像頭的官方說法。這種矛盾很常見。許多人終於看見戰爭的真相，國際聲明和報告不斷增加，但問責與呼籲很少帶來後果。
每天醒來時，我身體裡都有兩種矛盾的情緒：一種是強烈的責任，一種是同樣強烈的恐懼。然後我會想：今天我必須活下來。今天我必須把故事寫下去。
我承載著記憶。我記得Maryam的笑聲，她堅持認為即使在飽受戰禍的加沙，生活也有美麗的，值得我們銘記的地方。我承載著我拍攝的影像：孩子們在廢墟中行走,母親們懷抱嬰兒,救護車載走屍體。我承載著恐懼：如果下一個是我呢？我承載著失去：每一次打出一個電話，我都怕另一端的同事、朋友、家人不會再接聽。
兩年了，我們仍然在這裡。我們繼續報道，因為我們的生命和加沙的故事都依賴著我們的堅持。Maryam 是我的記者姊妹，她的缺席在我心裡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洞。但每一次，當我稍有動搖時，我就記起她的話語、她的笑聲。然後我再次拿起攝影機，趕到現場，繼續書寫。因為保持沉默，就是同意被抹去。而我絕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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